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学者正在注意发掘我国古代小说理论和从事《金瓶梅》的研究，但对于明末无名氏评点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却似乎没有引起重视。其实，它的评点较有见地地阐发了《金瓶梅》的思想意义和艺术特色，从而丰富了我国古代小说理论宝库，对金圣叹、张竹坡、脂砚斋的小说评点起了直接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不了解它的观点，简直无法对金圣叹，特别是张竹坡作出正确的评价。它应当在我国小说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以下简称《新刻》）的评点包括眉批、旁批和圈点，其出现时间当在明末。这是由于此书所附的插图二百幅中，署有刘启先、洪国良、黄汝跃等刻工姓名。这些刻工均系天启、崇祯年间的新安名手，故一般认为此书刊行于天崇年间。这是因为此书与稍前刊行的《金瓶梅词话》不同，删去了词话本第一篇欣欣子写的序言，而独存了东吴弄珠客的序。按常理，欣欣子是小说作者的朋友，其序言的内容也较重要，要删的话，当首删东吴弄珠客的序，而《新刻》的发行者恰未这样做。这显然说明突出了东吴弄珠客，甚至表明此书的评点就出自这位序作者之手。东昊弄珠客是谁呢？解放前姚灵犀在《金瓶梅版本之异同》中曾“疑即龙子犹，亦即冯梦龙”，不无道理。东吴者，苏州也；弄珠客，岂不与名梦龙，字犹龙、别署龙子犹的“龙”字有着某种关系吗！则冯梦龙欣赏《金瓶梅》更是众所周知。《野获编》明载“吴友冯犹龙见之（指《金瓶梅》）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冯托名“楚黄张无咎”的《批评北宋的三遂平妖传序》也称《金瓶梅》是一部“另辟幽蹊，曲中奏雅”的“奇书”，可当为“《水浒》之亚”[1]。因此，当《金瓶梅》初次“于吴中悬之国门”时，冯梦龙完全有可能应熟悉的书坊主人（很可能是袁无涯）之请而作序一篇。作序之后，意犹未尽，惯作小说戏曲评点的冯梦龙就有可能对《金瓶梅》如法炮制，评点一番。现在，我们对照冯评的《古今小说》、《墨憨斋足本传奇》等看，其批评的情趣、形式都比较接近。再从时间来看，也正相合。因此，我认为《新刻》的评点者为东吴弄珠客，即为冯梦龙并非捕风捉影。当然，现在没有确凿的证据，只能属于一种推测。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此人即使不是冯梦龙，然其思想观点、艺术情趣与冯梦龙是有许多相通的地方。《新刻》评点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它揭示了《金瓶梅》的写实意义。《金瓶梅》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它一出世就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看法。当时一部分人否定它是“坏人心术”的“海淫”之书，“决当焚之”；[2]另一部分人肯定它是“云霞满纸”的“逸典”，是“稗官之上乘”。[3]而在肯定的意见中也有区别，有的人只是就事论事，认为《金瓶梅》就是真人真事的影射，所谓“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配之《金瓶梅》。”“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他各有所属云。”[4]而有的则认为它是一部“寄意于时俗”的文学作品[5]，即作者通过日常俗见的生活琐事的描写，来寄托一定的思想，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他在《金瓶梅序》中指出，《金瓶梅》表面看来是一部“秽书”，但决非是“导淫宣欲”之作，而是“借西门庆以措画世之大净，应伯爵以描画世之小丑，诸淫妇以描画世之丑婆净婆，令人读之汗下。盖为世戒，菲为世劝也。”它表面上描写的是北宋社会，实际上具有强烈的现实气息，充分地暴露了明代中叶从上到下烂透了的黑暗社会，反映了没落时期封建社会的某些本质。其中关于性的描写，超出了传统道德所允许的范围，会带来消极的影响，但多数也是作品的有机部分，是为塑造人物形象，表达主题思想服务的。“至谓此书之作，专以写市井闻淫夫荡妇，则与本文殊不符，缘西门庆故称世家，为搢绅，不惟交通权贵，即士类亦与周旋，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已。”因此，它的出现，标志着我们现实主义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如何评价《金瓶梅》，不仅是一部小说的问题，实际上关系到如何看待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新刻》的评点者，紧接着欣欣子、弄珠客、谢肇淛等人之后，更为详细地发表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见解。《新刻》评点者一再指出，“《金瓶梅》，非淫书也”（第九十九回） ，“读此书而以为淫者秽者，无目者也”（第一百回）。他认为是一部“世情书”：“此书只一味要打被世情，故不论事之大小冷热，但世情所有，便一笔刺之。”（第五十二回）这就是说，《金瓶梅》作为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其主要特点就在于作者在“断得世情”（第-一回）的基础上，广泛地描写“世情”，暴露社会的阴暗面。因此，他在整个评点中，经常运用“一篇世情语”（第九回）、“世情大都如此”（第六十四回）、“世情冷暖”（第九十五回）、“一部炎凉景况”（第一回）、“写出炎凉恶态”（第三十五回）等等来评价其得失。当然，用“世情”这个概念来评价小说，当时冯梦龙等人已有所运用，但从来没有像《新刻》评点这样突出。“世情”两字，从此就成了我国古代小说批评史上常用的特有概念。所谓“世情”小说，就是指不同于《三国》一类历史演义、《西游》一类神怪小说、《水浒》一类英雄传奇的另一类侧重于描写现实生活的小说。例如稍后的西周生《醒世姻缘凡例》和天花才子《快心编凡例》，都把自己的作品称为“世情”小说，清康熙年间的张竹坡，也承此说，把《金瓶梅》评为“一部世情书”[6]。乃至后来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用现代的观点将我国古代小说分类时，也沿用了这个概念，并言简意赅地指出了这类小说的特点：“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情书’也。”而“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可见，《新刻》评点者用“一篇世情语”来概括小说的现实主义特点是颇为精辟的，并在我国小说批评史上产生了影响。当然，现实主义并不只在于客观地描摹世情，揭露黑暗，而是要从中表明作者的创作意图和进步立场。《金瓶梅》一书，尽管对下层人物的正义行为和悲惨遭遇也有所赞美和同情，但主要的笔墨则在于描绘腐朽统治集团的种种社会罪恶。这种描绘，总的说不是出自欣赏，而是重在谴责；不是劝世，而是警世。对此，《新刻》评点者十分强调，如第九十回眉批就指出：“凡西门庆坏事必盛为播扬者，以其作书惩创之大意矣。”作者极力渲染其坏事，目的在于惩创而不是宣扬。第九十一回《金瓶梅》写孟玉楼嫁往李衙内时，街谈巷议道：西门庆小老婆，如今也嫁人了！当初这厮在日，专一违天害理，贪财好色，奸骗人家妻女！今日死了，老婆带的东西，嫁人的嫁人，拐带的拐带，养汉的养汉，做贼的做贼，都野鸡毛儿零挦了！常言：三十年远报，而今眼下就报了！在这里，评点者眉批道：“此一 段是作书大意。”所谓 “大意”，就是作家创作的宗旨。这段话虽然包含看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天理循环因果报应的迷信色彩，但总的还是说明了作者的主要意图在于鞭挞西门庆，批判社会罪恶。这也正如他在第六十九回批评中指出的：“此为世人说法也，读者当须猛省。”在《新刻》的整个评点中，批评家还强调了《金瓶梅》揭露封建朝政、贪官污吏的价值。例如第三十回、第五十五回写西门庆两度走蔡京的门路，被委任为提刑官时，一方是“倚势利”，奉承献媚，一方是“累次受贿”，贪脏枉法，真是丑态百出。于此，评点者指出，作品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把“献媚者与受贿者，写得默默会心，最有情致”，“蔡京受私贿，擅私宠，作私恩，已画出一私门矣。”事实上，《金瓶梅》描画的不仅仅是蔡家一私门，而是整个溃烂的统治机器。评点者指出，“写私门之广，不独一提刑也”（第六十七回），从小说中到处可以看到“断狱之不可论理”（第九回）、当官的作威作势、劳民伤财（第三十四回、六十五回）和种种“仕途之秽”（第三十六回）。总之，评点者充分肯定了《金瓶梅》描写现实、暴露黑暗的意义，这比之时人把《金瓶梅》当作一部淫书或笼统地肯定其“曲尽人间丑态”来[7]，无疑是高出一筹，更应引起注意。后来张竹坡进一步的论述，不少就只是对《新刻》评点的具体发挥而已。至于对《金瓶梅》中的“淫话”，评点者虽有时不脱士大夫的趣味，流露出一些欣赏口吻，用“好摹写”、“异想”、“媚甚”等加以批点，或者迁就小市民的习气，说什么，“语俗，然留之可入俗眼”（第四回）等等，但总的说来，他是把“淫”放在批判的位置上，强调了“淫”与“情”的不同，例如他在评西门庆与宋蕙莲的关系方面，开始在第二十二回写西门庆勾搭宋惠莲以及潘金莲吃醋时批道，“纯以利动”，“见为淫也，非为情也”，第二十三回又评蕙莲见西门庆“开口便讨东西，讨又不多，自不是多情美人。”第二十六回《金瓶梅》写宋惠莲一边搂抱着西门庆，一边为系狱的丈夫说情时又批云；“词意亲则情愈疏矣，人多不悟。”后来，宋惠莲上吊自杀，西门庆便道“他恁个拙妇，原来没福！”这时评点者又批道，“只淡淡一语作结便了，盖无情以系心也。作者一丝不乱。”很清楚，评点者把《金瓶梅》中以西门庆为中心的性关系的描写都视为“淫”而非为“情”，是把它当作一种社会的罪恶，用来鞭挞西门庆的。这也正如后来张竹坡所详细分析的：《金瓶梅》写“淫话”的目的在于“深罪西门”，“皆非写淫荡之本意也。”[8]他赞赏《金瓶梅》在描写人、事、景等各方面都摆脱了传统的传奇写法而逼真生活，使读者觉得就像在周围遇到的那样，人是普通的人，事是平凡的事，景是通常的景。“情景逼真”、“情事如画”、“口吻极肖”一类批语几乎贯串全书。小说如何才能逼真？评点者认为这主要不在于简单地实录生活，而是要描写得“入情”，符合生活中的“必至之情”。例如第二回写西门庆欲奸潘金莲前先与王婆周旋时，评点者批道：“摹写展转处，正是人情之所必至，此作者之精神所在也。若诋其繁而欲损一字者，不善读书者也”。这就是说，作者的功夫就在于使作品中的描写符合人情事理，符合生活的逻辑。而只有这样，才能使作品成功，形象生动：“问答语默恼笑，字字俱从人情做细，幽冷处逗出，故活泼如生。”（第八回）这种见解与无碍居士（冯梦龙）《警世通言序》、睡乡居士《二刻拍案惊奇序》中强调小说创作重视艺术真实性的有关论述是完全合拍的。那么，作品如何“入情”呢？《新刻》评点者结合小说的具体特点，提出了“打从闲处入情”（第二回）的命题。即指通过“家常口头语”和生活中琐事细节的描写来塑造人物，表现主题。它有别于《三国演义》写重大的历史事件，《水浒传》记超凡的英雄豪杰，《西游记》叙离奇的妖魔鬼怪。它表面看来，所写“无一毫要紧”（第六十七回），而妙就妙在“在没要没紧处画出”（第二十回）。例如第二十八回写潘金连为宋惠莲的一只鞋子而大发脾气时批道：“只是家常口头语，说来偏妙”。这种“家常口头语”的妙处，首先表现在能生动地刻画人物。在第五十一回写王六儿吩咐丈夫招待来保的一段闲谈中，就显示了王六儿的性格气度，故评点者批道：“记家常闲话，似无深意，然非老婆作主人家，决无此话。”七十四回写王六儿与迎春关于皮袄的一段对话，也批道：“虽没要紧，殆写得人人有心。”其次，“家常口头语”对情节的发展和过渡也能起着重要作用。评点者在批第四十八回平安的几句话时就指出：“闲闲下此数语，隐出紧急情由，多少波澜！”当然，这些“家常口头语”要写得妙，关键在符合情理，所谓“问答似闲，然情理凿凿，非俗笔可办”（第六十八回）。《金瓶梅》的这种善于运用“家常口头语”的表现特点，用《新刻》评点者的话来说，就叫做“口角入情”（第二十九回）。《金瓶梅》的“闲处入情”同时还表现在大量的生活琐事和细节的描写。例如第十三回写西门庆晚上等候隔墙的李瓶儿请他。这时，“只听得那边赶狗关门。少顷，只见丫环迎春黑影里扒着墙推叫猫”等等。评者于此批道：“赶狗叫猫，俗事一经点染，觉竹声花影，无此韵致。”这就指出了“赶狗叫猫”这类琐事描写得恰当，就能真实地表现人物和情景，产生不同凡响的艺术魅力。再如第二十三回写潘金莲去藏春坞偷听宋蕙莲与西门庆说话时，“摘去冠儿，轻移莲步，悄悄走到角门”等细节，评点者批道：“悄悄冥冥，写出美人行径自与蕙莲之两三步一溜烟天壤矣。作者细心如此”。诸如此类，评点者经常在这类细小的动作上点出了小说作者的艺术造诣。这也是总结了现实主义小说的一种具体的表现特点。正是这种注重描绘生活琐事细节和家常口头语的“闲处入情”的表现手法，使作品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气息，所描写的犹如周围的世界一样。高尔基在评价十六、十七世纪的英国文学对欧洲文学发展的贡献时曾这样说过：“我所以评述英国文学，是因为正是英国文学给了全欧洲以现实主义戏剧和小说的形式，它帮助欧洲替换了十八世纪资产阶级所陌生的世界——骑士、公主英雄、怪物的世界，而代之以新读者所接近、所亲切的自己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把他的姑姨、叔伯、兄弟、姊妹、朋友、宾客，一句话，把他所有的亲故和每天平凡生活的现实世界，放在他的周围。”[9]产生于十六世纪末的《金瓶梅》的贡献也有与此相似的地方，而《新刻》的评点者及时地总结了这种小说的表现形式和艺术经验，不能不说是我国小说理论批评史上的一种贡献。与“闲处入情”有关联的，评点者还肯定了现实主义小说家常用的白描手法，一再推崇《金瓶梅》中的动作、对话等描写“纯用白描”（第七十二回）。白描，本是我国传统的画法之一，指的是不着颜色，用墨线勾描物象。后被引进到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领域中来，用来指以最简炼的笔墨，不加渲染烘托，勾勒出鲜明生动的形象。例如《金瓶梅》第五十四回，写李瓶儿让任医官看病时，先是遮遮掩掩，从帐缝里伸出一手，还用帕儿包着，后又伸出一手，但最后还是揭起帐儿，让医官看了“脸上桃花红绽色”。这一段描写，作者一没有加任何贬词，二没有着色渲染，而一种虚伪做作的情景毕露，作者的爱憎态度也就从这生动的情节描写中自然地流露出来。因而评者就批曰：“费了半日工夫遮掩，却又全体露出，写藏头露尾情景，真令人喷饭。”《新刻》评点者就是这样较早赞赏创作中运用白描手法的一个人。后来张竹坡评《金瓶梅》、闲斋老人批《儒林外史》时都进一步论述了白描手法，称之为“笔蓄锋芒而不露”[10]，“直书其事，不加论断，而是非立见者也”[11]。鲁迅也十分欣赏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中的这种“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的白描手法，也正因此曾在《论讽刺》一文中将《金瓶梅》和《儒林外史》并提。于此可见，早在近四百年前的《新刻》评点者，能以“白描”手法来称誉《金瓶梅》是具有何等的眼力！对于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塑造，《新刻》评点者和同时代的《水浒》批评家叶昼、金圣叹等一样都比较重视，并以此来高度评价了《金瓶梅》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他常用“写得活现”、“极肖”、“传神”等词汇来赞扬《金瓶梅》中的人物塑造得真实、生动、形象。特别是他非常重视人物个性特点的分析。如第九十一回评玉簪儿时说：“写怪奴怪态，不独言语怪、衣裳怪、形貌举止怪，并声影气味心思胎之怪俱为摹出，真炉锤造物之手。”为说明《金瓶梅》中的人物形象往往具有鲜明个性，他常指出在同一场合中活动的众多人物被作者“写得人人有心”（第六十七回），各各不同，有时甚至几个人说的话是“同一意，而口角各肖其人”（第六十五回）。也有时同一句话出自不同人之口，竟会表现完全不同的性格（见第五十一回、第六十一回批）。这充分显示了艺术的丰富性和真实性的统一。更可观的是，他也注意分析了同一类人物形象的不同的个性特点。比如第五十一回《金瓶梅》写吴月娘、潘金莲、李瓶儿、孟玉楼一起听姑子唱佛曲时，评点者就指出了这四人虽然都是西门庆的妻妾，但各人的性格迥异：“金莲之动，玉楼之静，月娘之懵，瓶儿之随，人各一心，心各一口，各说各是，都为写出。”这种见解，比之稍前的叶昼说《水浒》写人物之妙“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辨”，能将鲁智深等急性人“形容刻划来，各有派头，各有光景”[12]，及比之略后的金圣叹赞“《水浒传》只是骂人粗卤处，便有许多写法”[13]，确有异曲同工之妙。这说明了我国古代的文学批评家早在明末时，对塑造具有鲜明个性特点的人物形象已经具有相当的认识了。那么，小说家何以能刻画具有鲜明个性特点的人物形象呢？《新刻》评点者指出，这主要是作者在塑造人物时“妙得其情”，即能恰当地把握每一个不同的人物在生活中遇到北时此景时的应有心情，因而能得其神理，描写如生。如第五十九回写西门庆见潘金莲的猫吓坏了官哥，一怒之下直到金莲房中把猫摔死了。此时，金道先是坐在坑上，“风纹也不动”，待西门庆出了门，口里喃喃呐呐地骂了一通。这样描写潘金莲，正如评点者所指出的：“西门庆正在气头上，又不敢明嚷，又不能暗忍。明嚷恐讨没趣，暗忍又恐人笑。等其去后，哞哞刀刀作絮语，妙得其情。”再如第十二回写西门庆发现奴仆琴童身上有潘金莲的锦香葫芦儿时，即抓来打了一顿，赶逐出门，于此评者也批道：“不待审问的确，竟自打逐，似暴燥，又似隐忍，妙得其情”。很清楚，评点者认为，作者只有随时把握了笔下每一个人物随时随地的感情状态后，才能写出个性鲜明、有血有肉的人物。这也正如后来张竹坡说的，作者必须“讨得此人的情理”，这样下笔时，“此一人开口，是此一人情理”[14]，每一个人物都能栩栩如生，各有特点了。正是建筑在对小说中的人物塑造问题有这样认识的基础上，《新刻》评点者对《金瓶梅》中一些主要人物形象的分析都比较中肯，至今不失其参考价值。如对全书的“骨干”西门庆，评点者就十分精辟地指出他是一个“市井暴发户”（第五十五回）的典型，其分析就紧紧地围绕着这一点展开。对潘金莲，评点者也指出了这个出身低微而又在罪恶的环境中堕落的妇女的复杂性格。他的分析较有见地，故往往被后人所接受。《新刻》评点者在批评《金瓶梅》时，还开始注意总结小说创作中的一些“法”。人们一般都认为，总结小说创作的文法、章法始自金圣叹。的确，金圣叹在批评《水浒》时谈到了“倒插法”、“夹叙法”、“草蛇灰线法”、“大落墨法”等近二十种法，可谓十分丰富。后来的毛宗岗、张竹坡、脂砚斋又有所发展，名目更多，如“回风舞雪、倒峡道波法”、“由远及近、由小至大法”、“横云断岭法”，“偷度金针法”等等，这种种小说法，虽然有的含义晦涩，并不科学，但总的来说，它还是研究和总结了若干小说的表现手法和形式美，对今天的创作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在这方面，《新刻》评点者的尝试是早于金圣叹的。他的一些努力对后人是有启发的。例如第二十一回他揭示了一种“躲闪法”。这回写西门庆因争风吃醋在妓女李桂姐家大打出手后不久，又被应伯爵等劝去。此时，作者避开了直接描写李桂姐向西门庆解释、赔礼或西门庆对她的训斥等等，而只是写了李桂姐和应伯爵的打诨耍笑。因此批评者批道：“此时最难置辨，故桂姐全不开口，只借伯爵戏笑语隐隐达情。此文家躲闪法也。”再如第五十七回要结束这段故事时，就用最简炼的笔墨交待了几句客人到而吃酒就了事。这里，评者指出：“只以几句便了酒中情景，是文章捷收法”。除了这类直接指出文章之“法”外，还有一些虽未明说，但实际上已经点到，再由后人标明的。如第十回、第七十三回等所评的“绵里裹针”、“绵里下针”的“妙法”，就是后来金圣叹所说的“绵针泥刺法”；第十、二十二、六十一回等评的“线索之妙”、“映照得妙”、“针密如蝨”等，就引出了金圣叹的“草蛇灰线法”；第十二回所揭示的“冷帮热衬”和第五十六回所评的“穷鬼已自可怜，而复写一段富贵饱暖受用，与之相形”，也近乎金圣叹的“背面敷粉法”。如此等等，可见《新刻》批评者确是我国小说批评史上总结创作之法的一个先行者。此外，《新刻》评点者将《金瓶梅》与《史记》相提并论，一再认为《金瓶梅》“从太史公笔法来”（第十四回），“纯是史迁之妙”（第二十一回）。后来张竹坡大加发挥，并从表现手法引申到创作精神方面，认为《金瓶梅》“纯是一部史公文字”，“作者必遭史公之厄而著书”[15]，进一步肯定了小说的现实精神。《新刻》评点者还开始用“冷”“热”对立观点来分析作品的创作意图和人物形象，这对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李百川创作《绿野仙踪》和张竹坡、脂砚斋、哈斯宝、张新之等人的评论都起了重大的影响。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说，《新刻》评点者尽管在一些地方散发了因果报应、色情庸俗等消极的东西，但总的来看，它通过对于《金瓶梅》的评析，多方面地探索了现实主义创作的一些特征，推动了明末进步文学潮流的向前，对以后的小说创作和批评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1]另有一本署“泰昌元年长至前一日陇西张誉无咎父题”的《天许斋批点北宋三遂平妖传叙》系他人伪托，此处对《金瓶梅》的评价有改动。[3]见袁宏道《与董思白书》、《殇政》及谢肇淛《金瓶梅跋》。[12]见容与堂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第三回评。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1期，后收入《金瓶梅研究》高等院校社会科学学报论丛（3），1984，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数据采集 黄 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