【记忆】南部县城理发祖师爷的辛酸历程——尘封的南部故人旧事揭秘 ‖ 沈前文 刘松乔
口述/沈前文 整理/刘松乔
写在前面的话：理发业以前叫剃头业、整容业。清朝以前，汉人是不剃头的，一直到了满人入关逼汉人剃头，才出现了剃头业。民国以后，剪去头发才通称理发。
南部县理发业的发展兴盛，与乐群路上的沈家有直接关系。笔者采访了已80岁的传人沈前文，将其口述整理成文，从中可管窥到市井百姓在各个不同时期的社会生活状态，其喜怒哀乐、福祸荣辱无不与特定的历史背景息息相关。
我父亲叫沈焕章，又名沈光福，1906年生于蓬安县陆坝乡豹子湾羊儿山。他9岁到富利乡学理发，在黄桷树下摆个摊摊，土罐子烧水，个个都是刮光脑壳，修个面，掏下耳朵。11岁时，父亲跟师傅到成都闯荡，走到三台碰上丢包的，师傅不动声色，解下头上的白帕子包砣油光石。等到对方来搭话，扯起包帕就打，边打边骂：“老子都是个跑滩匠，你龟儿子耍这些鬼板眼，瞎了你的狗眼！”打得歹徒跪地求饶。一路上，师傅告诉父亲：江湖凶险，人心叵测，出门在外，随时都要多长个心眼，莫贪莫占，逢善莫欺，逢恶不惧……
到了成都，师傅渐渐站稳了脚，父亲也一年年长大，不但跟着师傅学会了理发的新技术，也打开了眼界，学会了为人处事，脑瓜子活络起来。学徒期间，父亲住阁楼，楼上住着一个有文化的商人。晚上无事便教父亲认字，规定每天晚上认5到10个字。几年下来，父亲能认4000多字，能顺利阅读书报，但从未提笔写过。认得写不来，直至去世。
父亲自立门户后与母亲结婚，生下我们兄妹3人：姐姐素清，哥哥宗文，我是老三。父亲的生意不断扩大，开了3间理发店：将军衙门一个，东大街一个，长胜街一个，每个都是6间口面。父亲当老板搞管理，每天黄昏背个大口袋到各店收银元。银元多了就换成金条。
1938年11月8日，成都遭遇第一次日本飞机大轰炸。在后来的几年中，父母一听到防空警报，就带着我们几兄妹“跑警报”（又叫跑飞机）。1941年7月27日，警报声中我们全家跑到少成公园躲避。我们先是听到远处机声隆隆，渐渐地声音越来越大，好像大地都在震动，随后就听见连续不断的爆炸声。敌机低空飞行，机翼端的日本太阳徽记和飞行员的脸都能看清。一连串的炸弹循着一条斜线向下飞来，还伴随着哒哒哒的机枪扫射。一些市民躲在公园的树林下，以为敌机驾驶员看不见人影就行。结果，伤亡很大，血肉横飞，树枝上挂满了残肢碎肉。姐姐与哥哥从旱拱桥下跑出来，被当场炸死。我被烧伤，当时4岁，对轰炸的情景并无记忆。
上述实况是父亲告诉我的，是我们一家人永远难以平复的伤痛。长大了从资料上得知，这是日军对成都的第15次轰炸（一共22次），是轰炸最为严重的一次，共出动108架中型轰炸机，投弹800—1000枚之间，被毁街道82条，毁灭房屋3205间，死亡人数698人，受伤1368人，被炸面积约3平方公里。
我家受此重创，把3个口面贱价卖了，搬到广元用金条买下雅园，又开理发店。广元也遭炸，主要是轰炸大华纱厂，父亲被迫卖掉雅园，坐船顺水到南部县。
因土匪多，父亲把装银元的麻布口袋拴在座位下面。我们回到富利，外爷在那儿开金厂，借走父亲400个银元，因打洞砸死了人，全亏了。金厂开不下去，我家一下败光，穷得没法收拾。父亲只好挑着担子到南部县河坝头摆摊理发，向隔房幺爸沈干成借了300个法币（沈干成当时是城里第二大发财人，第一个发财人叫混老二，是孟万东之父），去河坝头租了一间房子开理发店，并招收了两个徒弟。两个徒弟是十一二岁的娃娃，都是无家可归的讨口子，一个叫张正武，太平人；一个叫何泽生，凤凰人。
当时南部县只有马贵亭开了个大理发店，在正街上，有4个口面，但只会刮光头。父亲的店开展新式理发：剪平头，剪圆头，剪分头，剪抹脚子，肤炭吹风，火夹子烫头，铁棍子烫头等，把成都的新技术带回了小县城。由于迎合了人们爱美的要求，生意越来越好，扩大到3间口面。乐群路天主教堂的董神父叫父亲租他的房子，于是理发店搬到乐群路，4间口面，徒弟十几个，连同烧水的、洗帕子的，多达20多人。马贵亭的店被冲垮了，他的大儿子来父亲店里挑水，二儿子去了南充话剧团。
父亲独家经营，出名了，有钱了，就在理发店对面修了两间房子，外搭一间草棚，开栈房、茶馆和洗澡堂，专门歇拉架架车和背背子的苦力，供放车住宿吃饭。那时国民党拉壮丁，店里有20多个小伙子，被官府盯上了，父亲不得不想法找保护伞，意欲加入国民党。但理发匠属下九流，不够格，国民党不肯要。余继朴是青年党的头子，他主动给父亲说，我们党不讲身份，但你店里所有人都得参加，成立一个支部，你当小组长。父亲依计而行，凭此身份还当上了县参议员和理发行业的董事长。有了这两个职务后，身价提高了，工作也多起来了。外地来南部的业界同行，有过路歇脚的，有联系公务的，都要招待，要送路费，有个别要留下来的，还得安排活干，与店员一起分成。这几年中，父亲上下周旋，结交了三教九流。由于乐善好施，疏财仗义，成为理发界的大哥大，名声远扬。
父亲这个人喜欢做好事，救人于危难，交了不少朋友，试举几例。
阆中一伙拉架架车的人常来父亲的栈房住，车子一放，吃饭，洗脚，然后上楼打牌，实际上是开会。警察发现这伙人行迹可疑，抓捕起来予以拷问，但嘴硬，什么也没问出来。父亲以青年党的名义把他们保出来并治伤。伤好后送他们回阆中。不久即解放。这群人其实是地下党，李大汉当了县长，何志高当了河溪区区委书记，廖元忠也当了领导干部。他们去南充开会路过南部，还专程登门看望父亲，感谢救命之恩。
新中国成立前几个月的一天，隔壁的小商贩张辅成来找父亲说，公安局的一个老乡告诉他，监狱里有个外乡的跑滩匠病得快死了，抓进来是因为有人举报说这人是共产党，但打死都问不出口供，如果有人担保，就会放出来。
“我想保，但没嘴没面，沈爷你爱做好事，去把这人保出吧！”父亲爽快答应，把这个人保释出来安顿在栈房里，管吃管喝，给他治病。一个多月后病好了。临走头晚，这人对父亲坦露真情：他是金堂暴动的领导人，遭到通辑，来南部躲避而被捕，他现在要回去迎接解放。父亲给了他20个大洋做盘缠，并给他准备了针头麻线，要他装扮成货郎。
新中国成立后，这个人当了成都东郊一个大国防厂的党委书记，写信叫父亲去，可以安排工作，娃娃读书也可以解决。拜把兄弟李青山也当了西城区党委书记，也写信叫父亲去。但父亲不肯离乡背井，没去。
最早的徒弟张正武后来自立门户，在南门桥租房开理发店。1949年某天，父亲路过见店门紧闭，一问才知道，张正武得了很严重的遗精病回老家了。父亲派人去太平桥霸王坡把他接进城里，帮他看好了病。
父亲乐于助人是出于他善良的本性和豪爽的性格，并未想过回报。但受助人大多感恩在心，一有机会即予报答。
“文革”中“清队”运动时，县革委一人、人保组一人、饮食服务公司一人，3人组成一个外调组去重庆搞调查，晚上歇号找不到栈房，跑了若干家都没床位。午夜，飘着雪，到了七星岗一家大旅馆，3人精疲力尽，又冷又饿，向工作人员苦苦哀求留宿，遭拒，再求，被推出门去。正在纠缠不休之际，经理路过，一听口音是南部县人，便认起了老乡。经理进一步询问：你们认识沈焕章吗？饮食服务公司的连忙说：认识认识，就是我们单位的。经理大喜过望，自述道：“我叫赵家安，沈焕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哪！我是李渡人，当年为逃婚跑到南部，是沈老板收留了我，并教我学理发。几个月后，家人发现了我的行踪，要弄我回去。沈老板送了我10个银元两套衣服，叫我连夜潜逃。我跑到重庆，混到今天，终于站住了脚。”
经理吩咐，马上在保管室铺好床位，热水热茶热面条，真是雪中送炭，第二天还置酒招待。一连7天，赵经理无微不至。临走，还托他们给父亲捎来一包木耳黄花，他们当然不便对赵说父亲是管制份子的真实身份。回到南部，他们拿上木耳黄花上门看望父亲，叙说了这段经历。
1949年底，父亲把城里的房子卖了一间回乡下买了20亩田地，还没来得及收租就赶上土改，被划为工商业资本家，田地没收。全城理发行业合并后分为3个店：东街一个，车站一个，乐群路一个，四六分账。1957年鸣放，父亲被定为坏分子，弄到牛巷子纸巾厂拈纸巾，月薪只有16元，养7个小孩，生活困难极了。1961年，居委会叫他在东门上东风饭店对面开理发店，两年后收归理发社。
父亲受压挨整遭批斗罚跪，受尽屈辱，穷窘之极，但仍不急不躁，从容忍耐。1979年落实政策，公安局办案人员来访，问他对共产党有啥看法，他平静地说：我与刘少奇、彭德怀相比，他们多大的冤啊，我一个平头老百姓，算不了什么。摘帽平反后，接着退休，每月领20元退休费，我给他拿三四十元添补生活。1984年，父亲以79岁高龄离世。
与我父亲同时代的老南部人都知道，是沈焕章开创了南部县城人的理发、洗浴新风尚。因他的领引，城里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摩登了，洋盘了。县城附近的农村青年也进城理发，回去吹嘘说：这叫理发，不是剃老壳！引得年轻姑娘都多看两眼。
我生于1938年，按部就班读书，1955年考入南充师范学校，1958年毕业分配到三合小学，算个小知识分子吧。我生性戆直，兼任会计期间，见校长与人合谋贪污粮食，便去公社检举，由此惹祸上身。
教师当不成了，我便离职回到县城，跟父亲正式学理发，时间是1962年4月间。
那年月，知识分子少，教师缺乏，像我这样的正牌师范生更是稀有，去理发，的确是浪费。1963年，文教局杨欣局长后悔处理得太莽撞，叫我回去作长期代课，每月26元。我先到中心乡小，后去长坪，再到万年，工作了5年，1968年去东坝。
第二年，我到县革委文卫组反映，要求回城以便照顾家人，无果。
我决心回城了，六居委会叫我理发，四六分成。但摆摊不到一个月，理发社说我搞资本主义单干，抢了集体单位的生意，没收了我的工具。我只好去正在搞建修的丝厂工地给工人理发，刮个光老壳1角钱，一月能挣30多元。丝厂修好后又去农机厂，理发社发现了又来干涉，我便去航运的学习班和设在北门上的特殊人员学习班，搭把椅子理发。理发社带着城关镇的干部再次追踪而来，但这次学习班的负责人龚道文为我说话，说是“我们请的零工，他本人并没收钱”，并劝对方不要把人逼得没路走。对方才悻悻而去。
1970年下半年，县革委会主任岳元龙抓“农业学大寨”，提出城镇人口如何办的问题。居委会闻风而动，通知我去赵家巷开理发店。第一个月就挣了70多元，但要分一半给两个徒弟发工资。第三个月去车站上头，给拉板板车的“走资派”（被打倒停职接受批斗的县委县政府领导人及各部局的负责人）理发。不久，我的店收归城关镇，再也不怕理发社了，我一下收了十几个徒弟，在乐群路三居委会门口门口、西门上和车站开了3个店，公开与理发社竞争。
搞到1975年，有收回下放的大中专生的政策风声，我写了申诉材料去文教局，但没有结果。1980年，县委书记文明富在我处理发，听说我一个月收入200多元，还开了一趟玩笑：你抵得上三个县委干部的收入哈，算富翁啊！
直到1984年3月，师范同学杨兴普向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袁天锡说明我的受冤情况，袁到店里与我推心交谈后，在半年后解决了我的复职问题。复职后安排我到城关镇教办作政工干部，先后搞普教，集资办学，经营印刷厂（副厂长兼会计）。因患肝炎，1995年办理退休。4个子女都先后找到了工作。
我今年80岁了，两代人理发，都历尽了艰辛，尝足了人生百味，随时代大潮的涨落而沉浮，见证了南部县翻天覆地的变化，真是感慨万千。归结成一句话，那就是：改革开放使国泰民安，感谢共产党！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