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丨从火里点出清凉的香
从火里点出清凉的香
龚鹏程
诗家比兴，多用草木鸟兽虫鱼。故孔子说读诗可以帮助人多识草木鸟兽虫鱼之名。但是，为何他老先生只说草木，不说花呢？
花当然也属于草木之一部分，然而后世论及草木，恐怕更多想到的是花。口语上说花花草草，花都在草之前。古代却不然，所以明谢肇淛《五杂俎》说：“古人于花卉似不着意，诗人所咏者不过芣苢、卷耳、蘩之属，其于桃李、棠棣、芍药、菡萏间一及之。至如梅、桂则但取以为调和滋味之具，初不及其清香也”。
是的！《诗经》所咏，如荇菜、茆、苹、藻、唐、萧、蓝、绿、芣苢、卷耳、薇、蕨、葑、菲、莫、桑、蒹葭、杷、芹、椒等，均就其枝干叶果说，甚少谈到花。仅有的，不过“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而已。梅、李、木瓜，讲的还都是它的果实。即使是“赠之以芍药”（《郑风·溱洧》）的芍药，也非类似牡丹那种，而是名为辛夷的药用植物。与《楚辞》说要“餐秋菊之落英”相似，重在它的食用价值，而非审美情趣。
《楚辞》无疑比《诗经》有更多的赏花态度。如《九歌》云：“瑶席兮玉瑱，盍将把兮琼芳。”（《东皇太一》）“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湘君》）“折疏麻兮瑶华，将以遗兮离居。”（《大司命》）“折芳馨兮遗所思。”（《山鬼》）都是折花采花赠人的。乃汉代《古诗十九首》中：“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之先声，对后世影响深远。
但若细看，你就会发现《天问》、《九章》、《远游》、《离骚》诸篇和《九歌》并不一样，虽或也谈及草木，却极少甚至根本没谈到花，采花赠人之事亦未发生。
如《九章》里就只有专门篇章《颂橘》而无专门赏花的。其他如《惜诵》说：“梼木兰以矫蕙兮，糳申椒以为粮。播江离与滋菊兮，愿春日以为糗芳。”指的还是吃草木。《涉江》说：“露申辛夷，死林薄兮。”《思美人》说：“擥大薄之芳茝兮，搴长洲之宿莽。惜吾不及古人兮，吾谁与玩此芳草？解萹薄与杂菜兮，备以为交佩；佩缤纷以缭转兮，遂萎绝而离异……今薜荔以为理兮，惮举趾而缘木。因芙蓉而为媒兮，惮褰裳而濡足。”《悲回风》说：“折若木以蔽光兮，随飘风之所仍…… 薠蘅槁而节离兮，芳以歇而不比。”讲的全是香草，仅一处讲涉江采芙蓉，也还是因“惮褰裳而濡足”而没采成。
《天问》、《远游》、《卜居》、《渔父》则未涉及草木，遑论花卉。言草木最多的是《离骚》。长吁短叹，翻来覆去，美人香草，连篇累牍，是从前没见过的。但它主要是讲香草而非鲜花。香草可用来佩戴或食用。说到花的，只有一处，是说要趁花还没落下，赶紧采来送给女郎。不过跟《思美人》一样，终究没有送成。整个论述中，显然尚无赏花、戴花、插花之举。
所以相较之下，《九歌》实在甚为特殊，与其他篇都不一样。《九歌》的来历，本来就有许多推测，一般认为它未必出于所谓屈原之手，可能是秦汉求仙博士所为。总之，从花草意识上判断，似乎它也确实有近于汉人而远于战国之迹象。
依考古材料看，目前所知最早的簪花形象，也仅止于西汉。洛阳八里台出土两汉彩绘人物砖，上面有簪花三女；成都羊子山西汉墓出土女陶俑，发髻上也插着一朵菊花，边上还有好几朵小花。东汉这类东西就更多了，甚至有戴花环的。东汉崔寔《四民月令》说：“京师立秋，满街卖楸叶，妇女儿童皆剪成花样戴之，形制不一。”确乎不假。到晋朝，嵇含写《南方草木状》就说：“凡草木之华者，春华者冬秀，夏华者春秀，秋华者夏秀，冬华者秋秀。其华竟岁，故妇女之首，四时未尝无花也。”四季簪花，至此久成风俗矣！
也就是说：早期对草木，其意识是混而未分的。对草木的花、枝、叶、果、草，一体重视，并不特别重视花的观赏价值。因此，与后世相较，对草木反而显得有更多的关注；对食用、药用之价值乃至气味，也与后世特重眼睛审美者不同。
重视花，始于汉代，其后又不断地受到强化。因为开始以簪花饰花为美，风气起于汉，而开始以花供神，则是佛教的影响。
中国的祭祀都要有牺牲，因为“祭”字本身就是一双手持肉奉神之形，以肉祭神之后，与祭者大家分食祭肉方能成礼。平民不能祭，只能荐。春荐韭、夏荐麦、秋荐黍、冬荐稻，搭配韭的是蛋，麦用鱼，黍用豚，稻以雁，没有人用花做供品的。
可是佛教却以花为最重要之供品，《妙法莲花经·法师品》说：“花香、璎珞、末香、涂香、烧香、缯盖、幢幡、衣服、伎乐，合掌恭敬。”十种供品中，花巍然居首，何以故？《佛说业报差别经》解释道：“若有众生奉施香花，得十种功德。何等为十？一者处世净妙如花；二者身无臭秽；三者福香戒香遍诸方所；四者随所生处，鼻根不坏；五者超胜世间，为众归仰；六者身常清净香洁；七者爱乐正法，受持读诵；八者具大福报；九者命终生天；十者速证涅盘。是各奉施香花，得十种功德。”
以花供佛，仅是佛教对于花的重视与使用之一端，其他还有“天女散花”、“拈花微笑”、“一花一世界”等各种说法及故事。佛法本身也被形容为花。故善于说法的，会被形容为是舌灿莲花；佛法深妙之经典，会被命名为《妙法莲花经》。凡此等等，自然大大推动了汉魏南北朝期间社会上对花的喜好，花也由整个草木之思中突显出来，获得了更多的关注。
对花草之食用药用功能之重视，则由汉代开始，逐渐归入“本草学”中，为医学之中坚。诗人虽仍然读《诗经》、《楚辞》，但对那里面类种繁多的草与木，渐渐就已不能辨知了。注疏家若要考证，除了由训诂书及字书中去爬梳之外，主要即须取资于这些本草书。如《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等等。
日本茅原定《诗经名物集成》凡例明言：“名物正辩，必归诸本草之书。自炎皇及汉梁唐宋，下迨明末，纂述群氏旧矣。第其中《纲目》为精备。”即指此言。茅原定自己的书就取证了《证类本草》及各种医学资料。
而诗家取象或赋咏草木却越来越简略，多仅是泛说概说。如宋谢翱曾作《楚辞芳草谱》，可是唐宋诗词中说芳草，大抵就只是“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牛希济《生查子》）、“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远”（寇准《江南春》）、“萋萋芳草忆王孙，柳外楼高空断魂”（李重《忆王孙》）、“芳草长堤，隐隐竹歌处处随”（欧阳修《采桑子》）之类。芳草没有“芳”意，所取只在其春草碧色而已，淡化了它的香气。而草，除了一个描述字“芳”以外，到底是什么草，词人亦皆不细究微观，仅是“平芜一望”或长堤远眺，看见了一堆绿草罢了。
这跟《诗经》、《楚辞》不是差别太大了吗？《诗经》写到的荇菜、葛、卷耳、藟、芣苢、蒌、蘩、葑、苓、茨、唐、蝱、菼、苇、蓷、萧、游龙、茹、藘、荬、蔹、苦、荞、纻、菅、鹝、苌楚、稂、蓍、葽、壶、重、穋、苴、果蠃、台、蒿、莱、莪、芑、蓫、葍、莞、蔚、绿、蓝、荏菽、秬秠等草，后世不是根本搞不清楚到底是啥， 就是放弃了不写。某些草，如游龙、蝱、鹝，你可能还以为是动物呢！
香的问题也很有趣。《诗经》、《楚辞》讲到草，一是细究微观，故种类多；二是可食可佩可用，较有实用性；三是食用和佩用之原因，部分是由于那些草有芳香之气。但后世谈到草，除了兰蕙等少数外，大抵已把芳草之“芳”虚化，芳草犹云好草。如人失恋了，别人就会安慰他说：“天涯何处无芳草”。
这是什么缘故？我认为这是因香草之香已分化独立，在草之外另成大邦。让我引一段资料来说明：宋陈敬《陈氏香谱》中熊朋来序说：“诗书言香，不过黍稷萧脂，故香之字从黍作甘。古者从黍稷之外，可焫者萧、可佩者兰、可鬯者郁，名为香草无几，此时谱可无作。《楚辞》所录，名物渐多，犹未取于遐裔也。”讲明了古代香草的种类和后代比起来显得少，为什么？因未能广取于“遐裔”之故。遐裔就是远方。秦汉以降，中国人用香，基本上都用距离中原遥远的海南、东南亚，甚至印度、波斯、安息的香料。因此熊朋来颇惜《诗经》、《楚辞》所言香草太过简略，不及后世繁奢。
陈敬自己讲得更清楚：“《香品举要》云：‘香最多品类出交、广、崖州及海南诸国’。然秦汉以前未闻，唯称兰蕙椒桂而已。至汉武奢广，尚书郎奏事者始有含鸡舌香，其他皆未闻。迨晋武时，外国贡异香始此。及隋，除夜火山烧沉香、甲煎不计数，海南诸品毕至矣。唐明皇君臣多有沉、檀、脑、麝为亭阁，何多也！后周显德间，昆明国又献蔷薇水矣。昔所未有，今皆有焉。”（《陈氏香谱》卷一）
中国古代的香料，只是兰、蕙、花椒、桂、芷、艾蒿、薄荷、蒜、姜、韭、薤等，与食用、医用混之。汉代以后由南海乃至波斯传来的香料，却只做香用，不做食用医用，属于舶来奢侈品。香气比早期那些香草更浓更烈，技术也由天然而渐“假人力而煎和成”。（《陈氏香谱》卷一）。像甲煎，李商隐《隋宫守岁》中“沈香甲煎为庭燎，玉液琼苏作寿杯”，就是“以诸药及美果花烧灰和腊制成”（陈元龙《格致镜原》引陈藏器语）的。至于蔷薇水，则是用蒸馏法提炼出来的香水，所以洒在人的衣袂上可以经十数日不歇。
此种用香之法，起于汉代，也可说是另开了一个传统，故与《诗经》、《楚辞》颇不相同。古之香草，其馨香之属性已渐不重要，无怪乎尔后谈草者罕言其香，凡说熏香、煎香、烧香、盘香、炉香、捣香、分香，均与草无甚关系啦。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祖籍江西吉安，是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
曾获台湾中山文艺奖等，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擅诗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