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丨西游照妖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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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西游记》是中国人熟得不能再熟的书，书不断翻印、影视漫画不断传播，每个人都自以为很懂了，而其实呢？它有你想不到的复杂。
现在，人人都知道《西游记》是吴承恩写的，内容是很有趣的神话故事。
这，其实是胡适《西游记考证》告诉我们的。他说：“《西游记》被这三四百年来的无数道士和尚秀才弄坏了。道士说，这部书是一部金丹妙诀；和尚说，这部书是禅门心法；秀才说，这部书是一部心诚意的理学书。这些解说都是《西游记》的大仇敌。……几百年来读《西游记》的人都太聪明了，都不肯领略那极浅显明白的滑稽意味和玩世精神，都要妄想透过纸背去寻那‘微言大义’，遂把一部《西游记》罩上了儒释道三教的袍子；因此，我不能不用我的笨眼光，指出《西游记》有了几百年逐渐演化的历史；指出这部书起于民间的传说和神话，并无‘微言大义’可说；指出现在的《西游记》小说的作者是一位‘放浪诗酒，复善谐谑’的大文豪作的。我们看他的诗，晓得他确有‘斩鬼’的清兴，而决无‘金丹’的道心。指出这部《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他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他至多不过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这点玩世主义也是很明白的；他并不隐藏，我们也不用深求。”
看他的话，你就知道从前人并不这么认为。
02.
西游故事来源很久远，南宋已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刘克庄〈释老六言〉中也有「取经烦猴行者」之语，可见孙猴子协助玄奘取经之故事，当时已然定型，元吴昌龄杂剧及西游平话，尤可证明这一点。
明代则有人写成长篇小说，世德堂主人唐光禄购得这部书稿，「奇之，益俾好事者为之校订，秩其卷目梓之」（陈元之，西游记序）。可见当时并没作者题署，故「不知何人所为」。书店找人加工校订后，明清刊本或署朱鼎臣编，或署华阳洞天主人校。
若问作者为谁，则一般都认为是全真七子里的丘处机。因为丘处机曾得成吉思汗之召，西行雪山。他开创的全真教龙门派，在明清间声势又大，凡修真练内丹者多参考这本小说，认为此书虽套用玄奘西行取经故事的框架，其实是假借来讲金丹大法的。因而都推尊丘祖，谓《西游记》即丘祖演法之作，为一大寓言体系。
正因为如此，故大家以此为证道之书，例如明万历刘莲台刊本称为《唐三藏西游释厄传》；清汪象旭评本称为《西游证道书》，并认为书是长春道人邱处机写的，讲的是道家内丹长生之道。清陈士斌刊本称为《西游真诠》，陈氏号悟一子；清刘一明评本称为《西游原旨》，刘氏乃兰州金天观道士，又号素霞散人。以上两家也都以道教宗旨解释《西游记》。另有清张含章《通易西游正旨》，则以《易经》解之。
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胡适才依天启间《淮安府志》载吴承恩曾着《西游记》一语，考证吴氏是该书作者。近代文学史着多本其说，其实是还有争议的。因为《西游记》是常见的书名，有不少记游的书都叫《西游记》。吴承恩那本，在清初黄虞稷编的《千顷堂书目》中亦列入史部地理类，可见它未必即是这本小说《西游记》。何况，明代初刻时就已不知其作者，后人乃因而托始丘祖。若要确定吴承恩的作者权，还需有更强的证据。
03.
明清朝人把《西游记》看成是修道之书，认为它的作者是丘处机，也自有其道理。因为在中国小说传统中，称为游记的，均与神仙有关（例外极少）。像明吴元泰《东游记》二卷，讲八仙故事。余象斗《南游记》，又名《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四卷。《北游记》，又名《玄帝出身传》、《北方真武玄天上帝出身志传》，四卷。它们与《西游唐三藏出身传》合称四游记，可见属于同一体系。清无名氏《海游记》六卷，仿《希夷梦》；明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二十卷，也同样具有神仙色彩。
西方其实也是如此。《西游记》的主题与经过，就和班扬《天路历程》十分相似。班扬书中曾说道：“小子啊!你们曾听过福音真理，知道你们若要进天国，必定要经历许多苦难。也知道你们经过的城中，有铁炼与患难等着你们。你们既然行了这许多路。怎能不遇见这些难关呢?”《西游记》要讲的，也是唐僧一行如何渡过这些难关。
由整个中国小说传统来看，游记均具此种天路历程之含意，《四游记》就是分别说玄武大帝、华光天王等如何“转化”成为神仙。《西游记》也是经历远游以转化成佛的。其他局部游历之描述，如《吕祖飞仙记》，第七回云吕洞宾游大庾，十一回游妓馆，在人间游历一番之后，重回天庭，列位仙班，则是倒过来，说一位神仙，在遭贬堕凡之后，如何经过人间之游历，再度转化成真。同样地，明邓志谟《萨真人咒枣记》，则记萨真人在人间如何修炼，如何四处治病济困，再如何往丰都国，遍游地府，然后上升成仙。此皆《楚辞·远游》之裔孙，所谓“转化以度世”者也。
为什么会这样？因神仙或求仙者最擅长遨游，也因为他们四处旅行，方才出现地图舆记，才能逐渐使我们对这个世界有所认识。所以神仙与求仙求道者，乃是世俗社会旅行家的先驱。而神仙之游、求仙求永生者之游，还有胜于世俗人的旅行之处，不只涉异地、至远方、观风土而已，更是要寻求生命的归宿，解除死亡的忧惧，希望转化世俗生命成为与道合一的存有。
这个精神，实仍贯串于后世之游记中，影响深远。从《穆天子传》、庄子《逍遥游》、屈原《远游》以来，世俗人虽非神仙，但也同样要“远游以求道”。因为只有远游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解脱束缚，重新与自然冥合。无论是郭璞游仙之“轻举观沧海，眇邈去瀛洲”，或庄子之“大鹏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都具有离世的动作。去离此世，以至天国、仙庭、彼岸佛国、西天净土——正是远游求道时最基本的特征。
另一种远游，则是着重“异界”的描述，游者由此世进入天庭或彼岸等异界，游观美景，所谓“别有天地非人间”，归来不免向世俗人详加介绍该处的种种瑞象奇景。那些暂时“假扮”为神，上升天界；或通过做梦及无意识之偶入误入仙庭者，均属此类。是《桃花源记》这一型的。
后面这种，可称为“异界的记录与证明”。它与前者着重于由此界入彼界之历程者不同。那种，强调历程之意义，鼓励人要舍去此世，明白生命的真谛，勇于追求解脱。这种，则是借曾经游历者的证辞，来让人确信异界果然存在。六朝的游记，起码在中国，便多是这类游于仙境者的记录与证验。至于游览世俗世界而写成的游记，如山水诗文，则远远晚于游仙。
《庄子·天地篇》曾载华封人云：“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但对帝乡如何，尚乏描绘。具体言及帝乡帝庭景况，可当游记者，仍推《楚辞》的《离骚》、《远游》等篇。其后汉人镜铭经常提到帝乡的地点位置，如“上泰山，见神人”(大山流云文方格四神镜)，“上华山，凤凰集，见神仙”(汉规矩铭)，这泰山华山等处，就如昆仑蓬莱，乃是仙界，神仙所居。至曹丕、曹植，便开始有题名“游仙”的诗了。到《昭明文选》分类时，则正式列有“游仙”一目。
这些游仙诗中，对仙境颇有描述刻画。但此时主要是一种风景静物式的描绘，巧构形似，以造成瑰丽神奇的情调气氛，有点类似西洋早期基督教绘画所画的天堂大神天使。
渐渐地，人进入天界有了故事，也有了动作，例如刘晨、阮肇误入天台山，遇见女仙，经过一段时间后，回到人世，恍然若失，想再去，却不可能了。陶潜《桃花源记》亦属此类，均可称为仙乡游记。同时，又因佛教传入中国，游者除了游入天界仙境之外，又出现游进地府的游记。刘义庆《幽明录》载赵泰游地府见府君审案事，开其先河。
那时，地面上世俗社会的游记，除了有些山水、行旅诗之外，尚不成气候，须待唐柳宗元《永州八记》出来后，才略具规模。然此时游仙窟、游龙宫，甚至唐太宗梦游地府、魏征梦斩泾河龙王一类故事，却早已讲述得如火如荼了。唐明皇游月宫，传下霓裳羽衣曲；樵夫入山，观神仙下棋而斧柯朽烂；包公日审阳世夜审阴，成为阎王；目莲救母，直入地狱……多少故事，流传于民间！魏征梦斩泾河龙王故事，后来还收入了《西游记》中呢！
五四运动后，大家忘了中国这个“远游”的传统，而且世俗化的理性主义精神抬头，胡适遂把《西游记》作者权归给落拓文士吴承恩。并谓其中仅有些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趣味在，并无什么神圣性的追求，更不涉及宗教性解脱问题。
04.
鲁迅则说《西游记》是神魔小说。鲁迅的古小说研究颇多谬误，神魔小说这个名称更是极不贴切，因为此类书乃是古来“神仙传”的通俗版。约起于明代隆庆之《钱塘渔隐济颠禅师语录》，至万历而大盛，以后则罕见，可说是隆万间的特殊现象。
万历廿五年有罗登懋《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接着是余象斗《北方真武玄天上帝出身志传》《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邓志谟《许仙铁树记》《萨真人咒枣记》《吕仙飞剑记》、朱星祚《廿四尊得道罗汉传》、吴元泰《八仙出处东游记》、杨志和《西游记传》、朱鼎臣《南海观世音菩萨出身修行传》、朱名世《牛郎织女传》、朱开泰《达摩出身传灯传》、潘镜若《三教开迷归正演义》、冯梦龙辑补《三遂平妖传》，以及不知撰人的《封神演义》、《唐钟馗全传》《天妃济世出身传》等，规模甚大。
这都是佛道人物传记的小说版，显示了当时的宗教气氛。有些作者也本于信仰在写作，如邓志谟或《封神演义》的作者。这位作者，难以确考，柳存仁先生认为是道家丹法东派的陆西星。若真是此公，则他评点过《庄子》等许多书，乃一有文采之丹士也。他们所写，往往题名演义或志传，也表明了它们是由讲史演义衍生出来的。
可是，这种宗教性，却正是鲁迅胡适等五四诸公所隔膜的。五四，在文化上最显著的成绩是白话文运动。在提倡白话文学时，最主要的成就，即是对中国文学史的重新诠释。胡适、鲁迅等人花大气力进行的小说考证研究，其实正是五四所建立的文学新传统之精髓所在。
但这个新的传统尚嫌衰弱偏枯。他们力翻古人成案，独树新解，正与其“文学革命”、“反传统”的精神相符。把《西游记》解释成只有一点点玩世态度及趣味的作品，亦可显示此时她们所关切的，是“世俗的解放”而非“生命之解脱”，故痛斥传统旧说讲得太深曲穿凿。
05.
《西游记》最早的刻本是万历二十年世德堂本。隆万间的朱鼎臣本，则称为《西游释厄传》。天启崇祯间另有杨致和《西游记传》。入清后，康熙间有汪氏《西游证道书》、陈士斌《西游真经》、干隆十四年有张书绅《新说西游记》。嘉庆十五年又有刘一明《西游原旨》，道光十九年张含章另刊《通易西游正旨》。
这些本子，由书名就可发现它们皆以证道为宗旨，汪象旭澹漪子同笺评《新镌出像古本西游证道书》还收录元代虞集一篇旧序，解释此旨，云此书乃丘处机作：“所记者在取经而实志不在取经；特假此以喻大道耳。猿马金木，乃吾身自具之阴阳；鬼魅妖邪，亦人世应有之魔障。虽其书离奇浩汗，无虑数十万言，而大要可以一言蔽之，曰收放心而已。盖吾人作魔成佛，皆由此心”。现代考证家因不信《西游记》是丘处机作，故这序文是假的。可是《西游记》作者不论是否为丘处机，这篇序讲的却几乎是元明清人对《西游记》这本书的共识。
案：民国期间，宁夏曾发现元代《销释真空宝卷》，是以西游故事做宗教宣传的。胡适也曾想否认它是元本，因为只有把它的时间往下拉，才好说它是依据明代嘉靖中吴承恩所写《西游记》改作的（文章见北平图书馆刊五卷二号）。
但近年新发现的《佛门西游慈悲宝卷道场》《佛门取经道场．科书卷》已可证明为元代作品，源于《西游记平话》并影响了《销释真空宝卷》。而所谓吴承恩作得《西游记》则远在其后。
另外，与它类似而涉及西游故事的，还有嘉靖三十四年的《清源妙道显圣真君一了真人护国佑民忠孝二郎宝卷》。此本距吴承恩逝世还有廿五年，因此恐怕比吴写《西游记》还早，比世德堂刻本也要早上三十年。可是它里面不但已有与《西游记》相同的二郎神故事，更有〈铅汞交参品〉〈水火既济品〉〈心猿不动品〉，把孙行者称为孙悟空、心猿，强调修道要收心猿、栓意马，然后才能三花聚顶、五气朝元。
如此炼内丹，是要讲火候的，故说：“汞投铅来铅投汞”，阴阳二气相合，十月满才见分明。其中还有一首乐道歌，总括西游大旨，说：“唐僧随着意马走，心猿就是孙悟空。猪八戒、精气神。沙僧血脉遍身通。……见活佛、拜世尊，开宝忏，悟心空，三花聚顶五气生”。
可见元明期间以西游故事传教、说修炼，已是十分普遍。这本宝卷第十品有“二郎爷，忽想起，无生父母”等语，又说二郎神劈山见母（劈山救母是隐喻，讲人须与无生老母重新见面，故第九品说：劈开昆山，现出老母）。
这无生老母的说法，本于明代盛行的罗教。此教系正德年间山东即墨人罗清所创，他着的《五部六册》，其中两卷是《正信除疑无修证自在宝卷》《巍巍不动大山深根结果宝卷》。因此后来该教宣传时也广泛利用宝卷这种形式。
《二郎宝卷》既说无生父母，又以西游故事阐道，会不会与这个教派有关呢？果然！在正德四年所刊《深根结果宝卷》中就有“圣者朱八界、沙和尚、白马做护法，度脱众生、护法都成佛去了”等语。明代另有一本《销释科意正宗宝卷》亦讲：“唐僧白马，师徒五人西天去取经。……照样修行，唐僧譬语，收揽在一身”“昼夜盘桓，要见无生父母，宾主相随，不离凡身体。进上一切，就得明心地”。
可见早在所谓吴承恩作《西游记》之前，以西游喻道已甚普遍，罗教等新兴宗教在此间更扮演着重要推动角色。胡适跋《销释真空宝卷》时，对于卷中常提到的真空老祖颇感困惑，因元明两代佛教史传中并无此人。事实上这不是佛教的和尚。就如《西游记》里讲的唐僧取经之经，许多研究者也都奇怪为何跟佛经的编次不一样。原因即在于西游故事长期在这些新兴宗教推动下说说唱唱，与佛教道教本来就未尽吻合。研究者不懂元明清社会之宗教情况，只就佛道言之，刻舟求剑，岂能得哉？
再说，孙猴子，在元杂剧中只唤做行者、大圣，到明初宝卷中才变成了孙悟空。悟空这个名字，即表明了西游故事旨在令人悟空。悟空代表心，遂成为此后所有论西游者所依循。
世德堂本前面有陈元之序，说此书从前还有一旧序：“以为孙，狲也，以为心之神。马，马也，以为意之驰。八戒，其所以戒者八也，以为肝气之木。沙，流沙，以为肾气之水。三藏，藏神、藏声、藏气之三藏，以为即郛廓之主。魔，魔也，以为口耳鼻舌身意恐怖颠倒幻想之障。故魔以心生，亦以心摄。摄魔以还理，还理以归太初，即心无可摄，此其以为道之成耳”。这序不就明白说了整个故事只不过是修道之寓言吗？以金木水火指悟空八戒等人，显然沿续着上述几本宝卷而更成体系。
同时的朱鼎臣本也把书题称为《释厄传》。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五论及此书亦云：“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盖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盛于斯《休庵影语》又称：“《西游记》盖作者极有深意，每立一题，必有所指，即中间邪诨语，亦皆关合性命真宗，决不作寻常影响”。这是中晚明普遍以《西游记》为修道喻道书之证。
这时，并没有人视它为文学文本，从文学艺术角度去欣赏它，顶多说它是寓言。陈元之针对别人批评《西游记》所作的辩护，说史未必可信，子未必合乎伦纪，故事讲得离奇也未必就不合道理云云，也摆明了是把它视为经、史、子之列，而未由文学价值来推重它。
首先以文采重之者，是叶文通托名李卓吾评点的本子。书首有袁于令题词说：“文不幻不文，幻不极不幻。……说者以为寓五行生克之理、玄门修炼之道。余谓三教已括于一部，能读是书者，于其变化横生之处，引而申之，何境不通？何道不洽？至于文章之妙，《西游》《水浒》实并驰中原。今日雕空凿影，画脂镂冰，呕心沥血、断数茎而不得惊人只字者，何如此书驾虚游刃，洋洋洒洒数百万言而不复一境、不离本宗？日见闻之，餍饫不起；日诵读之，颖悟自开也”。首度把读者由修真拉向文学之美。托名李卓吾的评点，即在这个指导原则之下具体说明它的文学性。
但大环境大传统没变，故嘉庆廿四年夏复恒〈重刊西游原旨跋〉说当时解此书者：“或指为炉火烧炼，或指为男女阴阳，或指为御女闺丹，或指为心肾相交，或指为搬运顽空”，足证由修道角度去看待它的，愈形扩大。明清之际几本《后西游记》《续西游记》或董说《西游补》一类书，也可证明这一点。直到嘉庆间《西游原旨》，道光间《通易西游记》仍是如此。
不过，也有融合文学观点的，认为它犹如古文家“文以载道”般，以文字之巧、章法之奇来让人深入理窟，所以甚具价值：“《西游》是把理学演成魔传，又由魔传演成文章。一层深似一层，一层奇似一层，其实西游又是西游、理学又是理学、文章又是文章，三层并行，毫不相背”“《西游》一书，不唯理学渊源，正见其文法井井。……本孔孟之深心、周汉之笔墨，演出锦绣之文章，其中各极其妙，真文境之开山、笔墨之创见。……一部《西游》可当作时文读，更可当作古文读。人能深通《西游》，不唯立德有本，亦必用笔如神”（张书绅·新说西游记总批）。文字美、义理正，两者兼具，故以古文时文相拟。
《西游》由喻道书逐渐发展为文学文本之历程如此。不过，这所谓文学文本并不是现今所谓纯文学式的。在中国文学传统及当时社会之气氛中，它主要被当成寓言文学，文以载道，教人如何收放心。清代几个评本，态度均是如此。与《红楼梦》张新之等人之评点，有惊人的相似性。
我们应该注意到：宝钗过生日时点戏，一点就是《西游记》。而我们也当记得：宝玉是石头所化，与孙悟空由石头里迸出来如出一辙；《红楼梦》里甄贾两宝玉的写法，也类似《西游记》里的真假猴王；贾宝玉号称混世魔王，和齐天大圣的名义亦甚相仿。孙悟空被称为心猿，宝玉及其通灵宝玉，也同样可视为心的象征。一一八回记他与宝钗讨论到荣华富贵不过是过眼烟烟，唯人品根柢为重。而所谓人品根柢又是什么呢？就是古圣贤所说的“不失其赤子之心”。宝钗则认为赤子之心并不就是遁世离群的无关无系之心，应也是忠孝之心、救世济民之心。两人对心的理解不同，犹如解《西游》者或偏于佛道，或偏于儒家，但“归于本心”仍可说是大家共同关注之点。
这种世道人心的关怀，是《歧路灯》一类小说、《劝善金科》一类戏曲、《西游》《红楼》之解读与续作等一系列现象的内在原因。不可因我们自己活在反传统的年代就忽视它、鄙夷它。
06.
五四诸公的问题不就在此处吗?文体上追求浅白，意蕴上也同样讲究浅白，所以其反传统其实就是把传统浅白化。它所肯定的、花大气力来向我们介绍的东西，都强迫我们承认那只是些非常粗浅的东西。
他们在指摘批评传统时，对于整个传统又甚“隔”，完全进不到那个脉络里。所以他们自己造了一个“传统”(指出《西游记》有几百年逐渐演化的历史，指出这部书起于民间的传说和神话)，以为用这种历史主义方法，说明了它的经过，也就同时说明了它的意蕴(并无微言大义可说)。
殊不知这个脉络不是原有的脉络，讲了半天，毕竟没有说明此种远游求道之性质为何。且仅考出《西游记》元明清这几百年间的演化过程，却忘了我们从远游的脉络上照样可以指出它有几千年的演化史。更有甚者，为什么故事起于神话和传说、流行于民间，便无深义可说？这是懂神话与传说为何物的人讲的话吗？
我在前面所说过，五四诸公，所关心的是世俗之解放。从胡适提倡戴东原哲学、讲易卜生主义、宣扬无鬼论打破迷信，到鲁迅的改造国民性等等，做的都是打倒权威、松开桎梏，并在世俗社会意义上追求解放之工作。周作人所提倡晚明小品，其“不拘格套，独抒性灵”，也仍是这个意义。生命解脱、终极关怀之类问题，既不关心也不甚理解。凡遇古人论此，皆以为谈玄，若逢时人而亦论及于此类问题，则于“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一体屏斥之。
所以它浅，所以它偏枯、所以对于中西文化比较的问题也无法有效展开。依胡适、陈寅恪看，孙悟空乃是从印度的远猴故事演变而来。当时做比较文学，能力大抵仅只于此：揣测影响，而且一定是中国受到印度的影响。其实《西游记》之可以做比较文学研究处，根本重点不在情节单元及故事的来源，而在于这种“远游以长生”的天路历程形态，如班扬宣扬基督教义的《天路历程》，以及像荣格（Carl G. Jung）所说，游显示了人类集体潜意识之问题。近来研究《西游记》如傅孝先、余国藩等，逐渐摆脱胡适等人的浅俗观，改从近乎传统的“五圣”关系、“意义的追寻”等角度去重读，可为明证。
这种进步，其实是通过回归而获得的。《西游释厄传》《西游证道书》，释厄证道的现代用语，正是意义的追寻或生命的解脱，用《楚辞‧远游》的话来说则是“转化以度性”。那些清朝的评点，一再用道教内丹学或易经理论来诠说《西游》之原旨正旨，现在我们也从《西游》各章之韵语诗赋中发现了不少端倪。故对比今昔之说，颇能鼓舞我人重新正视旧小说及其批点评论系统。
换句话说，只有超越五四，才可能让我们真正懂得如何理解传统、如何做学问。《西游记》的解读，是一个例子，也是镜子。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祖籍江西吉安，是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
曾获台湾中山文艺奖等，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擅诗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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