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琪：儿子养老还是女儿养老？
作者按
传统中国家庭制度常被冠以父系、父权和从夫居之名，这常使身处其中的女性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这种不利境地在很大程度上与女儿不承担正式的赡养责任有关。因为女儿不承担赡养责任，所以她们也没有继承家庭财产的权利；同样因为女儿无需对父母的晚年生活负责，所以父母也缺乏在养育阶段投资女儿教育的经济动力。
由此可见，父系、父权和从夫居的中国传统家庭制度在当代及未来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由女儿的养老功能决定。本文基于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从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两个维度比较了儿子和女儿的养老功能，这对我们研究中国传统家庭制度的延续和变迁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许琪，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专业法学博士，美国密歇根大学人口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现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学量化研究方法、婚姻与家庭、社会分层与不平等。
儿子养老还是女儿养老？基于家庭内部的比较分析（有删减）
许 琪
一、研究问题
在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对中国传统的家庭养老制度进行研究已不仅仅是一个具有学术价值的理论问题，而是变成一个社会各界都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所以，对儿子和女儿的养老功能进行比较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中国家庭的变迁规律，对中国日益严重的养老问题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具体来说，本文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这个问题：第一，儿子和女儿的养老功能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性别差异在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两个方面的表现是否有所不同？第二，儿子养老和女儿养老的作用机制是否存在显著差异，中国从夫居的居住传统在当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第三，女儿参与养老的原因是什么，中国快速的人口转变与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对其产生什么影响？本文采用家庭内部比较（intra－family comparison）这一更加严谨的数据分析方法，最大限度地控制家庭层面未观测到的异质性。
二、文献回顾
中国受到父系家庭伦理规范的影响，儿子一直都是父母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的主要提供者，只有在没有儿子的情况下，女儿才会代替儿子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但近些年来，一些小范围的调查发现，在当代中国家庭中，女儿参与父母养老的现象已经越来越普遍，在某些方面，其作用甚至超过了儿子（谢宇、朱海燕，2009；唐灿等，2009）。
可见，以儿子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的赡养制度正在发生变化，在当代中国家庭中，女儿开始和儿子共同承担赡养责任，甚至比儿子更加孝敬父母。但笔者认为，已有的研究在以下三个方面有值得改进之处。
（一）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
子女对父母的赡养至少应包括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两个方面，而已有的研究通常关注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较少考虑子女对父母的生活照料。针对欧美国家的研究发现，在赡养父母时，儿子更可能提供经济支持，女儿更可能提供生活照料（Horowitz，1985；Montgomery and Kamo，1989）。学术界对此提出两种理论解释（Lin，et al.，2003），分别是“性别角色理论”和 “资源禀赋理论”。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儿子和女儿在生活照料方面的角色转变可能更加明显，将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结合起来将有助于我们对赡养老人的性别角色分工获得更全面的了解。
（二）是否控制居住方式
中国传统的婚姻制度就是男娶女嫁和与之配套的“从夫居制”，所以，在同等情况下，儿子与父母同住的可能性大大高于女儿（许琪，2013）。这种居住方式上的性别差异很有可能对儿子和女儿的赡养行为产生影响。
笔者认为，在“从夫居”的文化背景下，子女性别对赡养行为的影响是通过两条途径实现的（见图1）。第一条是直接效应（ａ），它表示，如果儿子和女儿与父母的居住方式完全相同，赡养行为是否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特殊的父系家庭制度规定儿子承担不可推卸的赡养责任，所以儿子的直接效应应该大于女儿。
第二条是通过居住方式产生间接效应（ｂ*ｃ），它表示由于子女与父母的居住方式不同所导致的赡养行为上的差异。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家庭“从夫居”的传统导致父母通常选择与儿子同住，而与父母同住又会增加儿子在各个方面赡养父母的可能性，所以，儿子的间接效应也应大于女儿。性别的总效应则是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之和，即ａ+ｂ*ｃ。
▲ 图1：性别影响赡养行为的两条路径
以往的研究往往对子女与父母的居住方式进行统计控制。但往往实际上分析的是性别对赡养行为的直接效应，而要对总的性别差异进行更加全面的解读，还需综合考虑性别通过居住方式产生的间接效应。基于此，本文将对性别的直接效应和总效应进行系统的比较。
（三）家庭内部比较和家庭之间比较
在理想情况下，对儿子和女儿的赡养行为进行严格比较需要掌握所有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信息，但由于数据的限制，以往的调查通常只能获得某一个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信息，对性别差异的比较实际上是在家庭之间进行的。这种立足于家庭之间的比较方法（inter-family comparison）具有明显的缺陷。
相较之下，立足于家庭内部比较（intra-family comparison）的分析方法可以最大可能地控制家庭层面未观测到的异质性，提高分析结果的可靠性。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询问了所有子女对父母的赡养行为，这为使用该方法创造了条件。
三、数据、变量和模型
（一）数据和变量
本文使用的是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以下简称CFPS）的数据，其最大优势在于它同时搜集了多个子女对老人的经济支持、家务劳动和生活照料，为本文深入比较儿子和女儿的赡养行为提供了方便。经过处理后，进入分析的父母数量为2468人，其18周岁及以上的成年子女共9076人，平均每个父母有3.7个子女。
本文的因变量有三个，分别是“子女是否给父母经济支持”、“是否帮父母做家务”和“是否照顾父母”，都是二分变量。在自变量方面，本文主要考察子女性别对赡养行为的影响。除此之外，在模型分析时还控制了子女的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职业类型和与父母的居住距离。
（二）统计模型
在技术层面，为了实现在家庭内部比较的研究目标，本文使用了固定效应模型（fixed effect model），这种方法能够充分利用多个兄弟姐妹的信息，对家庭层面很多不可观测的异质性进行统计控制。当因变量为二分变量时，固定效应模型的表达式如下所示：
通过固定效应模型，我们可以在同一个家庭内部对儿子和女儿的赡养行为进行更加严格的比较研究。
四、分析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1根据城乡和是否同住描述了儿子和女儿对父母的赡养情况。首先，从全国来看，儿子在经济支持、家务劳动和照顾父母三个方面赡养父母的比例都高于女儿；就显著性水平来看，儿子仅在经济支持维度上显著高于女儿，而在家务劳动和照顾父母两个方面，儿子和女儿的差异比较微弱。
▲ 表1：儿子和女儿向父母提供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的百分比（％）
把城乡分开来看，儿子和女儿的作用有明显不同。在农村，儿子在经济支持、家务劳动和照顾父母三个方面的作用依然显著大于女儿，但在城市，儿子和女儿的作用旗鼓相当。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现代化程度较高和人口转变速度较快的城市地区，女儿的养老功能体现得更加明显。
（二）模型分析
1.性别差异
为了对儿子和女儿的赡养行为进行更严格的比较研究，本文还使用了固定效应模型。在控制了子女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和职业类型以后，儿子在经济支持、家务劳动和照顾父母三个方面的作用都显著大于女儿。可见，在儿女双全的情况下，儿子在赡养父母时的总效应依然显著大于女儿，中国传统的以儿子为核心的赡养制度依然得到保留。
▲ 表2：固定效应模型输出结果（不控制居住距离）
当我们继续控制子女与父母的居住距离后（见表3）发现，性别的回归系数在三个模型中都发生了非常剧烈的变化。首先，从经济支持方面来看，虽然儿子的核心作用依然显著存在，但与表1相比已经出现非常明显的下降；其次，从家务劳动和照顾父母两个方面来看，儿子的核心作用不仅荡然无存，而且出现了女儿超过儿子的现象。
▲ 表3：固定效应模型输出结果（控制居住距离）
正如前面图1所示，性别对赡养行为的影响是通过两条途径实现的：首先，性别会对赡养行为产生直接影响；其次，性别也会通过居住方式对赡养行为产生间接影响。就间接影响来说，在当代中国家庭中，儿子的核心作用依然非常突出，但从直接影响来看，性别差异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儿子的性别优势仅体现在经济支持这一个维度，而在家务劳动和照顾父母这两个方面，女儿的作用已经超过儿子。
综上所述，尽管就性别的总效应来看，儿子的作用依然大于女儿，但就直接效应来看，女儿在某些方面的作用已经超过儿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的以儿子为核心的赡养制度已经发生明显转变。
2.城乡差异
为了对这个问题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我们在模型中增加了城乡和子女性别的交互项（见表4）。在增加这个交互项以后，子女性别的主效应反映的是农村中的情况，而性别与城乡的交互项反映的是城乡之间的差异性。
▲ 表4：固定效应模型输出结果（城乡差异）
就经济支持来看，性别的主效应显著为正，这说明在农村地区，儿子在经济支持方面的直接效应依然非常突出。不过，如果我们将子女性别的主效应和性别与城乡的交互效应相加，就可以发现，城市中女儿在经济支持方面的直接效应已经超过儿子。
从家务劳动和照顾父母方面看，在农村地区，女儿在生活照料方面给予父母的帮助与儿子大体相当，但略多于儿子。就城乡之间的差异性来看，女儿在照顾父母方面的作用在城市家庭表现得更加突出。
上述分析表明，儿子和女儿的赡养行为在城乡之间确实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异。在农村地区大体上表现为“儿子出钱、女儿出力”的分工合作的赡养模式，而在城市，女儿在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两个方面的作用都已显著超过儿子。由此可见，儿子和女儿在赡养父母时的角色转变在城市地区表现得更加明显。
3．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
为了深入研究社会经济地位对子女赡养行为的影响，笔者在模型中增加了性别与受教育年限、性别与非农工作两个交互项。
从表5可以发现，性别与受教育年限的交互项在三个模型中都显著为负，这说明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女儿在经济支持、家务劳动和照顾父母三个方面相对于儿子的作用都会体现得越来越明显。随着受教育年限的继续增加，女儿在这两个方面的作用都会超过儿子。还可以发现，参加非农工作会显著增加女儿在经济方面赡养父母的可能性。所以，现代化过程中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确实是影响她们赡养行为的重要因素。
▲ 表5：固定效应模型输出结果（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
４．人口转变的影响
为了深入研究人口转变带来的影响，笔者在模型中增加了性别与兄弟姐妹数量、性别与居住距离两个交互项。
由表6可知，性别和兄弟姐妹数量的交互项在三个模型中都是正值，而性别和居住距离的交互项在三个模型中都是负值。这一结果表明，总体而言，在兄弟姐妹数量较多的家庭和子女与父母住得较近的情况下，儿子的作用相对较大。而在兄弟姐妹数量较少的家庭和子女与父母住得较远的情况下，女儿的赡养责任会有所增加。
▲ 表6：固定效应模型输出结果（人口转变的影响）
结论和讨论
本文使用CFPS在2010年的初访调查数据，从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两个方面对儿子和女儿的赡养功能进行系统的比较后发现，在当代中国家庭中，儿子赡养父母的总效应依然大于女儿，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更可能与父母同住。一旦我们将性别通过居住方式所产生的间接影响控制住，儿子就仅在经济支持方面的直接效应超过女儿，而女儿在生活照料方面的直接效应已显著超过儿子。
分城乡的比较研究发现，这种“儿子出钱、女儿出力”的性别分工模式主要体现在农村地区，而在城市中，女儿在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两个方面的直接效应都已超过儿子。
所以，中国传统的以儿子为核心的赡养方式虽然没有彻底瓦解，但确实已经发生明显变化，快速的人口转变和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是导致这些变化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