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熙载，碑学理论改变了当时的书坛

刘熙载生研治经学，精于声韵和算术，旁及诗文词曲及书法，著有《艺概》一书，其中《书概》部分专讲书法，对历代书法源流演变及笔法特点进行了概括和议论。

当道、咸以降，碑学主张和碑派书法都取得较大进展，不仅用南、北分派的观点来解释书法史的源流变迁已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碑派书法的技法体系也渐趋全面和完善，碑派书法代表的审美追求和形式标准已成为品评书法的一般原则。

因而像刘熙载这样在碑、帖两种理论之间相对比较超脱和中庸的论书者，在谈到技法和品评标准时，也基本上采取了碑学的立场。

其书论中对“逆、涩、峭拔、充实、骨气”及“指实、腕悬”等概念原则的阐发和提倡，与包世臣、何绍基等人一脉相承，完全是碑派书家的口吻。

刘熙载(1813——1881)，字伯简，号融斋、寤崖子,江苏兴化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进士，官至广东学政，晚年主讲上海龙门书院。

刘熙载生研治经学，精于声韵和算术，旁及诗文词曲及书法，著有《艺概》一书，其中《书概》部分专讲书法，对历代书法源流演变及笔法特点进行了概括和议论。

刘熙载的书论以持论公允，分析全面为主要特点，虽然从其著作中可以明显感觉到，他力图在碑、帖两大派系中间采取一种不偏不倚、公平兼顾的方法，但在涉及碑学和南、北宗问题的部分时，所使用的则是地道的碑学主张和书法史观。

从这一点来看，刘熙载与清代中期以前论书而兼顾碑帖者多以碑辅帖、以帖括碑的做法已经有了观念上的差异。如他对阮元以索靖为北派主将而欧阳询、褚遂良为其后劲的观点，包世臣以(孙夫人碑》和《吕望表》为晋隶之最并分比梁鹄、锺繇的观点均表示赞同。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刘熙载更进一步明确提出：将“金石气”作为书法境界标举出来，与帖学追求的“书卷气并列，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碑学影响迅速扩大，已成取代帖学之势的情况。

碑学理论的发展，还体现在碑派书法的技法和审美原则除了作为书家的艺术目标外,同时已浸透到书法启蒙教育的方法中。讲与刘熙载同时的金石学家和书法家陈介祺在书法上也是碑学理论的实践和宣传者。他在为课孙学书而作的《习字诀》中，所灌输和要求的，都是典型的碑学理论和碑派技巧。

刘熙载还从史籍考得北朝书家崔悦、卢谌之书“皆尽其妙，世不替业”，其家风不下于南朝二王父子的史实，并重中因唐、宋两太宗先后“表彰右军”“摹《阁帖》”，才使南宗显耀而北派蒙蔽的转变。

至谓“北碑固长短互见，不容相掩，然所长已不可胜学”及“颜鲁公书，自魏、晋及唐初诸家皆归巢括。东坡诗有“颜公变化出新意'之句，其实变法得古意也”，则堪称发挥碑学，慧眼独具的妙论。

但同时又说“南书固自有高古严重者，如陶贞白之流便是，而右军雄强无论矣”、“向使南朝无禁，安知碑迹之盛不驾北而上之耶”、“北书以骨胜，南书以韵胜，然北自有北之韵，南自有南之骨也”，正体现了刘熙载欲中庸持平的态度。刘熙载对笔法的论述，则是建立在碑派书法古拙生涩的审美原则基础之上的。

碑学理论伴随着清初金石学的复兴而酝酿萌芽，在清代中期朴学的刺激下进人发展壮大阶段，最终在嘉、道之际从金石学中脱离出来，走向成熟。

作为碑学孕育产生的母体，金石学是在搜集著录金石碑版的基础上，对古代金石遗物的名义、形式、制度、沿革及所刻文字图像进行研究解释，从而为考证经史提供依据。

碑学则专门从书法的角度研究金石碑版材料，考索书体文字的源流演进，风格技法的兴衰变迁，辨析拓本的先后优劣，评骘书家作品的水平高下和流派师承等等。

至此，碑学理论已经在阐释书法源流、扭转审美风气、开拓取法途径、总结经验技法及选择工具材料等各方面取得突破和进展，形成一个完整而统一的书法艺术流派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