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唐代兵制的变迁（中）

到了高宗晚年和武则天时代，均田制遭到破坏，府兵受田很难足额，有些府兵户除了保有二十亩永业田以外，连一亩口分田也分配不到，这些府兵户的经济出现了“浸以贫弱”的现状。

另外府兵原来是一种禁卫军，要轮番宿卫京师的，但从高宗晚年，唐廷开始时不时使他们轮番上阵，所谓“番役更代，多不以时”，这也影响了府兵户再生产的条件。当时的十卫将军，是由归唐的蕃将来统率，十二卫府的僚佐，也都是权贵子弟的进身之阶，这些将佐将卫士当作奴仆一样来看待，因此在当时社会将当“卫士”看作一种耻辱，这也极大影响了府兵的素质，其战斗力大大下降了。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唐王朝长期对外用兵，也是造成府兵制破坏的一个重要原因。

太宗贞观初年，唐王朝大规模出兵，除了临时募发“征人”以外，也常常动用府兵，但是当时“出征多不逾时，远不经风度，而能克捷”，所以府兵的兵役负担还不够沉重。但随着战争的胜利，沿防边线愈长，戍防的人数愈多，于是就出现大量戍防的人数，即戍卒，这些烽戍逻卒，绝大部分都是“临时募行”的征人，但也有一部分是调拨给征镇的府兵，如此以来，给府兵带来无穷尽的兵役。特别是吐蕃部族强盛以后，时不时威胁唐的西部边陲，唐王朝不得不把大军驻扎在今甘肃、青海一带，以此来抵御外族，这些防边的戍卒，往往羼杂其中，时间一久，就会出现“屯兵于境，而师老厌战”的状况。所谓的戍兵三年一代的制度，就很难维持下去，到了玄宗时期，府兵制的破坏，兵源枯竭，边兵补充，就更加困难，加上防人经常更代，“劳于途路”，对于政府来说，也不划算，因此就号召戍卒，“能更住三年者，赐物二十段，谓之如募”，“遂令诸军皆募，谓之健儿。”

倘若战事顺利，还则罢了，倘若作战失败，则代价巨大。如高宗、武则天时代与吐蕃、契丹的几次大战，唐军损失惨重，死伤无数，这些指挥大军的将帅都是十二卫的将军，他们所统率的士兵，除了募召的征人以外，一大部分是认，由于战争的持续进行，府兵作为唐王朝的主要军事力量，遭受严重的人。

府兵制的破坏，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本来是府兵制的优势，时移事异，现在逐渐成为府兵制的劣势。

唐初，府兵作战有功，往往能够获得勋赏，可后来由于长期作战的缘故，“战士授勋者，动盈万计”，那些被授予上柱国、上护军勋的人，本来可以多受勋田国，可实际上一般的授田已经不足，更别提勋田的授予，遑论那些地位低下的一般军官和卫士，不过是“虚有赏格而无其事”，以致“赏绝不行，勋仍淹滞”，府兵和征人的积极性和战斗意志非常低落。

再有就是府兵或征人，远戍边疆，旧制以四年为限，然而在事实上，府兵是“自成丁从军，六十而免”，征人更是“壮龄应募，华首未归”，杜甫的《兵车行》上说“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实际上就是对这种兵制给民众带来困苦的揭露。

府兵和征人长时期离开父母、妻子，他们的田地荒芜，有些家庭“纵有健妇把锄犁”，但由于缺乏耕稼经难，也就“禾生陇亩无东西”。府兵和征人受田不足，兵役负责沉重，他们的家属又多“不免征徭”，加之长期对外用兵，军政费用支出浩繁，朝廷必然加紧对均田上的府兵和征人家属的剥削，造成《兵车行》上所说“县官急索取，租税从何出”的现象。玄宗时期的穷兵黩武政策，造成很戍边士卒很多战死沙声，但是边防的将帅们，往往不会把真实情况报告给政府，所以有些戍边的士座，虽已战死沙场，而其原籍的户籍，并没有注销他们的名字，造成了很多地方官员根据丁籍，要戍卒家属补缴过去免缴的“三十年租庸”，戍卒家属损折了人丁不算，还要缴出三十年租庸，其困难不可想象。上层官员对这些事实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基层官员对府兵或征人的家属进行横征暴敛。

府兵和征人逃亡也是府兵制破坏的一个原因。因为这些府兵或征人即使没有战死，往往被边将虐待，这种现象从这个制度实行时就有，到了武则天时期已经非常严重，无论朝廷采取怎样的严刑峻法，也无法阻挡这一趋势，到了玄宗时期，更其严重。府兵的兵源更加枯竭，唐王朝的军事力量更加削弱，使得府兵制陷于瘫痪而无法维持下去。

朝廷连连下文，企图以缩短府兵的兵役年限并扩大府兵的兵源来挽救府兵制的危机，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谁也不愿意充当府兵，所以一道道敇文和诏文，往往是废纸一张，并没有能够延长府兵制的寿命。《资治通鉴》唐天宝八载记载：“府兵日益堕坏，死及逃亡者，有司不复点补。其六驮马牛，器械糗粮，耗散略尽”。折冲府的长官——折冲都尉、果毅都尉，也都变成了冷官，再无升迁的机会。原来朝廷调发府兵，要用敇牒和铜鱼符，都督、州刺史、折冲都尉核对符合以后，才能发遣府兵，到了天宝八载（749年），因为折冲府已经无兵可交，朝廷索性把折冲府的铜鱼符停止不用，这样，折冲府名义还存在，而事实上已经有官没有兵了。

到了宝应元年（762年），朝廷命令畿县的折冲府，官阙不补，折冲府事由县令“摄判”，并规定折冲府的差役，每役不得超过一人，折冲府之名，逐渐成为历史上一个过去的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