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才是真正的闺蜜
《今夜星光灿烂》
（节选）作者/王安忆
我相信缘分的说法，我和星儿就是有缘分的。第一次见面，是她突然来到我家，走上楼梯，在走廊上叫我名字。我跑出去，她自报家门说：我是陆星儿。我就牵住她的手，将她拉进房间，不顾坐在一边的母亲，兀自唧唧哝哝说起话来。
说的是什么？是写作。从初次的“以文会友”出发，随着交往渐深、渐久，我们的话题也辐射开去，覆盖彼此之后二十多年的生活，然而，写作，却始终贯穿其中，是一个基本的线索。
星儿最后的日子里，在关于她的化疗上，我与她产生了隔阂。星儿的诊断方案一下来，她的母亲第一个打电话嘱托的人，是我。老人家并不多话，但我知道分量，当即保证：我一定管，管到底。
话说出口了，做起来却不那么简单。医生决定化疗，可星儿做完第二次化疗，去了俄罗斯访问，回来之后便坚决不做了。显然这两次化疗是为了顺利成行俄罗斯。现在夙愿已了，她就要按她自己的方法来办了，就像决心冒险。
她中止化疗的时候，我正在新加坡授课，王小鹰（作家，同为陆星儿好友）与我通电话，说形势紧急，星儿根本否认她需要化疗的事实，人们又不忍把话说透，就等我回来劝她。我如何劝她？就是与她吵。她说她不是那种病，我说你就是；她说只是组织增生，我说增生不过是换一个说法；她还说不是，我就说你必须置死地而后生。她的声音软弱下来，可就是不依。
这情形即便在急昏头的当时，我也感到了荒唐。我这人就是这样，无能。母亲生前胆囊手术，医生要我签字，我签不下去，最终去问母亲要不要签。我担不起责任，就推给别人，这别人又不是旁人，正是需要我负责的那个当事人。
吵过了，星儿该怎么，还怎么，而我们却疏远了。有朋友告诉我，星儿常常问：安忆还生气吗？他们说星儿怕我不管她了。我几乎要失声，我怎么会不管她？我只是，无能为力。就算她答应化疗，前途依然是黯淡的。
她后来迟迟不愿进医院，因知道那是最后一道防线，去了就回不来。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看来看去，收收这，摆摆那。她打开衣橱，许多新衣服她一次还没有上身，她洗洗，熨熨，叠叠，送给我们。最后，她翻出一段花布，说特别适合我，让带给她尺寸样子，她送去裁缝铺，要替我做一条背带裙。为这，我又与她吵，不让她忙碌。这回她听我了，放下没再提起。
现在，拉开衣橱，这里那里，都是星儿给的衣服，叫人怎能不肝肠寸断！
星儿终于同意去医院，离家那一刻，我很怕发生伤感的一幕，可是星儿她，连头都没回一下，她不回头地走了出去。这就是星儿，当断立断。
这是非常灰暗的日子。有一位医生，看我们愁苦相向的样子，对我说：你多说点外面的事情给她听，别老想着病。可是“外面的事情”和星儿有什么关系呢？“外面的事情”只会将眼前的处境映照得更凄凉。
事情一日一日地坏下去，希望如此渺茫，最后一周的一日，星儿情形不好，我和她姐姐一人一边拉着她的手，她闭着眼睛，忽然说：你们不要哭。我辩解：我没有哭。她哭了。她很少哭，我总是说她：你应该多哭哭。现在她哭了，真就是，绝望。
星儿弥留之际，小鹰一直守候在她身边，哀哀地哭。我躲在病房外，我就是怕，怕什么？怕伤心。俗话说：长痛不如短熬。而我就是不能一刀子斩断，挺不过短熬，于是只能长痛，长痛，长痛。
如果星儿还在，我还会是严苛的，以己代人地想她，不会像今天理解她这么多，可还是在好啊！她在，一切就继续轰轰烈烈地向前去，我和她之间不知再会发生什么，也许越来越疏远，甚至会生龃龉，生怨生艾。可也是在好啊！无论生活有多少裂隙，总体性的总是完整的一块，如今却严重地缺损了。我用文字去补，何尝补得起来，然而，要没有文字，就连这脆弱的补疤也没了。这大概也是我们这种文字的生涯，所拥有的一点点有当无的特权。
好，现在，星儿你安息吧，我们呢，收拾收拾再上路。
闺蜜结婚前，我们在一起住了三年，在这段不算短暂的“北漂”时光里，我们陪伴和依靠彼此，一起见证彼此的成长，共享着种种漂流的心绪；更一起与生活这头“怪兽”打斗，处理着像热水器坏掉、停水停电、半夜被人敲门、突然被房东要求搬走这样或大或小的事情。
她结婚，我大哭了一场，心情堪比失恋。但她仍然拥有我全部的祝福。
在我奶奶那个年代，是没有“闺蜜”这个词的，她们就是好姐妹、小姐妹。老了老了，小姐妹变成老姐妹。我奶奶在镇上的一家国营厂当了二十来年厨娘，后来厂子倒闭，她最要好的那个老阿姨走掉了。一别好几年。
有一天，奶奶收到一封信，那个老阿姨寄来的。她很郑而重之地拆开来，手指沾点口水，像点钞票一样读信。读了好几遍，她抬头跟我说：她还记得我啊。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我想，一个男人大概不会这样时隔多年，给另一个男人寄一封信过去的。这算不算闺蜜，我不知道，但我一直觉得女性之间的情谊很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