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甫在其最新专访中说了些什么？ || 编辑部的故事 / 开普饭

来自许昌《李氏家族》的他，并非出生于《金屋》，生活在大中原，不忘《平原客》的《底色》，逮着《红蚂蚱，绿蚂蚱》，从乡土《羊的门》走向《城的灯》，用大半生浏览《河洛图》《城市白皮书》。当他走累的时候，稍稍停下《学习微笑》《等等灵魂》，有了《写给北中原的情书》，从而完成《生命册》的书写。

这位作家，大家都很熟悉。他就是河南本土唯一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著名作家、文学豫军最具影响力的代表性作家、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代表性作家、当代中国文学的代表性作家李佩甫。

李佩甫

5月29日，李佩甫先生应邀做客郑州青风院子“院子·传承课堂”，为大家带来了一场名为“河洛文化与家族传承”的分享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李佩甫说，他的写作是在平原大地的滋养之下完成的，而平原就是他的写作领地、精神家园，未来的创作也不会离开平原，他将在这块厚重的平原上，“好好种地，种好自己的地”。

文明可以滋养人，亦可以杀人

作家李佩甫与评论家孔会侠在分享会上

《易·系辞上》有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图洛书被誉为华夏文明的源头。在河洛汇流之地的巩义，“河洛古国”惊现于世，李佩甫的长篇小说《河洛图》也于2019年年末与读者见面。

“所谓文明，就是把前人的经验、血泪以文字的形式留存下来，传承给后人。”李佩甫说，文字的发祥地在安阳，因此，只有中原可以称之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中原受儒释道文化浸润最深，当然，中原亦是受灾最重的地方。

在历史上，中原是中国最好的地方，至少宋代以前如此。李佩甫说，中原大地三面环山，北有太行山，西有嵩山、邙山，南有大别山，只有东边是广阔的出口，一马平川，沃野千里，一省分布四大流域，在土地上插根棍子都能发芽。

李佩甫与我社副社长张艳

“历史上，中原人口密度大，最适宜人类生存。到了北宋末年，一马平川无险可守的中原，面对金戈铁马，无处可藏，曾经最适宜人类生活的地方反而成了苦难之地。宋以后中原战乱，一败再败，一逃再逃，当官的、有钱的、有手艺的，都南逃了。最早逃难的人，稍微体面一点，现在称之为客家人。还有一部分逃到了杭州，成了达官贵人。”

到了明清三百多年间，河南的苦难最深重。李佩甫查了很多县志，“饥”“大饥”让他印象极其深刻。“明朝末年，李自成等17个人打出商洛山，一路向东到了河南，饥民纷纷参军，跟随他征战天下的河南人高达十多万人。”

河南灾难深重的另一个原因，就是黄河泛滥。面对不断决口的黄河，河南人要随时准备逃走。这时出逃的都是穷人，被称之为“盲流”。他们往西逃，最远到了新疆。

明清时期，全国选拔100名进士，南方占50个，为了照顾河南才给10个名额。这10个人中，分数最高的进士，也比江南分数最低的分数低。如果按照成绩来排名，南方会把名额占完。这说明了什么问题？河南的经济、教育等方方面面，太落后了。明清三百多年，河南有名有姓的状元只有三个。

“所以，河南这个地域，唐宋极为辉煌，而后逐渐衰落。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可以说，文明可以滋养人，亦可以杀人。”

在历史的长河里，人非常渺小

李佩甫常说，他出生于中原小城许昌的一个工人家庭，但少年时期，自己的很多时间是在姥姥的村庄里度过的。

那时候，李佩甫常常依偎在姥姥的怀里听“瞎话儿”。姥姥的眼已是半瞎，话也很艰难，记忆却惊人得好，枝枝梢梢都讲得极生动。每晚讲一个“瞎话儿”，总也讲不完，而他便终日在那些“瞎话儿”里泡着，熬过慢慢长夜。

后来姥姥去世了，“瞎话儿”却留了下来。那“瞎话儿”时常映现在梦中，一颗小小的心灵就在“瞎话儿”中慢慢长大。大了，就嚼这“瞎话儿”。嚼得久了，就嚼出了味道。

“姥姥讲的那么多’瞎话儿’里，就有民间三大活财神的故事，所以说，在我的儿童时代就知道了康百万，但那时的我是当神话来听的。”

41年前的1980年，作为一个年轻的业余作者，李佩甫被爱才识才的南丁先生看中，填了一张“调干表”，来到省城郑州，成为参与筹办大型文学期刊《莽原》的四个青年编辑之一。直到这时，李佩甫对康百万的了解也仅限于姥姥的“瞎话儿”。

20年前，李佩甫到了巩义，才知道竟然真有个康百万庄园，现实生活经过口口相传成了传说。

当李佩甫走进康百万庄园时，他被这个绵延了400余年的家族震撼了。更让他感慨的，则是“时间的不得了”。那些斑驳的房子还在，那口冒水的老井还在，那棵古老的葡萄树还在，但庄园里的人不在了。在历史的长河里，人算什么呢？什么都不算，非常渺小。

康百万庄园依山而建

在中原，康百万家族是个个例。历史上，全国有很多知名商人，同一时期的晋商就很厉害，像现在全国各地都可以见到的山陕会馆、山陕甘会馆，都是当时的商人们出资修建，反过来又为商人服务的，他们是一帮一帮出现的，而中原受儒家文化影响太深，经商环境比较脆弱，像康百万家族不是靠纯粹意义上的经商起家，而是靠土地起家的，银子可能被抢走，但土地是抢不走的。

“康家庄园依山而建，是防守型的，家里有地道通到后山，随时可以撤退。可以说，康家得到的不是天时，而是地利、人和。”李佩甫透露，为了创作《河洛图》，他在巩义采访了一个多月，结果没有见到一个康家的“正枝”，都是旁系，所讲的故事都是传说，这给了他很大的创作空间。

中原大地就是一片“绵羊地”

《河洛图》是书写中原大地的一部力作，在40余万字的丰沛体量里，李佩甫的笔触回到300余年前，通过河洛康家百年财富神话的兴衰起伏，在众多人物塑造中徐徐铺展出一卷浩瀚的人性史诗。

在李佩甫看来，河南出了很多商人，一个个拿出来，都是英雄般的人物。但河南人不像山陕人民那样，走出来便唱，在黄土高坡上说唱就唱，河南人不善于大喊大叫，不善于宣传推介自己，一向比较低调，无论遇到什么苦难、灾难，总是咽下去、隐忍着，这有其特殊的成因。

历史上，尤其是战乱时期，河南这块土地民不聊生，金兵打过来，蒙古人打过来，最优秀的分子都被杀掉了，杀了一批又一批。由于历史上杀气太重，在这片被征服过的土地上的人们，相对隐忍，遇到事儿总是咽下去而不是喊出来，河南人坚韧不拔的程度，超越任何地域。

历朝历代，中原都遭遇过各种劫难。经历过漫长的时间以后，世世代代的老百姓就养成了一种骨头被打断，但又能粘起来的生命状态。它还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百折不挠、生生不息，不断衰落，不断奋起，再衰落，继续奋起。因此，李佩甫总是说，中原大地就是一片“绵羊地”，这方土地上的河南人，活的是群体，而不是个体。

李佩甫给记者签名

李佩甫坦言，他年轻时看的更多的是中原文化的糟粕和缺点，老觉得河南人不如外省人。他曾经特别不理解，人家山东人逃荒要饭叫“闯关东”，河南人逃荒要饭却叫“走西口”，一个是“闯”一个是“走”，其内涵完全不同。

上世纪九十年代乃至新世纪之初，很多地方看不起河南人，而李佩甫出去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总是说“我是河南人，小城许昌人”。在他看来，虽然河南是一个灾难深重的地方，但走出去之后会发现，中原文化的精华不得了，这就是同化性和包容性。

“有一年，我访问以色列，到了犹太人首都特拉维夫，参观了一家博物馆才知道，北宋时期，犹太人逃到了河南开封，结果，他们被中原文化彻彻底底同化了。”

历史上，犹太人两次被灭国，四处流散，但仍然保持着本民族的生活习惯，不管逃到世界上任何地方，仍然顽强地与同族人保持着紧密联系，其顽强程度超乎人们的想象。即便是这样的民族，他们逃到开封，竟然被同化了。这说明，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是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比拟的，也是中华民族最突出的优点。

“留余”是人类生存的最高境界

康百万庄园景区大门

《河洛图》讲述的是河洛康家的传奇，传奇自然有传奇之处。

在李佩甫看来，巩义是中国的风水宝地，这个地方出了很多大家，远有杜甫，近有常香玉。而河洛康家位于河洛交汇之地，历史上是个大码头，水运发达，在此生活的人，有经商传统，即便到了新社会，比如改革开放后，巩义经商的人也特别多，迅速成为全国百强县。

而康家能够连续兴盛14代，李佩甫认为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首开资本经理人制度，大的总经理叫“大相公”，小的经理叫“小相公”；二是康家的“留余”理念，是康家生意做大做强的王牌。

如今，在康百万庄园里，那块“留余匾”依旧被天南海北的游客津津乐道：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

康百万庄园里的“留余匾”

创作《河洛图》期间，李佩甫除了在巩义采访了一个多月，他还沿着康家水、陆发展的两条线，远到山东临沂考察，其最核心的部分就是“留余”。

“留余”对于当下的80后、90后有何借鉴意义？

“中国历史上，一直为吃发愁。直到最近几十年，人们才解决了吃的问题，现在的80后、90后是没有饥饿感的一代，是唯一没有吃饭困境的一代，而我们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人，都有过饥饿的体验，70后有过匮乏的记忆。这一代年轻人有了'自己’，也是有个性的一代。虽然生活的压力仍然很大，但和我们挨过饿的人相比，是幸福的一代。”李佩甫说，80后、90后拥有更大的创造力，需要对“留余”有更深刻的理解，不只是字面的理解，还要有字背面的理解， “留余”是一种生存经验，是人类生存的最高境界。

时代的巨轮驶入二十一世纪，家族文化的传承成了困扰人们的难题。

李佩甫认为，社会发展到今天，所谓历史上的家族、家族文化，基本上不存在了。现在所谓的家庭，变成了新型家庭结构，基本上都是三口之家，一代人与另一代人的观念差别巨大。

“但在我们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层面，无论家族传承与现代意识的结合、发展到何种程度，精神底板永远不会变，这就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仁义礼智信。”李佩甫说。

好好种地，好好种自己的地

从《李氏家族》《羊的门》《城的灯》到《等等灵魂》《生命册》《河洛图》，李佩甫小说中的所有人物都生活在平原之上，长篇小说《平原客》甚至直接用“平原”二字命名。

作为《河洛图》一书的责任编辑，河南文艺出版社编辑杨莉这样总结李佩甫的创作：他在平原上精耕细作，他对这块土地既有深深的理解和懂得之后的热爱，又有富于理性和智性的批判与审视。他没有因为热爱而有损批判性，也没有因为深刻的批判性而丧失他情感上的温度与接纳。

不得不说，李佩甫对这块土地的叙事极具地域性，但是又超越了地域性，击中了中国文化的内核。他塑造的小说人物，有很多会让读者联想到现实中的人物原型，他们背后所体现的人心的走向和人性的沉浮，都是他对重大的时代节点，对于时代流变和社会变迁对人的冲击和播弄，进行极具思想力度的审视之后，找到了自己文学的表达和艺术的揭示。

用李佩甫的话说，早在1980年，阴差阳错的一次机会，让他成了一名半专业的文学工作者。从此，他便有了在平原上行走的条件，也渐渐有了写作的领地。每个作家都有最熟悉的领域，李佩甫是在很多年之后才发现，自己最熟悉的是平原。

“平原是我的家乡。它先是我常年走动的一些城市和乡镇，而后就成了我心中的'平原’。找到了我的'平原’，就有了一种'回家’的感觉。我作品中的每个人物，都是我的'亲人’，当我写他们的时候，我是有疼痛感的。因为，实实在在地说，我就是他们中的一个。”李佩甫解释，他走了很多地方，见了很多人，经历了很多事，但平原才是他最熟悉的地域，平原上人们的生活才是最熟悉的生活，把平原作为自己的写作领地，在平原的滋养下写作，才会有相对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