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剖医学的西医与生命医学的中医6

解剖医学的西医与生命医学的中医6

由于中西医观念的巨大差异性，证据的内涵极不相同，逻辑结论会出现不同甚至相反的情况，故有些临床情况，中医认为有病，西医却认为没病；中医认为病位在脾，而西医却认为是肾的器质性改变等等。在解剖形器观作用下，西医总是企图把生命的内在外在化，要求证据标准的规范化，临床有十分明显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和“照本宣科”的意味，冠心病不治心，肾炎不治肾，高血压不降压，就是违背医学原则，所以虽然以血管扩张剂救治充血性心力衰竭合并低血压使病人转危为安，但违背了教科书和专著规定的禁忌症，“讽刺和嘲笑接踵而来”。[23]

中医的阴阳神气观决定临床证据关键在于病象与病机联系的真实性，不是直观之形器的异常，也不是书面的各种标准规范的符合度，故形器之心的病变可以治脾治胃如蒲辅周以温脾利湿、和胃涤痰疗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18]形器之肾的病变,可以治心治肺如朱进忠用疏风解表、清热泻火愈急性肾小球肾炎。[19]器质性改变的直观性是西医认知疾病的最可靠证据，“看得见、摸的着”是金标准的基本特征，而病位在中医仅仅是病机构成要素[17]，它以内涵神气的五藏生命单位为基础，不在形器解剖直观之组织器官。

证候病机是中医临床知病的最终判断结果，由病种、病因、病位、病性、病形、病势等六个要素项构成，是具体疾病在临床的随机性反映[17]，以包含了病病机标识的证候标识为临床证据[4]，其真实性的大小取决于“谨守病机”、“各司其属”的辨症认知水平。中医理论修养越好，临床阅历越丰富，逻辑思维越符合阴阳神气观念，证据可靠性越大，越有十全的可能。“在中医看来，人的形成进化是天地自然（社会）作用的结果，疾病的发生演变也是天地自然（社会）在人体作用的反映，天地气交人在其中，天地人事对人体的影响作用既无事先人为的'框框’，又大多是无形（气）的，离开天地人事，孤立地、纯粹形态地得到的疾病认识，或者按照一定标准'框框’形成的疾病认识，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疾病本质。” [2]立足临床求病机，既是中医从理论到临床，形成可靠证候病机结论证据的方法，又是从临床到理论，形成新的病机学说的方法。

“从《内经》，到《伤寒杂病论》，到《脾胃论》，到《温病条辨》，无一不是通过对药物作用人体后的反映和对一定时空中生命状态的观察（疗效反观），应用'道法自然’'取类比象’思维（同象思维）探求病机形成。” [2]形体可以克隆，生命不可重复，历史上凡是有理论建树的中医学家，绝大多数都是临床大家，离开辨证论治的临床实践，坐而论道或用西医逻辑得到的东西不是中医真知。

循证医学的兴起，西医也意识到从静态“形器”中形成的标准到临床生命体的具体疾病，偏倚无处不在，所以把满意的终点指标（生命的生存质量，实质由“神气”决定）作为主要观察指标，提倡个人经验与临床外部最佳证据相结合，反对机械地对号入座式的临床医疗活动，要求“将一般性结论应用于具体病人时，应注意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矛盾”。[24]由此可以看出循证医学向辨证论治趋同的势态。“不能否认西医理论在精确性、可预测性上有其绝对优势，而这也恰恰是它的致命弱点。今天人类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网络世界，每一个个体都在这张大网上占据着一个节点，与周围的事物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想用过去层层抽剥的分析方式来探究问题，最终只能离真相越来越远。相反，中医药学在日渐纷繁混乱的今天，越发凸现其实效性和可操控性，祖国中医理论是在长期实践基础上自觉运用整体观、系统观总结出一套以实效为归宿的经验总结，它的许多根本点和出发点与现代新兴的理论技术不谋而合。” [25]可有人反而轻视自己，把辨证论治的理论基础当成陷阱，非要在解剖形器中去找寻什么现代医学原理。

“从生物医学模式到现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发展说明，西医已经不仅仅是关注形态，而且注意'神气’心理，认识到解剖形态之外因素对生命体的重要影响，但还不如中医天、地、人、社会四位一体、以'神’为重的医学观，”[2]它们的根本性差异同样存在。学科属性决定认知逻辑，决定概念对象。遵循解剖组织观念寻求中医实质并将其当成现代化之路，作为中西医结合的探索无可厚非，但将其作为中医自身发展方向，必将导致中医学科独立性的弱化/消失，发展下去就只有按西医生理病理用具有相应药理作用的中药的所谓“中医”了，“辨证论治的医”将在临床消失。然“辨证论治的医”才是中医，现在已经不多了，真正到了那一天，中医自然就消失了。是否只有这样，才能是中医现代化？才能是中西医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