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经充分工业化发育的城市还有机会和希望吗？
未经充分工业化发育的城市还有机会和希望吗？
——桂林之行带来的思考
编者按：
九月下旬作者参加了“中国-东盟可持续发展创新合作国际论坛”，并参与了桂林创新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在与兰市长交换协议书时，突发“奇想”，希望写一篇关于桂林如何未经充分工业化发育换道超车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文章，以下是之后的初步思考。考虑到文章的普适性，就没有把关于桂林的具体建议放进去。
某种意义上，很多地方的产业发展之所以发展得不好，在于混淆了“工业”、“制造业”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进而在产业战略、产业政策、产业组织上出现了很多迷雾、迷失和迷途。那么在新的产业运动规律下，未经充分工业化发育的地区或城市，到底还有机会和希望吗？这些后发区域究竟能否走向产业创新之路？以及该如何走向产业创新之路？
工业化到底具有怎样的内涵及外延
应该说，“工业”是伴随近现代史而出现的名字，有的人将时代变迁划分为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时代，有的人将社会演进划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我们也经常将文明发育划分为农业文明、商业文明、工业文明、创新文明。一般而言，工业包括重工业和轻工业,重工业偏重生产资料与工业消费品的生产供给，轻工业偏生活消费品的生产供给。按照“产业价值链”的理论，工业具有不同的价值链条，而无论高端制造还是一般制造都仅仅是工业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制造业主要是指单纯从事各种生产行业的制造，是工业中的加工生产环节。
那么“工业化”，更是与制造业、加工业有较大的差异，并伴随科学技术不断进步与产业业态不断迭代，在不同历史时代具有不同内涵。一般而言，“工业化”被定义为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以及工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但工业化既不能狭隘地理解为工业发展，也不能局限地理解为工业成为主导产业，更多地需要将“工业化”理解为社会化的生产方式、体系化的工业门类、工程化的技术构成、企业化的经营方式、资本化的经济体系的总和。其演进历程即体现为众所周知的历次工业革命，便是从1.0的电气化、2.0的机械化、3.0的自动化到4.0的智能化。
为什么说很多地方产业发展之所以发展得不好，在于混淆了“工业”、“制造业”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进而在产业战略、产业政策、产业组织上出现了很多迷雾、迷失和迷途？一是很多地方在产业战略上，不仅将产业战略狭义地理解为工业战略，造成工业与商业、工业与服务业的对立；还进一步将工业战略拙劣地理解为加工业、制造业，其他具有高端、高效、高附加值的生产性服务价值环节被屏蔽。二是很多地方在产业结构上，非常机械地划分三次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结构上要么是一度突出工业，要么是一度突出服务业，而没有产业融合的思维与逻辑。三是更多的把工业化看成数据的结构比例变化，而忽略了工业化作为社会化的生产方式、体系化的工业门类、工程化的技术构成、企业化的经营方式、资本化的经济体系的本质。
究竟哪些城市未经充分工业化发育
钱纳里在《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中，按照人均GDP以及三次产业结构，将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划分为三个阶段，也就是前工业化阶段、工业化实践阶段、后工业化阶段。其中，对工业化实践阶段又分为初期阶段、中期阶段、后期阶段。后来，也出现了很多新概念，先是很多发达国家或地区掀起了“去工业化”，形成以现代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后来随着虚拟经济过大、实体经济萎缩，导致美国等加速“再工业化”，以制造业重振恢复实体经济；中国则提出“新型工业化”，也就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新道路。
在中国“入世”前，不同城市的工业化发育水平各异，但自中国“入世”后，一些城市在贸易部门带动下，将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生产制造部门，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有机结合在一起，从而实现了长足的发展。当城市做到一定产业规模、经济体量并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积蓄一定地方财力后，又进而加大创新力度、研发投入，往往就能进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但也有很多的资源型城市、商贸型城市、旅游型城市、农业型城市、科教型城市乃至重工业基地，要么因为资源魔咒、要么因为忙于买卖、要么因为限制发展、要么因为缺乏商业基因、要么因为技术锁定、要么因为路径依赖，而没有历经完整的工业化发育，至今未能建立起相应的产业体系、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进而影响未来的发展。
几乎可以说，很多城市由于种种原因，在中国“入世”第一个十年、第二个十年，错过了出口拉动、围海造田、划地成园、规模制造、出口加工的野蛮生长，就没有形成一定的产业基础和工业化发育。如今在新经济地理上，产业版图、创新地图、财富版图正在发生结构性重构，全球经济分工与城市格局此起彼伏，“马太效应”愈发明显。在此背景下，缺乏产业发展基础以及工业化未充分发育的城市，往往会在新一轮城市洗牌、科技革命、产业变革与国际竞争中，被落得越来越远。尤其是伴随信贷供应收紧、土地供应收紧、环保约束加大、商务成本攀升，很多欠发达地区更是难上加难、雪上加霜。但这是否意味着，很多未经充分工业化发育的城市，就毫无机会、毫无希望了呢？
产业跨界融合是泛工业化的突破口
在工业经济时代，很多实体企业围绕价值链从低端向高端攀升，很多产业在产业分解融合规律下不断出现产业集群，很多地区在产业模块化条件下承接产业梯度转移，形成“企业价值链-产业价值链-区域价值链”的发展结构。哪个地区、产业、企业掌握产业链、价值链、生态链、供应链的制高点与主动权，就掌握了产业发展的主导权。后发地区、欠发达地区也就越没有机会。但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伴随产业价值运动从分解融合向跨界融合方向转变，产业链、价值链、生态链、供应链将发生重组、重构、重建、重塑。
在产业跨界融合下，不仅出现了制造业服务化、服务业制造化、产品即服务、制造即服务、软件即服务的新型业态形态，还出现了去中心化、再中心化、再去中心化的新型组织规律，不仅出现了新的技术构成突围了传统生产方式、经营方式，还出现了新的组织方式颠覆了传统的交易模式、盈利模式、分配方式。最终在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条件下，为“工业化”赋予了新的内涵——社会化生产方式转变为社交化生产方式、体系化工业门类转变为生态化产业族群、工程化技术构成转化为硬科技技术构成、企业化经营方式转变为平台化经营方式。这种新内涵，几乎可以称之为“立足工业，跳出工业”或者“立足工业，走出工业”，也便是“泛工业化”的到来。
尽管中国推行新型工业化发展之路，但长期难以走出低成本、低技术、低价格、低利润、低端市场，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高排放“五低四高”的传统工业化模式。以往的工业化，更多的是在一定技术构成、制度结构与组织方式基础上，如何“好快好省”地产生更高的效率与更大的效益，也就是人才、土地、资本、技术与企业家才能之间的关系。如今，相对于人才、土地、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及其机械化的组合或结合，场景、智能、数字、平台、生态、流量更具动态感、活力感以及无限的想象力、爆发力。只有以场景拉动加快业态创新、以智能引领再造生产方式、以数字驱动加快互联融通、以平台带动创新产业组织、以生态赋能激发市场活力、以流量聚合优化资源配置，才能形成全新的增长方式、发展方式，才能产生全新的生产方式与产业结构，才能形成低成本、低物耗、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与高端、高效、高附加值、高价值链环节的新发展模式。
“泛”成为产业超周期发展的核心
在计划经济、工业经济条件路径依赖下，很多地区在产业管理范式上，重点在产业战略方向上强调“现代产业体系”、“现代产业新体系”，在产业主体培育上强调“小微企业-规上/骨干企业-龙头企业-跨国公司”发展企业梯队，在产业环节上注重加强培育“高端、高效、高附加值”的产业链环节，甚至下沉到产品技术层面的“高精尖”。尤其是在技术生命周期、产业生命周期、企业生命周期以及城市工业化发展阶段理论条件下，有很多思维定式、路径依赖。
那么，后发地区在特定的、刚性的发展格局下，究竟是否、能否在“补位”的基础上“抢位”发展，从主体“跟跑”到局部“并跑”再逐步到个别“领跑”，进而换道超车？简而言之，关键在于抓住产业跨界融合的机遇与规律，重点抓住一个“泛”字。“泛”字的核心，是通过经营创新超越时空的局限，通过技术创新锁定技术的门槛，通过产品创新重塑产品的形态，通过模式创新穿透商业的疆域，通过管理创新走出企业的边界，通过业态创新跨越产业的界限。只有“泛”，才能打破产业体系，进入产业生态；只有“泛”，才能打碎产业模块，培育产业族群；只有“泛”，才能打破线性增长，寻求爆发成长；只有“泛”，才能穿透产业价值链，重塑产业价值网；只有“泛”，才能打破高精尖，重塑新场景新产品新服务。
伴随着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网络经济、社交经济、体验经济、平台经济、数字经济、智能经济、分享经济、生态经济等经济形态、经济模式及产业业态的演进与交织，不仅将会产生全新的产业领域，还将产生全新的生产方式。后发地区既有基础差、底子薄的劣势，也有包袱轻、路径依赖少的优势，一方面在传统产业领域“补课”与“闷声发大财”，另一方面在新兴产业领域“抢位”与“新办法做新事”，更容易加速生产力布局以及产业生成，成为重要的产业战略抉择。
后发地区产业创新与换道超车之路
在工作逻辑与工作体系上，产业深入研究、产业战略厘定、产业布局引导、产业组织生成、产业跨界融合、多边产业治理、产业政策创新，是产业创新管理的“七步成诗法”：
一是基于产业研究有所为有所不为。很多后发地区产业发展不好，但往往怨天尤人，甚至觉得难以发展起来。事实上，任何地方的产业发展、经济发展，都有“天赋”的资源禀赋、“他赋”的位势条件以及“自赋”的人择优势。很多时候，没有研究明白产业便没有新的产业发展逻辑，没有新的产业发展逻辑便没有产业组织的行动力。只有强化产业研究，才能量己力、衡外情，才能有所为有所不为，在全球城市分工与产业格局上占有一席之地。
二是产业战略上补位与抢位相结合。对于很多未经工业化发育的城市而言，在城市产业战略上自然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补位”，通过跟随追赶型产业战略进行补课，不断提升工业化发展阶段、产业变革层级，也就是用成功的经验、模式、方法走别人走过的路；另一方面是“抢位”，在局部范围内的优势特色领域，加快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主动权和先机，逐步走向换道超车型产业战略，也就是“用新办法做新事”。
三是产业布局上立足集群走向族群。产业布局引导的核心是到底围绕一个什么“局”做引导。这个“局”，就是从1.0的产业集聚（原生态）、2.0的产业集群（推拉并举型）到3.0的产业生态（生态赋能型）。而这个引导，就强调集合产业功能、城市功能、创新功能的“科产城融合”，以及经济发展模式、城市发展模式、创新发展模式的“三螺旋”协同演进发展模式。
四是产业生成上拿来与根植相结合。在产业生产与产业组织上，最重要的不是存量提升与增量培育的关系，还包括拿来主义与根植发展的关系。在产业发展面前，最典型的拿来主义就是通过招商引资承接产业梯度转移，迅速实现生产力布局与产业生成，没有嵌入全球产业价值网络而土生土上，仅仅是封闭的小农经济。根植发展的核心是将商业文化、实业根基、创新文化与企业家精神相结合，通过创业创新与产业化，将专利技术、创业资本、经验知识与商业模式相结合，转化为生产力和财富。
五是产业跨界上数字化转化价值流。产业跨界不仅仅是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新一代通讯、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先进制造、原创材料等方面的技术跨界融合，更需要的是将人流、物流、商品流、信息流、资金流转化为数据流、价值流的跨界融合。只要有人流，就能带来不同程度的物流、商品流、信息流、资金流、数据流、价值流，就具有较大的产业跨界融合空间。比如，桂林的文创可以与数字内容相结合产生数字文创，旅游可以和跨境贸易相结合产生新的业态等等。
六是产业治理上走向第三方第四方。原来的产业治理结构是政府引导、企业主体、高校院所支撑、机构促进等，尽快具有开放式创新的元素，更多的是一种松散的产业治理方式。但如今出现了越来越多具有平台感、资本化、股权化、生态化的产业组织者与产业组织方式，促使产业治理从第二方产业管理到第三方产业组织，再到第四方产业治理。这其中，政府成为具有新兴产业组织、创新服务集成等功能的创新生态建设者。
七是产业政策上放水养鱼成着力点。以东南沿海地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为例，其地方最有效的产业政策是以“放水养鱼”为核心的，也就是要发展某项事业，就得有投入，给其创造发展的有利环境，才可以实现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多方共赢。后发地区要发展，为了得到鱼，就要先养起来，使其成长繁殖，就要加强创业、企业、产业的休养生息与市场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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