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蕙：我的“文人”父亲杨宝森
杨文蕙介绍，1939年，结婚8年一直未生育的杨宝森夫妇将几个月大的杨文蕙抱入杨家，视如己出，百般疼爱。从此，一家三口形影不离、和和美美地生活了近20载，直至1958年杨宝森去世。
杨宝森
杨宝森是中国京剧史上的“四大须生”之一，他创造性地继承发展了谭派和余派艺术，使得“杨派”成为当今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京剧流派之一，更造就了“十生九杨”的京剧生行格局。
慈爱的父亲
我的童年在他臂弯中度过
1939年，杨宝森与赵霞彰结婚8年，恩爱如昔，但膝下一直没有孩子，不免遗憾。而此时杨宝森的一位友人家中因经济困难，正有将外孙女送养之意，机缘巧合之下，杨宝森收了这个刚几个月大小的女孩为养女，以“气质如兰”为期许，为她取名为杨文蕙。
今年已经70岁的杨文蕙告诉记者，直到赵霞彰去世，杨宝森与谢虹雯结为夫妇后，才有了自己的儿子杨珉，但父亲因为身体不好，去世的时候杨珉只有4岁。
“我的童年是在父亲的臂弯中度过的！”杨文蕙说，父亲演出时是她最开心的时刻。“每次在后台父亲不唱戏的时候就将我抱坐在自己膝上。父亲在台前演出，我在台后看着听着，戏散时再由父亲抱起困倦的我回到家中。”讲到此处，杨文蕙已经眼含泪花。
杨文蕙说：“小时候我体质非常弱，经常生病。还得过眼疾，眼中溃烂睁不开眼，所以经常哭闹不能入睡。那时候父亲特别心疼我，经常把我抱在怀中摇哄。也许是因为感受到了父亲的爱，我一旦到他的怀中，就立刻安宁下来。后来我每次生病都要在父亲身边依偎才能平静和康复。”
倔强的父亲
“失败”让他再也没碰过风筝
杨宝森从未训骂过女儿，即使女儿犯错，也只有语重心长而没有气恼高声。杨文蕙至今记得，小时候在胡同口小店内买零食，店老板知道她是杨宝森的女儿后，就允许她赊账，久而久之年少的杨文蕙养成了赊账的习惯，直到有一天她忽然发现赊的账目自己根本无力还清时，才意识到问题严重。仗着胆子和父亲说了这件事情，父亲没有责备她，只是在帮她还清欠账后说了一句：“这种事情不能再做！”杨文蕙说：“短短一句话，让我铭记了一辈子，再也没有犯过此类错误。”
杨文蕙回忆，父亲平常不苟言笑但偶尔也有小孩心的时候。有一次杨文蕙央求父亲带她去放风筝，杨宝森答应了。父女二人高高兴兴来到户外，结果费了好大的劲，也没有让风筝飞起来，这令杨宝森非常懊恼，与在艺术上的锲而不舍不同，这次“失败”后让杨宝森以后再也没有碰过风筝。
坚强的父亲
为钻研余派卖掉祖传烟袋嘴
在后台长大的杨文蕙回忆说，演出时，即使前面有一个观众，父亲都会精神饱满地站在台上，字字珠玑。后台的工作人员也都不会受上座率的影响，尽职尽责地完成自己的工作。每当父亲唱至一出戏的核心唱段时，不仅前台鸦雀无声，后台的工作人员也会屏息凝听，一起陶醉。
杨文蕙形容自己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因为生活中的杨宝森从不会让女儿感受到生活的压力。有一天长安散戏后，杨文蕙没有和父亲一起回家，而是和李少广等一批年轻演员先走，路上听他们谈起后，才知道那天的上座不好，每人只给了五角的车钱。杨文蕙这才体会到父亲经营的艰难，才理解到原来这些演员们并不完全是为了挣钱而尽心尽力跟随父亲的。
杨文蕙曾听杨宝森的学生叶篷讲，“20世纪30年代，父亲的嗓子因极度疲劳而倒仓，只得在家调养，家境因此陷入困境，有时竟然揭不开锅。即使处于这样的困境，父亲仍然坚持钻研余派艺术。有一次，为了换点钱去观摩余淑岩的演出，父亲把他祖传的烟袋嘴都拿去卖了。”
杨文惠回忆起父亲对艺术的那份不离不弃的坚持时，感叹道：“父亲一生清贫潦倒，去世后却倍受追捧，现在'十生九杨’的京剧老生格局也正是父亲所开创的。生前的寂寥与逝后的繁华真是造化对父亲开的一个偌大的玩笑。”
厉的父亲
他不像戏班的人更像文人
在杨文蕙的记忆里，父亲给她留下的最深印象是稳重，父亲不像戏班里的人，倒像个文人。那时北京陶然亭公园常年聚集着一帮文人，父亲就经常到公园里和他们一起吟诗作词。“父亲很少在家大声唱戏，所以与其他梨园家庭完全不同，家里非常安静。”
杨文蕙说，父亲的学生们都非常尊敬他、爱戴他，却又有些怕他。父亲授课时，学生们都站在院中，不敢有稍许怠慢，更不敢在老师面前坐下。“父亲从未定下这样的规矩，而是他不怒而威的气势让学生们自觉恭敬。”有一天谭富英先生来到家中拜访，看见杨文蕙在院中踢毽子，一时兴起与她一起玩了起来。期间谭先生对杨宝森说，“我想干脆让谭元寿跟着你学得了，但是他可受不了你这的规矩。”杨宝森听见此话，也不禁莞尔。
较真的父亲
与程砚秋合作成为绝唱
1957年，杨宝森先生和程砚秋先生有了那次为人津津乐道的合作——录制《武家坡》，没想到这也成为杨宝森最后的绝唱。在录制《武家坡》的前期，杨宝森显得格外高兴。杨文蕙回忆，父亲最佩服的京剧演员就是程砚秋，认为他的唱腔极为讲究，功力非凡，于是这次合作也给父亲带来了压力，录音前不断地对唱腔进行修改。她曾听父亲说：“程先生那么讲究，我也不能落后。”父亲的辛苦没有白费，虽然病体沉重，但整出戏演唱得毫无瑕疵，不仅嗓音状态奇佳，听过此录音的人都赞叹不绝。
平和的父亲
我这一走与父亲永别了
杨文蕙逐渐长大后，杨宝森的身体状况却慢慢不好起来。杨文蕙记得，父亲最后的几年中，他经常疲倦，越来越瘦，演出次数也逐渐减少了。
1958年2月，杨宝森感冒了，杨文蕙寸步不离地照顾父亲，没有参加学校组织的集体劳动，杨宝森感到不安，对女儿说自己身体已经无碍，她应该去参加劳动，不能落后。杨文蕙见父亲好转，也放了心，于是拿起行李出了家门，却没想到，这一走就是与父亲的永别。
当杨文蕙来到郊区黄土岗的第二天，就听到了来自家中的噩耗。慌乱中，杨文蕙搭乘菜车赶回城里，奔至家门前，一眼就看到了门边挂着的一串扎眼的白纸。杨文蕙浑浑噩噩地走进家门，亲友们看见她，说：“快见见你爸爸最后一面吧，他一直等着你回来呢！”其实那时候杨宝森已经离去，但没有等回心爱的女儿，双目未闭。杨文蕙颤抖着合上父亲的眼睛，心中默念：“爸爸，我回来了，您放心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