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汉服西渐五百年

今人谈到时装时尚的问题，都不免感叹欧美时尚业之发达，其香水服饰皆令我邦仕女着迷。汉服运动者尤其哀叹西力东渐，国人都已洋化，都穿西式服装，而丢失了“汉家衣冠”。

对此，我亦同慨。然而颇惜国人尚仅知其一不知其二也。

因为现在欧美所谓现代时尚服饰，正是深受东方影响而然的。

一、中国人脑袋中错乱的东西方关系

此犹如咖啡。

咖啡乃不折不扣之东方饮料，其产地不在欧洲，而在北回归线附近的热带、亚热带。由中国之海南岛、台湾，延伸到越南、马来西亚、爪哇以及阿拉伯世界等地（后来再加上南美洲之巴西）。

它作为饮料，则由北非、阿拉伯人提倡起来，包括制作咖啡豆及熬煮之方法皆然。

后来在十八世纪因缘际会，传入欧洲。上层仕女以为舶来品，竞相学习着饮用。宗教人士，尤其是基督新教，则谓其可以止睡，又可替代酗酒，可让信徒过着较理性化的生活，故也鼓励饮用，以致大流行。与同样属于东方传来的饮料——茶，平分秋色。

然而这种东方饮料，由于晚清以后，国人看西方人都在喝咖啡，竟想当然尔地视为西方饮品之代表。

咖啡文化遂如此稀里糊涂地，在中国人脑子中与欧洲之浪漫意象结合，也与时尚新潮结合了。觉得喝茶土，喝咖啡才洋气，而不知道人家只把咖啡当工作饮料，真正高阶层宴会、休闲下午茶，都是喝茶的。你到英国皇室纪念品销售网上一查，就知道：卖的都是茶与茶具，谁卖咖啡？

二、西方现代服饰的东方渊源

服装也是如此。

十九世纪，欧洲男子仍在戴假发、化妆呢！要到一八四0年左右，才改为紧身裤、打领带、穿燕尾服。

女人则穿用鲸鱼骨做的束腹内衣。正式一点的女装则须定制，所以一八六八年法国就成立了高级订制服协会。

这时男人女人的身体都还是被束缚住的，男装取法于甲冑，女装强调S型曲线。

一八七五年，英国李伯蒂（liberty）百货公司开幕，才开始带来了变化，标志着现代服装的兴起。

同年，德国设计师赛格访日归来，作《日本艺术》一书，推动新艺术运动（ArtNouveau）于巴黎，带动了巴黎的东方风潮。

接着一九00年法国举办第五届万国博览会，日本演员贞奴穿着和服表演，也轰动了巴黎时尚界。

这一波东方风潮影响所及，包括了像LV这样的品牌，事实上就结合了浮世绘、和服、日本家徽等元素。

波瓦雷（paulpoiret），这位杰出的设计师，更开始不用束腹内衣。且因受和服及希腊长袍之启发，让女人的身体从服装中复活起来了。一九0三年，他创业的第一年，就推出了“孔子大衣”，标明了这场新服装革命的东方渊源。

一九一0年，香奈儿进一步放弃了刺绣、蕾丝。大胆启用黑色单色，以休闲、简约、帅气为号召，即是由波瓦雷再往前跨，以致逐渐形成尔后女装往反体制、具解放精神上发展。

20年代，伊尔莎·斯奇培尔莉（Elsa Schiaparelli）和薇欧奈（Vionnet）把和服风格的悬垂线引入了现代服装。薇欧奈、保罗·波烈（Paul Poiret）、莫里纽克斯（Molyneux）等也各有相关作品。

六十年代的阿曼尼，更把男人也由盔甲般的男装中解放出来，宽肩、软布料，故深受上班族之喜爱。

八十年代，日本川久保玲、山本耀司两位设计大家雄踞巴黎，法国仅一戈尔埃蒂（Jean-Paul Gaultier）引领风骚，而东方主义乃二次大盛。

不只川久保玲他们的黑色基调大行其道，日本漫画、卡通、和服，中国旗袍、印度纱丽，都成为时尚服饰的重要元素。

直到现在仍是如此，英国品牌Marchesa2018春/夏时装秀上也借鉴了和服的腰带和袖子，Visvim则把二次大战的夹克重新设计成了和服。

因此，所谓巴黎、米兰、伦敦、纽约之时尚，一如咖啡，我国人以为它是西方的，实则本来就是吸收学习于东方而形成的。

这是那时整个西方艺术发展的趋势，像西方现代绘画，也和美服制作同样。十九世纪后半期，日本浮世绘大量介绍到西方。西方的前卫画家，如马奈、惠斯勒、德加、莫内、劳特累克、凡高、高更、克里木特、溥纳尔、毕卡索、马蒂斯等都从浮世绘中获得过启迪，如无影平涂的色彩、取材日常生活的艺术态度、自由的构图，对自然的敏感等，推动着从印象主义到后印象主义的绘画发展。

三、孔子的大衣，衣被西方

以上说的西方服饰之东方渊源，看起来是在说日本。其实不然，你注意到了吗？波瓦雷（paulpoiret），创业第一年，推出的划时代杰作，名字就叫做“孔子大衣”。

为什么？欧洲十八世纪以来，在服装领域，就一直在学中国的纺织品纹样、服装款式和色彩。

这个大潮流，发展到清末，中国整体国势衰弱，他们才改由日本方面获取补充。故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日本风格的各种工艺品，继十八世纪中国风(Chinoiserie)之后，成为欧洲流行之物。设计师们均按照和服的样式修改他们的线条以满足新的狂热。时尚沙龙里，如果没有日本扇子、印刷品和成堆的和服，工作室就不会被认可。

但这仍是中国风的延伸或支流，仍算是中国服章的影响，因为谁都知道日本服饰的中国渊源。

这是整个学界和服装界的基本共识。美国入Honour Hugh写《Chinoiserie:the vision of Cathay》介绍中国风的产生、发展和对欧洲艺术的影响（如巴洛克时期，包括路易十四庭院中的中国风，凡尔赛的例子，复辟时期的中国风等;罗可可时期，路易十五时期的中国风，中国瓷器，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中国风等）时，即分析了中国风格与日本风格的渊源和区别。事实上也就是把日本的影响当作中国风的延伸或支流。

四、中国风：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而说到中国风，话就长了。我用最简单的方式讲讲服装部分。

中国古代丝绸等纺织材料和技术，天下第一，是不用说的了。西出阳关，被商贾行销到整个西风世界。

古代西方既没有丝绸绫罗锦缎等材料，其织机也甚落后。因为使用竖机，不能使用较多的综片，也不能利用脚踏控制经线的提升或间丝，织不出结构较为复杂的织物。直到六七世纪，西方才改用中国式的水平织机，织出较复杂的提花织物。

古代丝路的贸易量，不好统计，后来海上贸易则稍可考证。从1580年到1590年，中国每年运往印度的丝货为3000担，1636年达到6000担，到了18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每年的丝绸进口量多达75000余匹。

利益驱动下，欧洲织纺也开始绘制龙、凤、花鸟等中国传统图案，自称“中国制造”，假冒原装进口。而为了仿造，欧洲丝织厂的画师甚至人手一本《中国图谱》。连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举行盛大舞会，也曾身穿中国服，坐一顶八人大轿出场。

法国画家布歇则绘制了《中国花园》《中国捕鱼风光》《中国皇帝上朝》《中国集市》，市面上更出现了大量的中国人物和青花瓷、花篮、团扇、伞等图画。贵族们收购这些画、挂毯和衣饰。

十八世纪，中国风纹样在欧洲大行其道，据说归功于法国最大的沙龙女主人，法王路易十五宠信蓬巴杜夫人的倡导。宫廷画家布歇的油画“蓬巴杜夫人肖像“中她即穿绣着中国风花样的长裙。此外，在印染花布上也纷纷印制中国风花样。

凡此等等，包铭新《欧洲纺织品和服装的中国风》等中外文献早有论述，只是国人一般不太了解而已。

但这里也不用细说，总之，中国服装体系自古就对欧洲影响深远，而在这几百年的中国风气氛中，尤其发展强烈。

这种影响是持续的。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英国绅士喜欢用杭纺做衬衫，紫花布做裤料。一些清代服式也以“曼特林风格“(Mandarin style)的名称被效仿。马褂演进为女式晚礼服外套；花翎项子一变而成“曼特林帽” (Mandarin hat，一种插羽毛的女帽)流行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

且人家是真心在学，因此仿中国的织品有时几可乱真。故宫博物院有一块“湖色罗纹地竹叶纹绸“，就曾被误认作是中国产品。后来发现布头背面打有一淡紫色印记(用的是Staznp Pad而不是中国印泥)，在一鸭子商标四周有产地的记载，才知是法国里昂产品，不知如何进入宫廷供“御用”了。

那几世纪，经常被借鉴的汉人服装是褙子，这是宋代皇后贵妃以至奴婢侍从均喜服用的式样，以直领对襟为主，前襟不施绊纽。袖或宽或窄，长度不一。另在左右腋下开以长衩，也有不开侧衩者。其次是马褂，但是立领、对襟，这是除了旗袍之外西方设计师借鉴最多的中国传统服装形式。

二十世纪初保罗·波瓦雷想改革欧洲的紧身服装，乃吸收了中国没有接袖的连袖式，长而宽松的直线条裙子，和旗袍臀部放宽，下摆收拢，两边开衩的样式，名为“孔子大衣“，以解放身体。

底下的故事还很多。包括卢卡斯导演的《星球大战》前传《幻影的威胁》中银河女王的服装，就有三套中国风。一套源自清代后妃朝服，肩部有类似佩披领的造型；一套源自宋代和明代流行的背子; 另外一套综合了中式立顿和中国古代服装的大袖子。……

五、传教士穿汉服

如果说以上讲的还只是大趋势的话，那么更具体的实证，就是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改穿汉服。

1595年5月利玛窦(Matthoeus Ricci)在江西樟树改换儒服，向来被视为西方传教史中最具象征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当时金尼阁神父在1610年的信中即特别指出这一点，并大加赞扬。

利玛窦入华之初，本来是改换成中国僧人服装的。

汉地僧袍，其实也是不折不扣的汉服，因为小乘、南传、藏传，乃至中亚、印度都不这样穿。乃是就汉地原有服装，规定了颜色，稍微改变其式样而成，如缁衣之类。传统法服，三衣五衣之类，只在法会期间穿。

12年之后。利玛窦觉得传教的主要竞争者是佛教，所以不如易换儒服，跟儒家站在一起。儒士也远比僧人更受社会重视。

不过，利玛窦并不是入华耶稣会士中易换服装的第一人。第一人是罗明坚(Michel Ruggiere)。

1583年2月7日罗明坚写给总会长阿桂委瓦(Beao P.Rudoifo Acquiviva)神父的信中说是肇庆的两广总督建议他们穿僧装的。他们欣然同意，因为“不久我们将化为中国人”。

利玛窦初入中国时，清人张尔岐《嵩庵闲话》卷一说︰“利玛窦初至广，下舶，髡首袒肩，人以为西僧，引至佛寺”。后来是看了罗明坚他们的做法，才改穿汉僧服装的。所以这是第一次改装，第二次才改成儒士服。

他对这套衣服极为满意，1595年11月4日致总会长的信说︰“离开韶州前，已经做好一套漂亮的绸质服装，准备在特殊场合穿用，另有几套为平日使用。所谓漂亮讲究的，即儒者、官吏、显贵者所用，是深紫色近乎墨色绸质长衣，袖宽大敞开，即袖口不缩紧，在下方瓖浅蓝色半掌宽的边，袖口与衣领也瓖同样的边，而衣领为僧式，几乎直到腰部。腰带前中央有两条并用的同样宽(的)飘带，下垂至脚，类似我们的寡妇们所用的。鞋子也是绸质，手工很细。头带学者所用之帽，有点像主教用的三角帽。”

于是，利玛窦高冠博带、美髯垂胸的新形象，当时就广为人知，也引起了欧洲同行的羡慕。

六、以审美跨越鸿沟

易服色，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极为重要，例如位孝文帝改换汉服，就代表了对中国文化的认同，甚至是汉化。因此利玛窦改穿儒士服，过去讲中西文化交流的人都非常关注，认为这表示了他对儒家的认同。由于利玛窦与徐光启等儒士官员的交往，甚至翻译中国经典，更让大家在此多有想像。

但其实这只是耶稣会士们在远东地区甚至整个东方普遍采用的策略。利用改变形象来接近社会高层，以利传教。

所以汉装儒服只被他们工具性的使用，骨子里还是基督徒、还是要传教的。

最多，我们可以说他们算是对汉文化有好感的一群人，也愿意与儒家同盟，对抗蕃夷（佛教）。别的不谈，至少，汉服之美确实打动了他。他对那套“漂亮讲究”的儒服的喜爱，便说明了一切。

同样，西方那些中国风的爱好者，君王贵冑、妇女商贾、模特儿、设计师，基本上也都各怀利益动机，只把中国服装作为工具性的使用，未必即认同我们的文化内涵价值观。

但审美终究还是跨越了鸿沟，华风西渐，衣被西方五百多年了。未来我们们还能不能持续这样的影响，则要看我们这一代“美盲”的人能不能开眼。以汉服对抗西服，更有点文不对题。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博士，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并在北京、上海、杭州、台北、巴黎、日本、澳门等地举办过书法展。现为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