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念恩师忆日常 ——深忆章师开沅先生对我的另一类教育

思念恩师忆日常

——深忆章师开沅先生对我的另一类教育

余子侠

恩师自5月28日（辛丑四月十七日）驾鹤道山，日渐行远，迄今已是旬日。十天来，网上、纸上、屏上，怀念或追思先生的文字可说是连篇累牍，大多是追念或回忆先生在为学方面如何施教育人。在这方面，愚钝如我者亦感触甚深。但先生在为人方面如何以言行教我，是我在其门下接受到的另一类教育，我更应该深怀于心、显迹于纸！

我是1984年秋季学期正式进入先生门下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那时每到过年过节时，总见到不少同学在准备着如何给自己导师送礼物，我很彷徨无措，不知自己该不该也这样行事。因为入门后，时为青年教师的严昌洪、罗福惠老师他们曾对我们讲过，章先生对学生很严格甚至有时有点严厉。有次师兄赵军他们拿着电影票正出华师大门到洪山电影院（今日群光广场处）看电影，碰巧先生从汉口回来，见到他们问明情况后，仅说了一句“不认真学习，电影有什么好看的”，他们就乖乖地废弃手中难得的影票而返身回来看书。所以身为头两届研究生的严、罗他们常说自己见到先生，落座时总是“只坐半个屁股”。这类故事听多了，在我心中就产生了一种“恐师阴影”——担心行事不慎招师批评。但纠结归纠结，身在社会中生活，有时也还得“随众”，所以在读硕第二年元旦，我与刘伟师姐商量也给先生送一份挂历表示一点心意。记得在元旦前一天傍晚，我们师姐弟拿着几元钱购来的挂历，前往华师西门旁那栋教工宿舍楼4楼敲先生家门，先生在门内问明了事由，硬是不开门让进。见此情景，师母黄怀玉老师只好出来解围。见到我们手中的挂历，她老人家轻声细语地对我们说：“你们章老师不喜欢学生送礼给他的。你们说是心意，但我家的规矩，是不准学生表这类心意的！”

有了此次尴尬的经历，以后去见先生时，再也不敢拿着任何“礼物”，只能素手见他了。这样一晃即过了十年。在1994年，我以在职教师身份，在先生脚下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记得其间有一年春上，内弟从老家蕲春给我带来了两纸包“明前茶”（那时不像今日都有那么漂亮的包装）。我们蕲春素来产有好茶，唐代即有名茶“蕲门团黄”，尤其每到春天云蒸雾罩的仙人台所产的茶更好，所以内人说了句“送一包章老师品尝品尝”。于是我装一包在用来放书本纸笔的手提袋内，去先生办公室商量湖北省陶行知研究会有关事宜时，在谈完公事后，顺便聊了一下老家的茶叶早在唐朝时就出了名，随之表示送点茶叶让他老人家品品，得到的回答依然是拒绝。不过，正如师弟王奇生所讲，先生自海外归来后，脾气或性情让我们感受到“为之大变”，这次他是和颜悦色地对我说：“我这多学生，如果大家都给我'带’东西，那我还不得天天坐在家里收礼？！”

说也奇怪，有了这前后相隔十年的两次遭遇后，我每与先生在一起时不再是惶恐，而是越来越亲切越爱敬。也可能是因为这种师生情在不断地增长，所以越到后来越被恩师“批评”的多。有时老人家竟然随时随地不给我留任何“情面”，哪怕我已年过花甲，是见孙辈的人，他仍就像父亲教诲儿女一样，听不顺看不对时就严辞相诫。此类的教育，在恩师与余传韬先生结识交友后，我可是多有受教！

余老先生为人温良儒雅和蔼谦恭，在海峡两岸“三通”后不久，即因其为湖北黄陂人，更因其为华师前身之一中华大学的校友余家菊先生的哲嗣，所以与恩师一见如故，且交往日深。每每回汉，总得与恩师一晤，这种交往算来已近一世。因我的工作单位在教育研究所这边，所以早些年两位先生交往联络事宜多由何建明师弟执负。自何建明调离华师去了中国人民大学后，余老先生每次回汉，往往是通过他的亲侄儿永悦兄与我电话进行“单线联系”，询知恩师何时能抽暇与他晤谈。因为余老先生不想惊动学校打扰他人，所以我成了章、余会晤的中间传话人。一天夜里，我电话打到恩师家，商谈好要何时何地如何接见已回汉多日的余老先生后，随口讲了一句：“那我就叫他明日过……。”后面一个“来”字还未出口，恩师当即在电话那头打断了我的话：“你是怎么讲话的？怎么提到余先生用这种口气讲话呢？！”我听了一头雾水，整个人都懵了！在我们老家，在商量请某人做某事，都是这种口气呀——“就叫他来吧”，有什么不对吗？只听先生在电话那头十分严肃，不，可说是有些严厉地对我说辞：“要用'请’，请他来华师！他可是与我，与你的老师同辈的长者呢，是华师的贵客呢，你怎么说'叫’他来？！这样的话不是该你说的，更不是你该对他说的！”我忙说我不是那个意思，解释说是我们之间交谈的“白话”，其实我绝不可能直接对他老人家面说“叫”字。哪知这一解释，让恩师更不高兴，直接批评我“不管什么意思，讲到余先生时不能直白地说'叫他来’”。

记得还有一次，还是为余传韬先生的事。那次是余老先生回汉来华师向校图书馆捐献其先父余家菊先生和岳父陈辞修先生的著作和手迹。那是一个雨天，恩师说的是请他九十点之间来，余老先生按约而来，但比我估计的时间要早到恩师那儿。我刚从华师东门外买菜回来，得知消息来不及换衣换鞋。那次两位老先生见面，在整个会见过程，坐在旁边的我因为穿着太随便而颇为不安。估计恩师都看在眼里，事后与我聊起他与余老先生所说事宜该如何处理时，不无批评之意地对我说：“人家这大年纪来我们这里做客，你怎么穿着这个样子呢？”实话说，我在家里是个幺儿子，小时家中困难，总是拣两个哥哥的破旧衣服穿，所以随意穿着习惯了。直到先生带有责备的口气对我讲这些话时，我才知道自己待人接物“随性朴素”的严重性。先生对我这一类教育，在那次我们应余传韬先生之邀去台湾参加学术会议期间也曾领教过。

（2009年台湾之行）

2009年，由于恩师与余老先生两位长者的关系以及受两老先生的委托，由我召领全国十三所高校三十三位教师去台北召开一次学术会议。为了我们这支队伍在台湾行动方便，大家推荐我为这个学术团队的“团长”，负责整个学术活动的有关事宜。那次得益于余老先生及其学生（其实都是“长官”）的周到安排，我们一行人从台湾北端的淡水一路向南参观游览到高雄。但就在抵台的第二天早上，恩师就对我这个“团长”认真地上了一课。原来，在抵达台北的那天晚上，得悉恩师赴台，张朋园先生在我们下榻宾馆不久，就来讯请恩师一晤并共进晚餐。恩师带着我和小师妹王薇佳一同前往。从张老先生那里回来后，见团里一些老师在房间里玩扑克，恩师就去自己房间休息了。因为大家几乎都是第一次赴台，所以玩得很兴奋，其间有的人嗓音就有些“高调”。次日一大早起床后，先生就对我讲：“大家认你是团长，你就得负起团长之责。昨天晚上他们这样高声说笑，不仅影响宾馆里其他客人休息，关键是我们是从内陆来的学者呀，这样玩闹有损形象呢，不是吗？！”随之又语气缓和地对我说：“你让大家注意一点，初次来台，要随乡入俗，要有规矩，不要像在学校、在家里那样随便，想怎么高兴就怎么高兴。大家都注意一点吧！”

这类在日常交往中就我看来不经意的言行接受到先生带有批评之意的教诲，在我的事业道路的选择上，也有过一次。记得我自1998年冬产生调离华师的念头后，当时浙江大学的田正平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的金林祥教授、武汉大学的沈壮海教授，以及华中科技大学的刘献君教授，都频频而诚恳地向我发出了邀请。此事让我前后“纠结”了三年多，最后我选定华中科技大学的教研院——其时该院负责人即是华科大管人事的党委副书记刘献君先生，他在同我的谈话时不仅答应我的住房条件（刚刚盖成了新宿舍楼由我选一套），更重要的是应允了内人的工作安排和孩子的就学安排。于是，有一天我去校科学会堂后面历史所就此事向恩师“讨教”，先生只是说：“虽说华科那边也请我过去讲过两次话，但对那边教育学科我真的是不太了解。”在沉默了一会儿后，他突然望着我说：“你们几个合力争得一个博士点，现在当官的当官，发财的发财，那争来这个点还有什么意义呢？！”原来，在我正动摇着是去是留这几年中，我们几位（周洪宇、熊贤君和我）恩师亲诲过的弟子联手，继北京师大、华东师大、浙江大学、河北大学之后争得了全国教育史学科的第五个博士点，进入新世纪后，周洪宇同志去武汉市江岸区任副区长，熊贤君同志调往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所以先生有此说。而就是这句“争来博士点还有什么意义”的诲语，让我自此对华师再无“异心”，紧随恩师稳稳扎根在桂子山。

我受先生的“庭训”，最后一次是在前年（那时我已66岁），即师母黄老师腿摔断后住院开刀那一次：前年3月中（记得是16号），师母在洗澡间不慎摔倒，老人不想惊动任何人，只是硬撑着让恩师找来晾衣杆从床底捞出孙姑娘董昕小时坐的小凳子，随后搬来方凳和靠椅，在恩师的帮扶下，自己爬着从小矮凳子挪到高凳子，再挪到椅子，再挪到床上躺着。从下午四点多捱到晚上九点多，先生见师母疼得实在不行，认为可能是摔断了腿骨，就对她说：“你给余子侠打个电话。”一接听电话，我们夫妇立即抽身赶到校医院叫上救护车，并随车赶到一号博导楼先生家。送往六七二骨科医院观察三天后，师妹明明赶回武汉，当即找到她的老同学决定转到中南医院，为师母做了手术。手术后第二天，我们开车接送恩师去医院看望师母。我这人一向讲话嗓门大，见到师母手术比较成功，且术后看气色和精神还可以，当时有些高兴也有点激动，所以讲话时声音越来越高。先生当即严肃地对我说：“你能不能小声点，这不需要你讲课时的嗓门！要知道这里住的都是病人，而且都是老年病人！”见我马上收声并向旁边病床上老人们深致歉意，先生又语气十分和缓地说：“你们黄老师耳朵可比我的听力强多了。”

（2021年4月10日 在泰康之家·楚园）

（后排左起：恩师长女、长婿；余子侠夫妇）

……

双眼噙泪追忆至此，脑子里再次回现当年第一次与恩师见面时的情形。

1984年5月25日，我因报考北大近现代史硕士研究生外语差两分而未被录取（其它各门分数一百分制为：中国古代史86，中国近代史84，中国现代史80，世界史综合80丿，但当时信息极不灵通，人家四月中下旬先后都收到通知书，我什么也不知道！五一节后，我去信询问所报专业那位导师，他老先生也不知道，还以为我录取了（后来听说，我近代史的卷子是他改的，他改完后认为我铁定能上），就去系里问情况，一听未取我，他气得说“今年我不招了”！（但中国的事就这样：学者决定不了学生，是行政决定学生的命运。）得知未取的信息后，我有些茫然。其时我已三十一岁！我的工作单位也是我的母校湖北财院（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当时有规定，青年教师考研只能报考一次，绝无二次。多亏那位科研处副处长兼研究生科科长李庆善老师，他得知消息后对我说，“你转到武汉里高校试试”。我说往哪转呢？所有研招录取工作都在五一节前截止了。他说“你转到华师，找章开沅那里试试”；“你同意的话，我帮你联系一下”。第三天，李处长要我去信北京那边，要求他们把考试档案转到华师。那时挂号信走邮路最少七天，所以材料到华师估计已是五月中旬末，其时研招录取工作已结束快三个星期了！但就在五月二十号，李庆善先生让我到华师研究生科去一趟，说是档案已转到。

5月23号我到华师行政楼（现已改建新图书馆）二楼研究生科。进那办公室后，周宝珠科员接见我，用手指着我的档案袋。上面是恩师亲手批的七个字（这是我永远记得的七个字）：通知该生来面试（签名：章开沅）。5月25号来华师一号教学楼三楼历史所办公室。陈辉老师、严昌洪老师见我说“等一下章校长来”。五分钟光景，先生来（我们从未见过面），打量我一下即说：“你的考试卷我都认真看过，但你要读历史的研究生，必须有古汉语的功底，不知你古文如何。所以待会儿让陈老师他们给你面试，再做一份试卷。另外（他边说边从书架上抽出一本线装书）还要看看你的文言文怎样。”说着随手翻着那本书（后来我才知道，这书是章太炎先生的《訄书》）从中间理出三页，说：“你用白话口述一遍，然后讲讲作者所表述的思想。”随之交待一下陈辉老师他们后，就去行政楼开会了。十一点过，先生回所里，翻了一下我在试卷上写的东西，又与陈、严两老师商量了几句（并看了严做的口试记录）。过了几分钟，出来对我说了句：“准备到我这里来吧！”说完就回行政楼去了！

先生，我来了，在您的脚下、眼前、身边已经满满27年了！您老人家现在驾鹤远行，今后谁来指导我这个愚钝的学生？！我有难事该问谁呵？！恩师，我还有好多问题等着您指教，不明世事之处等着您点醒……您走了，我，我怎么办……

弟子 余子侠

拜于2021年6月6日

（冥冥之中也许是天意，1984年5月25日来先生门前面试，当时夏历为四月廿五日，起笔忆师，昨天也是夏历四月廿五日，我在恩师门下整整三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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