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为什么要创建湘军？这两件事促使他要自建新军扬眉吐气！
从某种意义上说曾国藩一生的勋业都押宝在镇压太平天国上头，这也许是曾国藩始料所不及的，但看他在与太平军进行殊死搏战中百折不挠的劲头，谁都不能不相信，他生来就是太平天国的克星。
曾国藩出山。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领导拜上帝会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揭竿起义。不久，洪秀全登基，正号太平天国，建立太平军。太平军攻城掠地，击败清朝军队多次围剿，从1852年3月挥师北上出广西，经湖南，入湖北，攻占武昌；然后沿江东进，克九江，下安庆，于1853年2月10日占领南京。随即定南京为都城天京，颁布《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以解决土地问题为核心的一系列纲领。
洪秀全点燃的烈火迅速燃遍长江南北大半个中国。清朝统治者十分恐慌，一方面，赶紧任命前广西提督向荣和陕甘总督琦善为钦差大臣，各率兵数万人，组成江南、江北两座大营，分别驻扎在天京城外和扬州城外，伺机攻陷天京。另一方面，先后任命一批本籍官员任团练大臣，专门负责团练事务，对付本省。
咸丰二年十二月十三日，曾国藩接到湖南巡抚转来的寄谕：“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这对曾国藩是一个机遇，使他从此由一介儒生走上了带兵打仗的道路，并最终成为近代中国军阀鼻祖。
曾国藩对太平天国起义从一开始就十分敏感并十分仇视，还在京宦期间他所上的一道洋洋数千言的《议汰兵疏》，就是有鉴于太平军的声威怒清朝绿营军的不争，特意向皇帝进的一片忠言。这就难怪他在接到寄谕后虽顾虑丁优期间出来任事会受人讥笑，却终于禁不住好友郭蒿森的一番劝告和其弟国荃的数言怂恿，即刻应命出山了。
十二月二十一日，曾国藩到长沙上任。曾氏处世一向留意人才，他在京宦期间和回乡后结识的一班湖南朋友，如新宁江忠源湘阴郭嵩焘，湘乡刘蓉、罗泽南以及罗泽南的弟子王鑫、李续宾、李续宜，湘乡知县朱孙诒等人，这时便成了他办团练的得力助手。按照以往的成例和寄谕的要求，团练本是民兵性质。但是曾国藩办团练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在“团练”二字上大作文章，谬分团、练，瞒过巡抚张亮基，暗渡陈仓，以罗泽南、王鑫原已组织起来的1000余湘勇楚勇为基本力量，又抽调各县练勇，依照明代戚继光治兵成法，成立一个官勇大团，居然搞起自己的常备武装来。
团练刚成，曾国藩立即大开杀戒。
咸丰三年二月，他在鱼塘口行辕私设审案局，专事扑杀反抗农民。他允许州县官捉拿、解送人犯可以不拘常例，为这些恶棍公报私仇大开绿灯。他对被捉拿者的处置根本不经司法审判，既不依法律条文，也不要任何证据，仅凭押送者一面之词，立予严讯，即时结案，重者就地正法，轻者毙之杖下，最轻者也要鞭之千百，打入大牢。据曾国藩自己奏报，审案局设立4个月中，直接杀人173名，批令各县就地处决92名。
曾国藩枉法滥杀，激起了湖南人民的愤恨。而他此时的地位不过一团练大臣，既非封疆大吏，更非奉旨钦差，种种行为自属越职侵权，因而也激起了长沙官方的憎恶。人们于是鄙薄地送给他一个诨号，叫做“曾剃头”（谓其杀人如剃头也）。湖南署理巡抚潘铎、布政使徐有壬、按察使陶恩培等恣意轻慢曾国藩，并歧枧其所督练的官勇。回任湘抚的骆秉章与曾国藩一向配合较好，此时也表现冷淡。这就使曾国藩在长沙陷于孤立，几乎难以立足了。
永顺兵事件。
曾国藩生性倔强，并不因此稍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企图通过塔奇布把手伸向驻防长沙的绿营军。塔奇布出身于满洲镶黄旗，原为绿营一个普通武官。曾国藩既赏识其剽悍骁健，于是礼贤下士，聘塔奇布为官勇教练，并连番保奏使其得到不断升迁。曾、塔二人成了知交。
这年四月，曾国藩通过塔奇布传令绿营兵与官勇一起出操，并一起听取曾国藩政治训话，虽盛夏无一日间断。这在曾国藩无非要提高一下绿营的士气，原无恶意。无奈绿营将骄兵惰，又一向藐视团练，自然十分不满。于是就有好事者居中生事。
八月四日，湖南提督鲍起豹的永顺兵（绿营）与塔奇布统带的辰勇（官勇）发生私斗，永顺兵吹角列队，准备攻打辰勇。曾藩向来对于绿营兵怯于战阵而勇于私斗颇多腹非，这时便借严肃军纪为名指名索捕肇事士兵，意欲杀一儆百，煞煞绿营的威风。鲍起豹唯恐天下不乱，公然将肇事者押送曾国藩公馆。永顺兵经此一激，群情汹汹。半夜，乱兵先攻进塔奇布参将署，烧其住房，塔奇布躲避在草丛中才得以幸免。接着又闯入曾公馆，枪伤曾国藩随身亲兵，几乎击中曾国藩。曾国藩狼狈万状，亲自到隔壁抚署叩门求援。坐观事态发展的骆秉章此时出来解围，他亲自为肇事者松绑，对乱兵进行抚慰，而对蒙受奇耻大辱的曾国藩却问都不问。
事件发生后，长沙城中谣言四起，司道以下官员反指责曾国藩不应干预兵事，酿成大变，是自取其辱。这样，曾国藩就再也无法在长沙呆下去了。八月三日，曾国藩奏报朝廷，借口湘南“匪徒”聚众为乱，须亲往弹压，绝口不提乱兵之事，移驻衡州躲避去了。
永顺兵事件给了曾国藩以心理上的强烈刺激，对其一生的功业产生了极大影响。当时一些幕客曾劝他据实参奏，曾国藩一则以不宜以个人屈辱而干扰皇帝，二则也不愿为一时之忿坏了长远计划，于是决定忍辱迁避。他下定决心，要改弦更张，自建新军以扬眉吐气，建功立业。
另外一件事对曾国藩一生也产生了影响。
原来一个多月前，新任湖北按察使江忠源奉命帮办江南军务，在前往江南大营赴任途中，于南昌城受到太平军韦昌辉部围困。江忠源飞书告急。这江忠源帮曾国藩办团练贡献最大，此时又官位最高。曾国藩于是和骆秉章商定派郭嵩焘、罗泽南等人率楚勇2000，湘勇1000，营兵600，共3600人，赶赴南昌救援。但是书生带兵，虽然临阵奋勇，终究缺乏训练，挡不住太平军百战悍卒，一经接战，便死的死，伤的伤。这件事促使曾国藩认识到官勇的弱点，遂痛下决心，要加强练兵。
但是这郭嵩焘是个有心之人，在赴援南昌时见太平军在船上进退自如往来迅疾。深感欲与之争锋。便向江忠源建议创办水师。沿江剿堵。江忠源令郭嵩焘回湖南向曾国藩致意。并立即上奏朝廷清廷建议在两湖、四川制造战船。曾国藩接到命令，欣然以筹建水师自任。这时正值永顺兵事件发生之际，这为曾国藩又提供了一个良机。
八月二十七日，曾国藩到衡州建军。经过精心筹划和严格编练，他很快在官勇大团的基础上，正式建立起了一支与绿营有根本区别的军阀武装。
创建湘军。
湘军在编制上以营为基本作战单位，营以下为哨，哨以下陆师为队，水师为船，马队为棚。湘军初建时只有陆师数千人，营以上不再设官，各营直辖于曾国藩。后来人数渐增，于是营官之上设置统领、分统等官统辖各营。陆师营制最初为每营360人，后加长夫120人，抬枪16人，大概500人。水师营和陆师营差不多。
湘军在军制上与绿营相比有两个重大改革：一是改世兵制为募兵制，一是改“兵为国有”为“兵为将有”。曾国藩规定湘军实行兵员自募，士兵主要招募健壮、朴实的山民；军官主要招聘绅士、文生充任，“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功利，第四要耐受辛苦”。针对绿营兵将的弊端，湘军内部层层实行严格的军官负责制，规定：一军之权概交统领，大帅不为遥制；一营之权概交营官，统领不为遥制；统领由大帅挑选，营官由统领挑选，哨长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长挑选，士兵由什长挑选；士兵绝对服从军官，下级绝对服从上级。这样兵为将有，将为帅有，层层节制，全部湘军实际上成为完全由曾国藩一人掌握的私人武装集团——一支典型的军阀队伍。
曾国藩为了加强对这支军阀队伍的控制，从建军之日起就十分重视对兵将的训练。他把训练内容分别为“训”和“练”两大部分。他说：
“新募之勇全在立营时认真训练。训有二：出打仗之法，训作人之道。训打仗则专尚严明，须令临阵之际，兵勇畏主将之法令，甚于畏贼之枪子；训作人之道则全要肫诚，如父母教子，有殷殷望其成立之意，庶人之易于感动。练有练队伍，练技艺。练技艺则欲一人足御数人，练队伍则欲数百人如一人。”
每逢操练的时候，曾国藩往往亲自演说，巧舌如簧，滔滔不绝，加上湘军实行军饷自筹，薪饷远优厚于绿营兵，当兵比种田有利可图，这就更增强了它的诱惑力和凝聚力。
为了把湘军训练成一支足以战胜太平军的雄师，曾国藩甚至—次次地顶住了清廷征调的谕旨，舍弃了师友间的私人情谊。
1853年4月，出于保卫天京，巩固和扩大胜利成果的考虑，太平天国决定进行北伐和西征。清廷曾连下四道谕旨令曾国藩出省策应；咸丰三年十一月，西征军进攻庐州，新任安徽巡抚江忠源告急，清廷再次命曾国藩带兵驰援；不久，西征军攻打清军黄州大营湖北总督吴文傛告急，清廷第三次接连下令曾国藩率炮船赴救。然而三次谕旨，都被曾国藩以炮船不齐，兵勇未精为借口顶了回去。江忠源于曾国藩有功在前，吴文镕为曾国藩的座师和上司，两人情谊甚笃。江、吴二人旋即在战斗中被太平军击毙。曾国藩对朝廷谕旨、师友生死概置之不顾，于此也可见其用心。
结语
说来也难怪。正是由于他如此经营，湘军才得以在短时间内形成一支相当规模的正规军；当西征军长驱直入湖南时，他才敢于独撄兵锋，率师“东征”。这时，距曾国藩出山不过一年时间，而距他躲避到衡州练兵不过五个多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