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形的父亲

无形的父亲

杨屹楼

人们都说父爱如山，父爱深沉，父爱威严，极尽赞美之词。我却从未有过这种感受，甚至连父亲这个称呼对我来说都是那样陌生、那样遥远。

小时候，看到别的小朋友的父亲带着他们一起玩游戏，玩得多开心。他们有时会缠着父亲撒娇，父亲会给他们买几粒糖，买几块饼干，或者买个小把戏给他们耍，我好羡慕。特别是逢年过节，人们里三层外三层围着看热闹时，他们骑在父亲肩上看得津津有味、看得高高兴兴。而我却只能望着那一群人的背影，这时便很有一种失落感。

从我记事起，就很少见过父亲。父亲对我说过些什么呢？也许说过，可我一句也没记住。我向父亲提过什么请求么？也许提过，可我一件也想不起。1957年我8岁，从这一年开始，我就没见过父亲。父亲去哪里了？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有母亲，母亲就是我的全部。直到1960年再见父亲时，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已是弥留之际。这一年我11岁，妹妹6岁，弟弟4岁。

母亲是服装店的裁片，门店在百步蹬旁边。我们都在母亲店里的食堂吃饭，家住大同街。平时不管什么时候，都是跟着母亲回家，就象小鸡跟着母鸡一样。父亲去世的前几天，吃过晚饭，母亲嘱咐我:“你好好带弟弟妹妹回家，莫在路上耍，我要到医院去看你父亲″。我说:“那我怎么没看到父亲″？母亲说:“是你叔叔和另外一个堂叔送他回来的，直接去了医院，你在上学，莫告诉你″。父亲去世的那天，也是吃过晚饭，母亲对我们三兄妹说:“你们今天都跟我到医院去，你父亲可能难过今晚″。于是母亲牵着妹妹，我牵着弟弟，一家人朝人民医院走去(现在的中心医院)。天已黄昏，走到医院时已亮起了路灯。

走进病房，只见父亲躺在床上，面色腊黄，双眼紧闭，极度虚弱。我们兄妹站在床边，母亲附在父亲耳边，喊着父亲的名字。父亲似乎听到了，微微睁开双眼，嘴唇一上一下地在动，好像在说什么。母亲将耳朵贴近父亲嘴边，他含含糊糊地发出些微弱的声音，我听不清他在说什么，眼睛又无力地闭上了。母亲又在他耳边说:“你还有什么要对崽女说的吗″？这时父亲用尽最后的一点力气，慢慢转过头来，奋力睁开双眼，那浑浊的目光看了我们最后一眼，嘴唇轻轻地颤抖了几下，终究连一丝微弱的声音都未发出。那一刻他在想什么？他想说什么？然后眼皮慢慢耷拉下去。母亲大声地呼喊着他，父亲的眼睛再也没有睁开。母亲放声大哭，弟弟妹妹跟母亲一起哭。我没有哭，我一直看着父亲的脸。父亲生前我没见过几次，而且57年后我就没过父亲，以至父亲的形象总不那么清晰。这次我要好好看看他，记住父亲的面容。哭声惊动了护士，护士进来了。她用床单把父亲的遗体轻轻盖住，我对父亲的全部记忆，就定格在护士为父亲盖上床单的那一刻。

第二天父亲就出殡了，没有任何仪式。邻居们劝母亲不要送上山，母亲目光刚毅、口气坚定，执意要将父亲送上山。母亲善良，人缘很好，有些邻居要去送父亲最后一程。母亲一一谢绝，含着泪对他们说:“各位的心意我领了，我家老杨是个带“帽子″的人，不难为各位了，老杨吵烦各位了″。说完，一手牵着妹妹，一手牵着弟弟，带上我，娘崽四人把父亲送上山，父亲葬在市郊三里桥。后来我才知道，妻子把亡夫送上山是表示自己不再嫁人；丈夫把亡妻送上山是表示自己不再续娶。

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三人，日子过得真清苦。好在城市是有计划粮的，虽然吃不饱，但也不至于饿死。只是营养不良，一个个黄皮寡瘦的。幸好没什么大病大灾，日子就这样一年一年的过去了。

1965年我初中毕业，正是特别强调阶级路线的年代。由于父亲的那顶“帽子″，升学自然于我无缘，第一次感受到无形的父亲对我的影响。9月份上山下乡的动员工作开始，根据当时的政策，家里的子女中只有一个劳动力的，其余的还未成年，可以不要下乡。居委会主任几次找我谈话，要我下乡。我就是不肯下，理由是我要帮我娘做事。居委会主任最后使出“杀手锏″说:“你一个历史反革命的子弟，更应该到农村去，你娘是反革命家属，你不下乡就停你娘的工″。这真把我吓倒了，全家就靠母亲一人工作，要是停了工，我们呷么子，只得同意下乡。那时也不懂维权，也没有维权这一说。

我们兄妹三人，其实最可怜的是弟弟。他读书读得早，5岁就开蒙了。由于学制改革，小学五年、初中两年，所以他初中毕业时还只有12岁。那时升学已经不要考了，完全是推荐。无形的父亲再次影响到妹妹和弟弟，弟弟12岁便辍学了。他们读初中那两年基本上就是学工学农、挖防空洞，做红砖坯子。教科书有的翻了几页，有的还是崭新的，实际文化水平就是个小学生。1977年恢复高考，我清楚地记得弟弟对我说的那番话:“哥哥，你知道的，由于受父亲的影响，我12岁就没有书读了，号称初中毕业，实际初中那两年读么子鬼书。现在恢复高考，机会来了，我要去参加高考，我想读书″。此时离78年的高考只有六、七个月时间了，于是他一边上班一边自学，把初中到高中的课程全部自学完，他是如何刻苦自学的就不赘述了。天道酬勤，78年他考上了邵阳师专，圆了读书的梦。他是71年参加工作的，(15岁)到他考上大专已满6年工龄，是带薪读书的。

1966年文革开始，邵阳市四中的红卫兵冲击了学校的档案室，翻出了64年、65年初、高中的毕业鉴定，我的鉴定评语是我的一个同班同学转交给我的，我们才知道毕业鉴定是有两套的。一套见面的，一套不见面的。见面的都还过得去，不见面的才是决定能不能升学的判决书。出身不好的同学，鉴定的最后结论都是“不宜录取″。我的鉴定结论是:“该生家庭有重大历史问题，不宜录取″。我那时已知道父亲是历史反革命，但他做了些什么反革命的事，我一无所知。母亲从未对我说过父亲的事，直到这时，母亲才跟我讲些父亲的事。原来母亲一直不愿告诉我，是怕给我造成心理负担。

父亲和母亲结婚只有19天，父亲便随本族的一位堂叔去河南参加了“国军″。父亲的书读得好，字也写得漂亮，从入伍起一直做文职工作。在部队9年，加入过军统，少校军官。1945年抗日胜利，国民党精减部队，父亲所在部队的番号撤消，父亲就是那时被编余的。按时间推算，从45年往后推9年，父亲是36年入伍的。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除36年刚入伍外，其余8年都在随军抗战。45年编余回家，一直在乡下教书。

解放后，父亲向当地政府全部交待了自已的历史，政府也作了结论。五十年代初，父亲进了邵阳市工程公司任会计。(省建四公司前身)公司经常在下面各县修路架桥，他随队常年在外，难怪我很少见到父亲。1957年父亲突然被带上“历史反革命″帽子，开除公职，遣送原籍劳动管制三年。也就是从这一年起，我就再没见过父亲。管制期间生产队最苦最累的活都是派他去，加之吃不饱，60年父亲得了“水肿病″，回邵阳冶疗时已病入膏肓了。

文革期间，母亲从不关心某某靠边站了；某某被打倒了之类的消息，但她对抄家的传言格外敏感。北京的这股风正向全国蔓延，当她听到邵阳也出现抄家的情况后，引起了她的警觉。那几天下班回家坐立不安，做家务也颠三倒四，心不在焉。平时不忙的时候，她都在十点之前便睡了。那几天总是靠在床背上心神不定、长叹短嘘、夜不能寐。我知道母亲心里有事，只是不想对我说，她一个人在承受着精神上的压力。

一天夜里，弟妹都睡着后，母亲面色凝重，口气却格外平静地对我说:“解儿，你把上面那三口箱子搬开″，我知道有事情要发生了。母亲对家里比较重要的事做出决定之后，都是这种神态、这种口吻。我照着母亲的话做，只有第四口箱子是上锁的。母亲开了锁，打开箱子，从箱底摸出一个小布包，拿在手里轻轻地抚摸着。母亲说:“今天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件事，这是你父亲留下的唯一遗物，知道之后不许跟任何人说，弟妹还小，也不得告诉他们″，母亲很谨慎。我当然遵循母训，一一答应。母亲将布包放在桌上，一层一层解开，当最后一层解开后，我不由得'啊″了一声，被眼前的物品惊得目瞪口呆。那是四枚仍然闪着金光的国民党的勋章，好一阵我才回过神来。在当时的形势下，我当然知道这些东西的厉害关糸。母亲说:“这几天我一直心神不定，就是在想这件事。你父亲是“历史反革命″，这是你父亲在部队被授予的奖章，他在部队是立过几次功的。万一哪天来一伙人抄家，这东西被抄出来，后果不堪设想″。我问母亲打算怎么办？母亲说:“这是你父亲留下的唯一遗物，原来打算等你们成家后再告诉你们，现在看来不能留了，我决定把它丢到河里去。事不宜迟，免得夜长梦多，今晚就处理″。母亲态度坚决果断，话声不高，却不容置疑。

大同街是一条很短的街，直通资江河边。母亲选择犀牛潭作为抛甩地点，这地方比起北门口码头，住户相对要少些。犀牛潭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码头，只是当地居民下河洗东西的地方。下河的路很陡不好走，借着昏暗的路灯，我牵着母亲的手摸索着朝下走去，离水面五、六步远的地方有一块很大的黄板石。走到这里，母亲不再往前，对我说想休息一下，说完便坐在黄板石上。我陪母亲坐着，两眼茫然地看着江面，脑子一片空白。母亲的抽泣声把我唤回到现实中，我转过脸，看到母亲将头搁在膝盖上。双手捧着那个布包，紧紧地贴在胸口上。母亲的抽泣声越来越大，越来越急促，那种刻意压制，从喉咙里憋出的呜咽声显得格外凄惨。过了好一阵，母亲终于止住了抽泣，要我扶她起来，我搀扶着母亲走到水边。母亲喊着父亲的名字说:“你的这些东西随你去吧″。她用尽全力将布包抛进江中，黑暗中，我只听到布包落水时那“咚″的一声，然后一切又归于沉寂。母亲站在水边，望着夜空，一声不吭、一动不动，仿佛一座雕像。我默默地站在旁边陪着母亲。

突然，母亲转过身来，一把抱住我喊声:“崽啊，从此你再无父亲″。说罢，放声痛哭，母亲不再压抑自已的情绪，几天来精神上的压力此刻尽情倾泄。我抚摸着母亲削瘦的肩膀，感觉她的身子在我怀里颤抖着。听着母亲那悲痛欲绝的哭声，我感受到母亲内心的痛苦，作为妻子，自己亲手将丈夫的遗物抛弃了；作为母亲，没能保住孩子们的父亲留下的唯一遗物，她的心在滴血。母亲的哭声在黑夜中回荡，滔滔江水截着母亲的哭声流向远方……

母亲退休后，每天读报是日常功课。79年她从报上得知全国在平反冤假错案，她决心要为父亲讨个公道。亲自写了两份请求平反的报告，一份上报省建四公司，一份上报市法院。开除公职是单位处理的，而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并判处管制劳动三年是法院判的。报告的主要内容有两点，一是他(父亲)在解放后全部交待了自已的历史问题，政府已作了结论。以后没发现新的问题，重新处理是不符合政策的；二是他36年参加“国军″，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他随部队一直在抗日。45年抗战胜利后编余回家，国共内战时期他已离开部队了，历史上他怎么就反革命了？

平反纠错进行得很顺利，母亲只是送报告时去过一次，大约一个月左右就收到了平反通知书。进展如此之快一是大势所趋，二是父亲的历史其实很简单，45年编余是个重要的时间结点。收到平反通知的那一刻，母亲又哭了，心情五味杂陈。有对父亲的怀念；有平反的欣慰；也有对当年抛弃了父亲的遗物的懊悔。唯一感到骄傲的是自已一手抚养三个子女长大成人，对得起在天的父亲。

平反纠错后有一条安抚政策，可安排一名子女进国营单位。国营单位比集体单位在工资和福利待遇上还是要好些，母亲问我三兄妹谁愿意去。弟弟已在师专读书，他不存在这个问题，我和妹妹虽然都在集体单位，但我们谁都不愿去。不需要理由，只因那是父亲的伤心之地。写下这些文字，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只是时不时地想起护士给父亲的遗体盖上床单的那一刻。

无形的父亲，一半躺在三里桥，一半沉在资江里。

作者简介:楊屹楼，邵阳市人，1949年7月生。65年初中毕业，同年上山下乡分在洞口茶铺农校。68年学校解散，进行第二次安置，分在洞口山门公社插队落户，69年迁至邵东范家山。77年招工进了市一皮件，85年调竹艺厂任副𠂆长，20O9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