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丨博物馆未来记
博物馆未来记
龚鹏程
一、现代博物馆
晚清以来，社会改革人士相继努力推动兴建博物馆。博物馆的多寡，也早已成为社会现代化的指标之一。
然而全球博物馆之扩张，显然是因欧洲殖民主义发展之故。像中国，古代就没有博物馆（不过，这也得看博物馆之定义为何，如就博聚众物或某类物事以供典藏及展示这种字面意义而言，则古代公私藏书楼及皇家珍宝馆应该也可算是博物馆了。但谁都明白那些与现代博物馆不是同一回事）。
现代博物馆与当代博物馆也不是同一回事。“现代博物馆”是十九世纪的产物，随着欧洲殖民主义和帝国文化力量，遍及全球。与现代大学体制及学术科研社群结构一样，都在二十世纪中叶就形成了全球性机构与网络。如今，全世界的博物馆都像现代化大学一般，其建制、功能、展陈方式、内在精神、运作机制、收藏保护手段，皆大体相仿，呈现出明确的家族相似性。
博物馆的两大类：自然史与民族志，也是在这个脉络中确定的。收集来的自然与收集来的民族志材料，在博物馆里一展示，立刻就能让人体会到自己与某一民族及地区之历史文化区分。因此博物馆也是民族身份的标志和民族凝聚力的表现，某些时候甚至可以分出文明与非文明、原始与进步。
博物馆之“物化”倾向，也使得它展示的文明被固定了。仿佛那些文明、民族或地区即如被展出之物那般，已经凝固在那儿。博物馆告知参观者的，乃是一则业已固态化，永恒存在那儿之叙事。也许所说的民族与物事早已消失，但其型态仍可保留在博物馆里，做为见证。
这种态度，事实上也反映了现代社会之文化观。欧洲现代社会，把不同于它的社会型态都视为较落后的“前现代”，认为无论亚洲非洲均会、也均需要现代化，以逐渐转变为现代社会。在这个趋势下，传统的生活方式、观念、价值体系，遂仅能以其物资形式保存于博物馆中。
因此博物馆虽是欧洲文明摧毁了亚非各民族生活方式与社会型态之见证，却也是保存其文化之殿堂，有其功绩。
二、现代性批判
值此当代后结构主义思潮对现代性展开批判之际，博物馆自然也在反思之列。有些人认为：古代之博物馆，大抵起于掠夺者炫耀其势力及权势，近代之博物馆则是中产阶级加强归属感而排斥其他人的一种机制。
因为现代博物馆动辄利用古老宫殿或历史名宅为之。新造者，也多以罗马希腊公民殿堂形式建筑，以形塑它的神圣性。在这个神圣场域中，资产阶级在里面存放一些与这个阶层的历史大多无甚关系，但现在已被它们界定为神圣之物。博物馆里，不准触摸的禁令、仿佛在教堂般的肃穆气氛、装潢与仪节的庄重感、高耸的梁柱、宽广的展厅、巨大堂皇的楼梯、稀少且不舒服的公共设施所暗示的禁欲作风、近乎有系统的不提供参观者指导的态度，都在提醒参观者：这是个相对于日常生活的艺术世界、这是个相对于世俗社会的神圣空间。
博物馆当然是向公众开放的，大多只需购票便能入场。但这是虚假的开放。其入场本身就有选择性，它只向少数人提供这个空间。社会上一小撮接受其召唤，借着享用此种文化资源而让自己转换社会阶层、成为优异分子的人，才有资格享用这个空间。
但社会上，有人利用博物馆、美术馆，使自己摆脱野蛮粗鄙，变成有教养有文化的人，不是很好吗？不正是博物馆美术馆的功能吗？
文化研究者说：是的。然而，我们不应忽略了，这只是社会上经济财富形成的阶层差异，加上了经由拥有象征性财富（如艺术品）而造成的差异。藉由逛博物馆、去艺术中心等活动，将优雅、高尚、良好礼仪等做为区分某些人与大众的表征。
而且博物馆的设立，是有其阶层利益及政治目标的。法国不会有纪念滑铁卢的博物馆、日本不会有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台湾民进党只在乎二二八纪念馆而懒得兴建抗战博物馆、台湾也不会有大陆常见的太平天国博物馆。
诸如此类。博物馆往往是让该时该地占统治地位阶层在美学习性上的实践，用以向社会洗脑，说明其历史观与美学观。去参观博物馆的人，则是消极地促成了某些特定文化定义被占有的合理化优势，巩固了统治阶层的利益与政治目的。
这样的批评，或许平时喜欢去博物馆美术馆徜徉的人，或努力推展博物馆事业的人，都会在情感上难以接受。但若仔细想想，就知其说亦非无的放矢。我们现今的博物馆，事实上也充满了上述诸弊端。若要使博物馆未来发展得更健康，针对这些问题，做些反省与讨论，或许是非常必要的。
三、博物馆新情境
总之，须注意，一种“博物馆新情境”业已形成。
对博物馆性质及意义的争议，事实上就代表了现代博物馆正在转型。当代博物馆，在许多方面遂因此与现代博物馆颇为不同。
一是博物馆愈趋多样化、个人化。
十九世纪以来，博物馆大多在国家背景下建立起来，大多属于公共机构。如今博物馆之公共性质正在降低，私人或民间团体基于兴趣、社会文化使命而开办的博物馆越来越多，且往往传达着特殊的理念，与社会及国家意识型态拉开了距离。其展陈和运作模式也迭创新猷，比国家性质的博物馆更有活力。
二是观众身份复杂化、流动化。
全球化时代，国家公民和民族身份的概念正在被调整，否则就无法面对全球迁移的当代模式。不仅各国人民流动频繁，国家内部也普遍在移民与移居的过程中，加上工作和休闲亦有越来越高的流动性（出差与度假），使得每个人都有复杂乃至混合的身份与经验。这就使得博物馆很难预测或定位参观者的需求。
与此相对或相呼应的，则是流动的博物馆也逐渐增多了。或是巡回展览，或是馆际交流，都使博物馆打破了原有的固定空间、场域概念变得越发流动或灵活了。
三是与上述相关的另一种模糊：与其他文化形式的边界也在相互渗透、模糊中。
不仅博物馆和其他展览、纪念、娱乐场所、文化遗产中心、主题公园等等有了各式各样的联系，相互渗透。博物馆以外的空间，例如街道、公园、机场、超市，无不可成为文化展览的场所。过去那种特定场域的博物馆型态，可说彻底颠覆了。
四是博物馆的活态化。
现代博物馆基本上是固态的，当代博物馆则努力要将置放在玻璃后面的被动之观众，转换成主动参与者。所以不但有触屏，有互动性导览，有现场教学，还常将器物技术生产的制作过程做活态展示，让观众可以动手学作。利用电子技术，模拟场景以提供观众临场感；或开放博物馆做社区互动，也都很常见。
五是电子化。
过去博物馆主要是藏品的静态展示，如今越来越仰赖声光电科技手段。最新、最炫的展陈显示技术，常先应用于博物馆中。因为博物馆的卖点，已不只是藏品，更是它与参观者之间的数位落差（Digital Divide）。
同时，通过计算机网络，几乎所有博物馆都有自己的网站，一部分则正在建设其数字博物馆。这不仅使参观者可以游走虚拟的艺术世界，也可以很方便地使用其数据库。博物馆也因此可以向全球开放。过去博物馆藏品的实物性、永恒感以及它和过去的联系，亦因而淡化甚或消失了，观众越来越不在意。
六是博物馆已成为文化产业之一环。
不只它的藏品可做成领带、T恤、模型、杯具、丝巾、复制品等文化产品，博物馆也可以出售知识产权的方式来推展其业绩，相关图册、CD、录音录像、书刊、或电影电视都属此类。
当然，这种发展趋势也充满了争议。一是文化产品之商品化，本来就争议甚大。其次是“谁拥有资格出售知识产权”的问题。
之前成龙的《十二生肖》电影即以圆明园十二生肖铜雕为题材，讨论过这个问题。过去希腊政府也曾成功地把埃尔金大理石（Elgin Marbles）让大英博物馆回归希腊。在现今文化遗产及保护的观念下，若大英博物馆把这些掠夺来的或收集来的殊方异宝拿来做知识产权开发及销售，行吗？而我国故宫博物馆那些珍宝，产权应该属于全体人民，博物馆不过是代管者，凭什么又竟拥有了知识产权呢？
这不是博物馆才会碰到的诘难。在植物药用学上，跨国公司在亚洲非洲寻找了很多药用植物，利用当地土著的植物、医学及技术，开发了许多药品。但药品之收益、相关之知识产权，却被这些跨国公司所占，引起过极大非议，莱温斯基（Silke von Lewinski）《土著遗产与知识产权》一书所论即是此事。同理，全球音乐产业，也大量自地方民族音乐材料中找灵感，可是知识产权俱由五家大型跨国公司（法国环球、日本索尼、英国百代、加拿大华纳、德国博德曼）掌控，亦是文化产业中惹人争议的例子。博物馆正在文化产业化中，此类问题，亦不容回避。
四、民间博物馆之问题
最后，我还要谈谈民间博物馆的问题。
现代博物馆多是公家单位，当代博物馆之趋势，则是民间化，民建、民间自主运营，遍地开花。
对此现象，已有不少人关注了，近年西安且召开过多届两岸民间博物馆交流研讨会，还常配合办西部地区非物资文化遗产项目展演，颇有声势。
但非遗展并不理想，喧闹太甚，节目粗杂。博物馆展出，则大陆各所谓民间博物馆，有不少只是原先各古玩城的古董商摊罢了，距博物馆云云，还颇有距离。
但若以收藏言，民间藏家力量真不可小觑。当然大部分是在做买卖，但有心人仍是不少。如洛阳金石文字博物馆、安阳殷畿艺术博物馆、关中民俗博物馆之类，均甚可观。洛阳三彩艺术博物馆的现代工艺创作也很精彩。
但是民间博物馆之大问题是假物充斥，甚或以此销赃，或自欺欺人。
其次是：大多仍纠结于经费问题。民间博物馆多半规模小，经费有限，主要收入来自门票。但近年公立博物馆免票制已推行十分广泛，民营博物馆仍要收票，自然就深受冲击，因此才会有人呼吁应检讨这种制度。
博物馆不收票，当然收入锐减，但若由整体社会或城市角度看，收益判断又有所不同。如杭州市就是如此。各景区、博物馆、纪念馆均免票之结果，大大增加了杭州旅游人口与消费，因此各城市对此一政策或趋向越来越能认同。
其次，博物馆之电子化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盛，而电子化之结果，正是要把博物馆之收藏公众化，使民众均可自由、随意享用，“数位典藏”即为此一典型。参观博物馆之免票制，乃是与此一趋向相符甚至结合的。
由此大趋势看，民营博物馆要想抵拒此一潮流恐甚困难。因而要做的事，或许不是检讨别人，而是反省自己：不是检讨批判免票制，而是想想为何我们自己免了票就活不下去。
免了票就活不下去，原因在于许多民营博物馆除了收门票之外，别无生财之法。而门票收入也很少。这是因参观尚未成为一般民众之文化要求，不改善这一需求状况，博物馆即为无源之水。
而博物馆经营之道，一般博物馆业者却不甚讲求。事实上，民营博物馆即本来可以与公办者分开看，市场及诉求原来就不同，收票形态自然也就可与公营博物馆迥异。即使同属民营，性质不同，收票策略也千差万别。
举例言之，台湾民营博物馆中有一部份本身就属于企业文化之一环，乃企业对外宣传、广告、形象塑造、扩大社会文化影响力之一种方式。如阳明海运、长荣海运、震旦行、鸿禧、奇美，以及国泰集团之寒舍等，皆属此类。最近旺旺集团还准备斥资二十三亿办博物馆。此类博物馆即根本不在乎门票收入，与城市放弃博物馆、景区个别门票收入以获取整体利益相似。
有些博物馆也因此与企业结合，两相获益。如朱铭美术馆建在金宝山墓园即是，金宝山本身没有博物馆，朱铭美术馆却可为它创造较美好的形象。
另有一类宗教团体办的博物馆，如灵鹫山的宗教博物馆、中台禅寺、佛光山系列博物馆均属此。这些博物馆、门票不仅不重要，抑且主要利润根本不在门票，而在利用博物馆进行文物之征集、收藏，创造并增累财富。其次是吸引信众对道场做更大的奉献、更多的捐奉供养。
还有一种博物馆本身即采基金会运作，如何创时书法基金会即是。这本即属于非营利事业经营模式，与前两类又不一样。
在大陆，则有一大部分民营博物馆是与景区景点结合的，做为景区之一部分，以资号召。门票通常并入整个景区收入处理，未必单计。某些开发项目，更是以博物馆与博物馆群落为名义，在周边大做地产开发呢！
因此，民营博物馆之门票方式千变万化，必须考虑本身之性质并做市场区隔，不可一例相量。免不免票并非关键，建议政府取消免票制尤无必要。
再者，民营博物馆的收入，除了门票之外，应开发文化产品及发展知识产权贸易。把藏品卖出去，则是下策。
其中知识产权之开发与经营尤为重要，博物馆最大的资产正在于此，应妥为利用。民营博物馆多半规模小，又多为兴趣式或家族式的，未必擅长于电子化及知识产权之开发，这部分就可委托学术机构，或请专家协助。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祖籍江西吉安，是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
曾获台湾中山文艺奖等，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擅诗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