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学府：北宋著名的四大书院

书院，最初产生于唐代，由书斋和官府整理典籍的衙门演变而来。唐玄宗开元五年（717年），于东都洛阳乾元殿东廊纂写四部书，因号乾元院。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唐玄宗在京师长安明福门外设立了丽正书院，于开元十三年，改称为集贤殿书院，是中国最早的官办书院。

随着历史的发展，后来在唐宋至明清出现的书院属于一种独立的教育机构，也是私人或官府设立的聚徒讲授和研究学问乃至科举考试的场所，具有官方和民间的双重性。

中国正式的教育制度发展于宋代，由朱熹创立。宋初提倡文治，朝廷崇尚儒术，但国家一时又无力大量创办官学，所以鼓励民间办书院。当时，由富商以及学者们自行筹款，在山林的僻静处建造学舍，或置学田收租，以充经费，而朝廷也对书院给予多方面的表彰和赞助，这些支持促进了宋初书院的兴盛。

在范仲淹执掌南都府学时期，尤其在庆历新政之后，书院可谓盛极一时。随着北宋科举取士规模的扩大，而宋初官学却又长期处于低迷不振的状态，士人们求学的需求大却苦无其所，这时的书院应运而生，直接起到填补官学空白的作用，为广大士子提供了读书求学的场所。当时比较著名的四大书院有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以及河南登封太室山的嵩阳书院，这些书院都由大儒主持掌管，为国家培养出大批优秀的人才。

一、应天府书院

应天府书院又称应天书院，位于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商丘古城南湖畔，是五代后晋时期的商丘人杨悫所创办。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宋真宗改升应天书院为府学，称为“应天府书院”，并正式赐额“应天府书院”。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今）升格为南京，成为宋朝的陪都，因此应天书院又称为“南京书院”。庆历三年（1043年），应天府书院又改升为“南京国子监”，成为北宋的最高学府，同时也成为中国古代书院中唯一一座升级为国子监的书院。随后由于晏珠和范仲淹等人的加入，应天府书院逐渐发展为北宋最具影响力的书院。元代赵孟瞓在《义学记》里记载：“宋初时天下有四大书院，应天书院为首。”

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范仲淹受知府晏殊的聘请，主持掌管应天府书院。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应天府书院学子王尧臣和赵鰖分别中得状元和探花。范仲淹自主持书院后，“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为北宋培养了大批人才，如王尧臣、赵鰖、张方平、富弼、孙复、石介等。史载有“宋人以文学有声于场屋者，多其所教也”。

（柱石：范仲淹在应天书院讲学时的遗物）

范仲淹主持应天府书院期间，总结先师戚同文的教学方法，为书院制定出一系列学规和实施改革，一改当时崇尚辞赋的浮浅学风，重经义、重时务、重实际。要求“为学之序”和“读书之序”，经常教导学生要“从德”，而不能仅以科举仕进作为求学的最终目的。他提出的“为学之序”中，学、问、思、辨四者最后都要落实到“行”上。《上执政书》提出“固国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事”六件大事，其中，“重名器”就是慎科举、敦教育，初步形成了宋初书院教育的基本宗旨。

应天府书院的基本课程除了儒家、道家、墨家经典的《诗》《书》《礼》《易》《乐》以及《墨子》《道德经》《春秋》等外，还授教《艺文》和《易经》两门课，同时按照书院学生们不同的专长而入读各项分科，设立的课程主张学以致用，并提倡实地考察，即所谓的“明体达用”。范仲淹说：“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将何以救？在於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 他主张选拔人才要德才兼备，且以德为主。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向学生讲学大多以提纲挈领为主，并不作逐字逐句的地进行解释串讲，只给学生提示，由学生提出疑难问题后再作针对性的讨论。应天府书院要求教师作表率，每当给学生命题作赋时，范仲淹都会先作一篇，掌握试题难度和著笔重点，使学生们迅速提高写作水平。由于范仲淹在道德以及学问上以身表率，应天府书院的学风浓厚。

（应天书院建筑）

应天府书院以其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影响深远、人才辈出而居北宋四大书院之首。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上，无论在《中国书院辞典》、《中国古代书院》、《四库全书》等国家典集以及史书的记载中，都名列前茅。由于范仲淹率先明确了匡扶“道统”的书院教育宗旨，并以此确立了培养“以天下为己任”之士大夫的新型人才培育模式，推动了宋初学术以及书院学风朝经世致用方面的转变，后来又通过“庆历兴学”等措施，进一步推动了北宋书院的发展，明确了学术、大师在书院中的重要作用和历史地位。先后有主盟北宋文坛的戚同文、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曾巩、毕士安、王洙等，“宋初三先生”中的孙复、石介二人，“双状元兄弟”宋庠、宋祁，“北宋五子”之一的张载等，都毕业于应天府书院，真可谓人才辈出。

（应天府书院鸟瞰图）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北宋靖康之变，金人南下。赵构建南宋于应天府，不久迁往临安（今杭州），宋钦宗时应天府书院毁于兵火，久废近250年。其后从元朝到清朝之间，应天府书院屡建屡废，名称也不断更改。直到2003年，河南省政府批准应天府书院在宋代原址附近进行修复，重建的应天书院按历史文献记载恢复原貌，完成了仿古围墙、大门、崇圣殿、道路、门前广场、状元桥以及院内外绿化等工程，总建筑面积4116.8平方米，成为河南省和商丘市的重点旅游景点。

二、岳麓书院

坐落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湖南长沙湘江西岸的岳麓山脚下湖南大学内，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学府之一。其古代传统的书院建筑至今被完整保存，也是唯一中国古代延续到现在的学府。

岳麓书院主体建筑面积有31000多平方米，分为书院主体、附属文庙及新建的中国书院博物馆。现存建筑大部分为明清遗物，其古建筑在布局上采用中轴对称、纵深多进的院落形式，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书院建筑群。

（岳麓书院建筑群）

文化名山岳麓山在西晋以前为道士活动地。西晋武帝泰始四年（公元268年）麓山寺创立，是道士们读书和活动的场所，至今仍保存完好。东晋的陶侃也曾在麓山寺下建庵读书。到唐末五代时期，智璇等二僧为“思儒者之道”，在麓山寺下割地建屋办学，建起了“以居士类”的学舍，形成书院的雏形。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在岳麓山下原智璇办学的遗址上，由官府捐资兴建，正式创立岳麓书院。

公元1008—1017年间，是岳麓书院的鼎盛时期。北宋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宋真宗闻知山长周式以德行著称，岳麓书院办学很不错，特别召见了周式，拜为国子监主簿，请他留在京城做官讲学。但周式心系岳麓书院，于是请求归院，宋真宗就亲书赐“岳麓书院”御匾悬挂于书院大门正上方，还赐经书等物，岳麓书院从此名闻天下，前来求学者络绎不绝。至今书院所存明代“岳麓书院”刻石，便是当年宋真宗的手迹。此后，岳麓书院在周式主持执掌下，从学员人数到院舍规模都有很大发展，成为北宋四大书院之一。

公元1165年，湖南安抚使知潭州刘珙聘请著名理学家张栻为岳麓书院的主教，加强了岳麓书院在宋代教育和学术上的地位。张栻在主教期间，以反对科举利禄之学和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为办学为指导思想，培养出了一批如吴猎、赵方、游九言、陈琦等经世之才的优秀学生。

公元1167年，朱熹来访岳麓书院与张栻同游岳麓，在“百泉轩”论学三昼夜，这就是历史上知名的“朱张会讲”。这次会讲，推动了宋代理学和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朱张会讲之后，岳麓书院名声更加远播。

公元1169 年，张拭知严州，彪居正任书院山长。元代理学家吴澄在《重建岳麓书院记》中说：“自此（朱张会讲）之后，岳麓之为岳麓，非前之岳麓矣！” 公元1194年，在岳麓会讲27年之后，朱熹任湖南安抚使，再一次来到潭州，重整岳麓书院，颁行《朱子书院教条》，岳麓书院再次进入到繁盛时期。

岳麓书院自公元1275年元军攻破长沙时被付之一炬之后，还经历过多次战火，曾七毁七建。除此以外，明代初期，在朱元璋奉行“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政策下，重视地方官学的复兴，而不倡导书院教育，因此全国各地的书院一度处于颓废状态，岳麓书院也沉寂了百余年。直到成化（公元1465—1487）年间，书院才开始逐渐恢复。

1507年（正德二年），阳明心学一代宗师王守仁带着弟子一行来岳麓讲学，传播心学。王守仁及其弟子在岳麓书院的讲学是继南宋湖湘学派之后，岳麓书院的又一次重要学派活动，使岳麓书院进入一个学术的繁荣时期。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明世宗颁“敬一箴”及所注程颢视、听、言、动四箴于岳麓，增建敬一亭，后改名四箴亭。明末，东林学派高世泰讲学书院，岳麓书院学术传统又得以发展。

到了清朝，为褒扬岳麓书院办学之功，皇帝先后颁赐“学达性天”、“道南正脉”等匾额，并赐帑赐书，将岳麓书院列为省城大书院，在官府的大力扶持下，岳麓书院办学规模进一步扩大。顺治初年，书院继续办学。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诏令岳麓为省城书院，赐帑金一千两。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乾隆帝赐御书“道南正脉”额匾于岳麓，以褒扬岳麓传播朱（熹）张（栻）理学之功，岳麓书院在全国的地位再次获得肯定。其后，湖南巡抚等地方官府多次拨款以作书院经费，大批有名望的学者被聘任为山长。乾隆后期至嘉庆、道光年间，岳麓书院的建设进一步发展。

（清代御匾“学达性天”）

清代时期岳麓书院主要传授理学和汉学。清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湖南巡抚吴荣光在岳麓书院内创办了湘水校经堂，以经史、治事、辞章进行分科试士。清嘉庆年间岳麓书院大修时，山长袁名曜为大门撰写对联，写的上联典出《左传》的“惟楚有材”，让门生们应对，贡生张中阶对的下联典出《论语》的：“于斯为盛”，这个对法既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又夸了一番人杰地灵的楚湘大地。这副天下闻名的门联，从那时起便成为岳麓书院的门面担当。

清朝末年，朝廷实施新政后，废书院而兴学堂，“岳麓书院”于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被湖南巡抚赵尔巽奏废为湖南高等学堂。1912年，湖南高等学堂又奉令停办，工科学生按志愿送到湖南高等工业学校和湖南高等师范学校继续学习。1926年湖南工业、商业、法政三个专门学校合并，正式成立省立湖南大学，以岳麓书院为一院，新建校舍为二院。1937年，省立湖南大学被国民政府教育部确立为国立湖南大学。1959年复名湖南大学。1978年，国务院确定湖南大学为全国重点大学。此后，岳麓书院致力于建设成为培养国学研究、教学方面的高级专门人才的基地，建设成为既有深厚历史文化背景、又具有现代学术研究条件的高端学术平台，成为国际上有重大影响力的中外学术文化的交流中心和国内一流的国学重地。

千年学府岳麓书院，是三湘人才辈出的历史记录。岳麓书院培养出的知名的学子有：太学博士、吏部侍郎彭龟年，刑部侍郎游九功，敷文阁直学士、四川安抚制置使吴猎，哲学家、思想家王夫子，云贵总督、贵州巡抚贺长龄，两江总督、太子少保陶澍，近代启蒙思想家魏源，武英殿大学士、直隶总督曾国藩，军机大臣、两江总督、湘军首领左宗棠，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熊希龄，著名教育家杨昌济，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北京师范大学首任校长范源濂，湖南省主席、省长程潜等。

除了知名的学子，岳麓书院还有大量的文物遗存。门额“岳麓书院”为宋真宗的亲笔；大厅中央悬挂两块鎏金木匾：一为“学达性天”，由康熙皇帝御赐，意在勉励张扬理学，加强自身的修养，原额被毁，1983年依康熙字迹重刻；二为“道南正脉”，由乾隆皇帝由御赐，此额为原物。讲堂壁上还嵌有许多极有价值的碑刻文物，如由朱熹手书、清代山长欧阳厚均刻的“忠孝廉节”碑，由清代山长欧阳正焕书、欧阳厚均刊立的“整齐严肃”碑，清代山长王文清撰文的《岳麓书院学规碑》《读书法》等十数方。

碑刻文化也是岳麓书院非常有价值的亮点。碑廊中嵌立着历代遗碑13方及新制的岳麓书院文献史料碑刻27方。这些碑刻中，朱熹手书的“道中庸”以及“极高明”等碑，是书院的重要遗存。“麓山寺碑”位于园林南侧，是中国现存碑刻中影响较大的一块碑，唐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由著名书法家李邕撰文并书写、江夏黄仙鹤勒石刻篆，因为文、书、刻石都十分精美，所以向有“三绝碑”之称。碑高4米，宽1.35米，碑文共1400余字，碑侧碑阴有宋代大书法家米芾的题刻。

（麓山寺碑）

此外，岳麓书院的御书楼也有很高价值。宋真宗皇帝赐书后更名“御书阁”，元明亦称“尊经阁”，位置有所变动，至清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巡抚丁思孔从朝廷请得十三经、二十一史等书籍，建御书楼于今址。清代中期，岳麓书院御书楼已发展成为中国民间一座较大型的图书馆，藏书14130卷。现今的御书楼仍然作为古籍图书馆供书院教研人员使用，藏书数量已逾五万册，有大型工具书如《四库全书》、《续解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等均有珍藏。

（岳麓书院御书楼）

三、白鹿洞书院

位于江西九江市庐山五老峰南麓，始建于南唐升元年间（公元940年），已有1000多年历史。“始于唐，盛于宋，沿于明清”，是中国首间完备的书院，南唐时建成“庐山国学”（“白鹿国学”），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由中央政府于京城之外设立的国学堂。

白鹿洞是一个山壁上挖出的半圆形石洞，高4米、宽4米多、深6米多，内墙砌以花岗岩石、地铺石砖，皆较平整，一只小石鹿蹲卧在石基上，后面有一块屏风大的石碑，上面刻有《大司马大中丞蔡公重兴白鹿洞碑记》，文为清代顺治年间任洞主的熊维典所撰。说的是这里当初的白鹿洞有名无实，在明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间由南康知府王溱挖山开洞而成。此后王溱还写了一篇《新辟石洞告后士文》，说明白鹿洞名震天下却无洞，开洞可以使先哲遗迹不泯，使后人之景仰愈久愈切等等。洞的正壁上刻有王溱所书的《鹿洞记》。

（白鹿洞）

白鹿洞书院坐北朝南，整个建筑群沿贯道溪自西向东串联式而筑，布局考究，由近及远依次排列着五个高大的院门而构成五大院落，分别为先贤书院、礼圣殿、白鹿洞书院、紫阳书院和延宾馆士子楼，每一组院落又各自有两至三进建筑。

（白鹿洞书院俯视图）

白鹿书院的整个建筑为石木或砖木结构，以明、清建筑为主，其屋顶的结构为人字形硬山顶，具有清雅淡泊之气。其中的“紫阳书院”因朱熹而命名，朱熹的别号为紫阳，故名为紫阳书院。它位于白鹿洞书院的东边，由门楼、崇德祠、行台等建筑组成，碑廊中有修建记文、洞规教义、诗词歌赋、游记题词等各色字碑。

南唐开元四年（公元940年）， 李善道、朱弼等人在白鹿书院置地聚徒讲学，称为“庐山国学”。也称为“白鹿国库”、“白鹿国学”，匡山国子监，与金陵国子监齐名。

朱熹在白鹿洞书院首开书院“讲会”之先河，允许不同的学派在书院展开辨论。比如朱熹曾请理学家陆九渊到书院讲学，陆九渊以“君子小人喻义利章”发起论辩。朱熹认为陆九渊的讲学“切中学者隐微深锢之病”，于是请陆九渊整理讲稿，“书于策以谂同志”。这种质疑问难的学术态度以及互相辨论式的会讲制度一直延袭到后来。它既拓宽了生徒的视野，又增强了学习兴趣，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百家争鸣”的精神，使学术思想得以发展与传播。因此，白鹿洞书院因理学宗师朱熹、哲学家陆九渊和社会各界名流都曾在此讲学辩论，成为理学传播的中心。

（朱熹像）

历史上白鹿洞书院屡毁屡建。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宋军攻占江州时，书院便停止了讲学。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白鹿洞书院得到修整。皇祐六年（公元1054年）春，书院又毁于战火。南宋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理学家、教育家朱熹受命知南康军，到白鹿书院察看遗址后，将《申修白鹿洞书院状》呈报给礼部以及给丞相的报告中申述兴复书院的理由，并未得到朝廷当权者的支持。淳熙七年（公元1180年）三月，白鹿洞书院初步得以修复。

南宋嘉定十年（公元1217年），朱熹的儿子朱在以大理寺正知南康军，提出修建白鹿洞书院，使朱熹初步完成修建白鹿洞书院的意愿。嘉定十四年（公元1221年），知军黄桂又重建了书院的礼圣殿，增建三门。南宋绍定六年（公元1233年），江东提刑兼提举袁甫又重修和增建白鹿洞书院。到了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白鹿洞书院在南康地方当局与书院主持的努力下进行了修复。

明弘治十年（公元1497）前后，是白鹿洞书院最鼎盛的时期，书院拥有院房360间、亭阁24座、桥梁5座、牌坊2座、生徒527人、学田3000多亩。到明代末年，白鹿洞书院进一步官学化，聘请府司理推官作为书院的主持。到清代时，白鹿洞书院更受朝廷重视，不断的被修复和整顿。清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聂应井与知府徐士仪等倡捐修葺书院。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江西巡抚蔡士英会同藩臬诸司修建和整顿白鹿洞书院。清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江西总督张朝麟带领府县官员重修书院的明伦堂和宗儒祠。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南康知府伦品卓在布政使姚启盛和提学道邵吴远的倡捐下，对书院的院舍进行整修、翻新。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康熙皇帝亲书“学达性天”等八匾额赐于白鹿洞书院。

（康熙皇帝御赐匾额）

白鹿洞书院自南唐到晚清，培养出状元3人，进士约200人，举人、秀才更是不计其数。书院先后走出的有：南唐状元诗人伍乔；宋末宰相、民族英雄江万里；宋末名将、军事战略家余玠；明末科学家宋应星；清嘉庆朝状元、军机大臣戴衢亨等英才名士。

1996年，白鹿洞书院连同庐山风景区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四、嵩阳书院

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登封市区北3千米峻极峰下。始建于北魏太和八年（484年），初名为嵩阳寺（佛教寺院）。于宋景祜二年（1035年）重修太室书院时赐名为嵩阳书院，并设院长掌理院务。嵩阳书院为北宋四大书院之一，也是宋代程朱理学的发源地之一。

后周显德二年（公元955年），世宗柴荣将嵩阳寺改为太乙书院，成为儒学活动中心。北宋至道二年（公元996年），太乙书院又改为太室书院，宋太宗御赐“太室书院”匾额。宋景祜二年（公元1035年），在重修太室书院时又赐名嵩阳书院，并设院长掌理院务。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公元1068～1085年），理学的“洛学”创始人程颢、程颐曾在此讲学，北宋名儒司马光、范仲淹、朱熹、韩维、李刚、吕海等也在此讲过学。

明代，政府重视科举制度发展官学，嵩阳书院在遭抵制下经历四次的禁毁。直到明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7年），嵩阳书院又逐渐恢复了发展。明嘉靖年间（公元1526～1530年），登封知县侯泰在嵩阳书院旧址上重建书院，恢复了嵩阳书院之名，并建造二程子祠。

到清代，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知县叶封在明代嵩阳书院的故基上修建书院，建造堂屋三间，新筑墙壁五十丈将幸存的两株汉封将军柏围入院中，为后来的嵩阳书院基本布局奠定了基础。从清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开始，登封明儒耿介主持嵩阳书院院务，广纳天下名儒，倡导理学。他继承了叶封没有完成的书院建设，先后通过捐田来扩充经费扩建学舍。至清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嵩阳书院建有三贤祠、道统祠、丽泽堂，辅仁居三间、观善堂三间、博约斋五间、敬义斋五间，叠石溪旁建有川上亭、仁智亭、先师殿，崇儒祠三间，天光云影亭、观澜亭各一座，完成了嵩阳书院的基本雏形规划。清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登封知县施奕簪又将123亩土地纳入了书院，用于对藏书楼、先贤祠、讲堂、道统祠、以及大门等的修缮，并购置一批书籍充入藏书楼。至此，嵩阳书院的建筑规模已基本完善。到清末，政府废除科举制度设立学堂，嵩阳书院终止了书院教学，先后成为嵩阳高等小学堂和中岳中学的教学办公场所。新中国成立后，嵩阳书院经全面整修，曾作为登封师范学校、中共登封县委党校、登封县教师进修学校的校址。

（嵩阳书院鸟瞰图）

嵩阳书院经历过多次增建修补，其总体布局保持清代前的风格，青砖灰瓦的建筑古朴雅致，具有浓厚的地方建筑特色。整个建筑由南向北，依次为大门（山门），先圣殿，讲堂，道统祠和藏书楼，中轴线两侧有配房相连。大门由登封知县叶封于清康熙十三年（公元1677年）主持时重建，是一座三开间卷棚式硬山建筑。檐下原挂有“高山仰止”“曲径通幽”匾额，门额横匾书：“嵩阳书院”四个大字。黑底金字，朴素大方，为宋代大书法家苏东坡的墨宝，现为当代书法家宋书范书。大门两侧前檐柱上的对联为清乾隆皇帝于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所作。嵩阳书院的仪门为牌坊式建筑，上有“高山仰止”的匾额，出于《诗经·小雅·车辖 》。

道统祠是嵩阳书院比较有特色的建筑。它面阔三间，棂门槛窗，歇山式滚脊灰筒瓦覆顶，殿内供奉帝尧、夏禹、周公石膏头像，后壁悬挂帝尧、夏禹、周公当年在嵩山地区巡狩、治水、测影等活动情况的大型图案。柱联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为清末政治家林则徐所作。在古代，儒家倡导有道统就有治统，因为“治统得道统而盛，道统赖治统而光。” 祭祀道统三圣人是嵩阳书院的传统，而且在中国古代书院中，也唯有嵩阳书院保存着这种祭祀形式。

嵩阳书院至今遗存的主要文物有唐至清代碑碣70余条，包括《汉封将军柏碑》、唐代隶书代表作品《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之颂碑》、北宋黄庭坚的《诗碑》等；西汉元封六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刘彻游嵩岳时封的“大将军”柏树；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的石刻地图“登封县地图”；北宋理学名家程颢、程颐兄弟到嵩阳书院讲学时亲手所栽的“二程手植槐”等。

（汉封大将军柏）

嵩阳书院走出的历史名人有：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北宋哲学家、教育家、理学奠基人、诗人程颢；北宋教育家、理学家程颐；清顺治十六年进士、登封知县叶封等。

2010年8月1日，嵩阳书院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