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部书连缀中国政府统计百年历史
最近断断续续看了三部有关中国政府统计史的书，产生了一些联想。一方面是感慨：百年筚路蓝缕，几代人努力，才有中国政府统计今天的模样。另一方面是惭愧：已经一把年纪，几十年做中国政府统计研究，却对其历史过程不甚了了。转念再想，或许“不甚了了”的人不止我一个，故而打算依据这三部书连缀一文，简要介绍一下中国政府统计的历史“故事”——预先声明：我不是专门搞历史研究的，手头也没有一手文献资料，只是借着三本书提供的内容做摘编、改编，加一点自己的议论，有不当之处你可以提意见但也不要太较真儿哈！
一、 三部书风格不同、各有侧重
第一部是朱君毅的《民国时期政府统计工作》。此公一生履历不凡：1910考取北京清华学堂留美预备生，然后赴美国留学、获博士学位归国，在国立东南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1934年起任南京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副局长、局长等职，直到1949年辞职再次回到大学任教。一生从事统计行政与教学工作，对统计理论研究造诣较深，有多种著述和译著。此部著作系作者1963年写成，当时曾经内部油印，直到1988年由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第二部是王一夫主编的《新中国统计史稿》，多位参编者均来自国家统计局、北京市统计局，是新中国政府统计工作建设过程的亲历者，1986年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此书全面覆盖新中国政府统计从建国之初到1984年三十余年的风雨历程，按照不同时期分述；内容全面，涉及政府统计工作的方方面面，最后还专门设一章“建国以来统计工作的主要经验”做全面总结。书后有长篇附录，除给出“大事记”之外，还提供了1952、1957、1960、1965、1975、1982若干年份的统计报表目录和统计指标体系。
第三部是莫曰达、刘晓越的《新中国统计工作历史流变》（1949-1999），书稿完成于2007年，2015年由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由“流变”二字可知，这不是一部按部就班的史学著作，而是以时间为轴，通过关键文献摘录，画龙点睛对主要脉络加以点评，体现了这位长期工作于政府统计领域的研究者对这段历史的反思。
诚如书名所示，第一部的对象是民国，后两部的对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两段时期比较，政权性质不同，政府统计的性质也完全不同。朱君毅是在共和国时期反过来写民国时期政府统计状况，抑扬之间的拿捏、选择，处处见诸笔端。写共和国政府统计发展的两部作品不是替代关系，《流变》截止期比《史稿》延长了十余年，但两部书的真正差异不是时期长短，而在于写作风格：前者是一部全面叙述的历史，内容覆盖方方面面，后者则仅仅是点到为止，重点在于各个时期的“风气”主调。
二、 民国时期的政府统计
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很早就确立了以中央集权为特征的政治制度，故而有关国情国力的政府统计起源很早。但现代政府统计体系建设是从中华民国开始起步的。
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了清王朝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但迅速进入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即所谓北洋政府统治时代。以1927年为标志，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建立中央政府，开启了统一中国之路，即所谓训政时期，直到国民党政权丧失大陆退守台湾，中华民国在大陆实际执政年代结束。
政府统计是国家政治和行政治理制度的组成部分，所以，中华民国政府统计发展阶段的划分也要体现上述特征。首先是以1927年为界分为北洋政府时期的政府统计和国民党政府时期的政府统计，可以说，现代意义上的政府统计开始于后一阶段。但是，从政府统计本身的建设而言，其进展还会自有其不同特征，故而需要在两阶段区分基础上再做区分，主要是以1931年主计制度建立为节点，将训政时期再区分为两个阶段。这样，整个中华民国时期的政府统计工作包括三个阶段：1911-1927年为北洋时期，1927-1931年为前主计制度时期，1931-1949年为主计制度建设实施时期。
总体而言，北洋时期政府统计工作乏善可陈，“承袭清末规模，略事更张，各机关各自为政，虽有集中的统计机关，而无统筹的统计计划，因此，统计工作零星片段”。第二阶段系国民党执政初期，“政府注重统计调查，普遍设置统计机构”，“统计事权还未集中统一”，但开展的“统计工作要比第一阶段为多”。第三阶段为国民党巩固其执政的时期，为掌控国家财政大权，特设置主计处，政府统计基于主计处在组织机制上实现了集中统一，据此开展了多种统计工作，但仍然无法实现全国范围的实际调查统计，统计内容也比较有限。
所谓主计制度，是以“超然”（直接隶属国民政府，独立于其他部门和机构）为原则，对全国数字进行计算的一套原则、办法、程序和组织机构。当时实施主计制度的背景是要加强财政监督，其中包含一套由“岁计、会计、统计”组成的架构，岁计是年初财政预算，会计是预算执行的记录，统计则是为编制预算提供参考资料，为此，统计局被置于主计处之下。但是，统计的职能并不仅限于财政监督，而是要为整个政府“一般政事”的设计、执行、考核提供辅助，故而统计局架构体现了一套完整的政府统计机制。在此架构下，统计局要统领政府各机关的统计工作，负责制定统一的统计方法和统计表，开展“国势调查”和其他部门无法覆盖的综合调查，编制全国统计数据报告。可以说，至此民国政府统计有了一套比较完备的组织机制。
主计制度建立之后，政府统计能力有了一定提升，统计工作有所加强。完成的基本“国势调查”和常规统计工作主要包括：1942年的户口普查以及相关人口调查，持续开展的遍及全国不同城市/地区的物价调查和价格指数编制，始于上海此后曾经尝试扩展到更大范围的工业普查，局部地区尝试进行的农业普查，针对政府各机关职能行使及其结果的公务统计，以及教育统计等。自1935年开始编制《全国统计总报告》呈送国民政府内部应用，不同年份上曾先后编辑《中华民国统计提要》《中华民国统计简编》《中华民国统计年鉴》等，以及《统计月报》，公开发行供社会各界使用。
以上文字所依据的材料均来自朱君毅的《民国时期的政府统计工作》一书。
三、 新中国的政府统计
新中国建立后百废待兴，其中就包括政府统计。总体看，共和国时期政府统计并非是民国政府统计的承接，此前解放区虽然有统计有调查但也不足以作为全国政府统计的基础。这一套全新的政府统计体系的源头，是东北统计局的建立以及所开展的工作，背后则是来自苏联的政府统计经验和具体指导。也就是说，共和国政府统计应以1948年东北统计局开展的工作为起点。
按照一般历史分期，建国以来包含的各个阶段是：恢复时期（1949-1952）、一五时期（1953-1957）、二五时期（1958-1962）、调整时期（1983-1965）、文革时期（1966-1976）、改革开放新时期（1977至今）。《新中国统计史稿》大体按照这个分期，对截止到1984年为止的各时期政府统计发展情况有详细描述，我这里归纳起来做一点“挂一漏万”的展示。
初创时期。以1952年国家统计局成立为标志，着手创建全国统一的统计工作。期间组织了第一次全国工业普查以及工农业总产值、劳动就业等专项调查，在国民经济的主要领域开始建立统计报表制度。
建设时期，包含一五时期、二五时期和调整时期。尽管其间有起伏有波折，尤其曾经受到“大跃进”时期浮夸风的负面影响，但总体而言建设成就显著，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起来一套相对完整的政府统计体系，统计工作有了很大拓展。其中包括：开始统一制定全国性的统计制度和统计方法，在农业、工业、贸易等很多方面开展覆盖全国的统计调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建立了相对独立的统计机构，相关政府部门也开始有了正规的统计机构；开展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1]和其他多项普查；开始通过统计公报、专题报告（1959年出版的《伟大的十年》）形式向社会提供统计数据，为国家建设和政府决策提供了有力的统计支持。
（这里我补充说几句：人口普查从清末到民国时期一直准备而未能实施，故而此次人口普查受到国内外相关领域的极大关注和肯定。著名经济史和人口学家何炳棣在《明初以降人口及相关问题》一书中说：明清和近代一系列人口数据中，没有一项是基于真正的人口普查的；他认为明初以来只有四个比较可靠的人口数字，最后一个就是1953年人口普查数据，距离他给出的第三个人口数字的时期——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整整过去了一百年。）
受重创时期。十年动乱，前十七年政府统计发展成绩被全面否定，统计局被撤销，专业人员被下放，相关统计工作完全停止，直到1972年才开始逐步恢复，1975年才大体恢复到文革前的水平。
改革开放发展时期。从全面恢复开始，政府统计逐步走上改革和开放之路。书中重点提及的事项有：（1）1982年开展了具有国际水平的第三次人口普查，后期不断改进形成包括人口普查、农业普查、经济普查在内的周期性普查制度；（2）1981年第一次公开出版《中国统计年鉴》，此后适应信息化时代要求逐步形成多种数据发布渠道，服务社会；（3）1984年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此后出台实施细则和相关行政管理条例，标志着政府统计从此走上法制化轨道。
《新中国统计工作历史流变》沿袭了上述分期，但将观察范围扩展到1999年。写作风格迥异于前一部著作，主旨是通过一些大事件对政府统计工作涉及的基本理论、基本性质、基本原则、基本工作方法在几十年间的演变做历史钩沉。比如如何看待统计学的性质，数理统计与政府统计的关系，苏联统计理论对中国政府统计的影响，如何看待调查研究与政府统计的关系、计划与统计的关系、统计与监督的关系，以及国民经济核算的转型问题、大统计问题、统计数据质量问题等，并将这些问题与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背景结合起来，对其中所包含的政治问题、学术问题做议论。此书行文中大量引用当时的领导讲话、政府文件、工作总结、发表论文、关键当事人的发言等内容，显示了比较强的现场感，很多场景让人印象深刻。以下我从该书“前言”中抄几段文字，请各位共享。
“系统完整的统计理论，是1903年通过日本传入中国的德国旧社会统计学派的统计理论，后来被英美数理学派统计理论所取代。当时国家统计机构的负责官员和国立大学的统计教授，多半曾留学英美。但英美数理学派的统计理论，并不指导当时中国统计活动的全部，中国传统的分散、片段的统计思想，仍然对统计工作起一定的作用。系统的统计理论与统计工作的实践并不完全吻合，这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尤为突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统计理论的主流又起了激烈的变化，倒向了前苏联。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新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国民思想是集中统一的，全国的统计工作和统计思想也必须集中统一。因此，指导统计工作的统计理论必须出于官方权威之口或由官方权威所肯定，不容个人置喙。如果谁要触犯禁区，就会有灭顶之灾。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统计思想才开始活跃起来。
四、 多说几句做补充
读完这三本书之后，除了对近百年中国政府统计发展史的轮廓性了解之外，我个人还产生了一些延伸的想法。故而这里多说几句聊做补充。
中国政府统计从无到有、从封闭到开放，如今已经形成比较完备的体系。尽管其间有各种曲折弯路，但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我们常常会对当下状况有很多不满意，如果能够从历史纵深看问题，就会多一份了解和理解，并对未来发展多一份把握。
著史不易。一方面是史料的搜集整理，更重要的是要形成“史识”。尤其是写当代史，固然会因为作者“亲历”易于了解发生过程，但同时也会受到环境、风气的影响，以及著史者自身认识的限制（王一夫在《史稿》中明确提出这一点）。所以，历史要不断书写。落实到中国政府统计上，不仅要续写1980年代之后的历史过程，更希望有新的著作对政府统计百年发展做更多、更完整的总结思考。
许多重大问题的解决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以国民经济核算为例，民国时期巫宝三等前辈针对国民收入的研究和测算，是这一领域的开拓性工作；1950年代孙冶方等前辈基于苏联框架针对总产值、净产值等指标所做的研究，包括测算原理及其在计划经济管理中应用的讨论，以及当时提出的计算国民经济生产总值、初步估算国民收入的设想，相当于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环境下对这一领域研究的继续；到1980年代开始系统进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研究，并在MPS（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基础上吸收SNA（国民账户体系）的内容和思想，该领域研究全面展开；最后经过两套体系兼收并蓄阶段，最终才形成以GDP（国内生产总值）为核心的、与国际规范接轨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很多重大理论认识、工作设计问题贯穿历史延续到当下，或许换了一幅面孔，到今天仍然值得关注和进一步研究。比如政府统计与统计学的关系，一直存在直到当前大数据背景下再次凸显出来；经济统计是研究“方法论”还是研究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之争，与当下是否强调统计分析似乎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关联；政府统计调查与调查研究思想的关系，到现在还是存在争议的；当年一直受到诟病的全面统计报表体系内容过多、重复等问题，同样是今天“企业一套表”致力于完成的改革目标；等等。
（本文已经刊于《中国统计》2019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