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读书方法 文/胡哲敷

观察一个人的读书方法，可以看出他的读书兴趣和其造诣的浅深。因为没有良好的方法，而书又不可不读，于是有一些学者尽量地死读书，读死书，到头童齿豁，而数百字时文，乃有未通顺者。或读书数十百卷，而无一句足资应用者，都算是方法下的牺牲品。

曾国藩为时代所限，积习所限，其所举读书方法，当然与现代教育理论犹未免于差池，然而踏实诚拙，是其天性，由是踏实诚拙之天性，乃产生他实事求是的读书方法。曾国藩的读书方法可以分四项说明：1.看、读、写、作。2.专精一业。3.求明了勿求强记。4.分类笔录。

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看书如尔去年看《史记》《汉书》《韩文》《近思录》，今年看《周易折衷》之类是也。读者如四书、《诗》《书》《易》《左传》诸经，李、杜、苏、黄之诗，韩、欧、 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不能探其深远之韵，譬之富家居积，看书则在外贸易，获利三倍者也；读书则在家慎守，不轻花费者也。譬之兵家战争，看书则攻城略地，开拓土宇者也；读书则深沟坚垒，得地能守者也。读书与无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废。至于写字，真行篆隶，尔颇好之，切不可间断一日，既要求好，又要求快，余生平因作字迟钝，吃亏不少，尔须力求敏捷，每日能作楷书一万则几矣。至于作诸文，亦宜在二三十岁立定规模，过三十后则长进极难。

看生书宜求速，不多阅则太陋，温旧书宜求熟，不背诵则易忘；习字宜有恒，不善写则如身之无衣，山之无木；作文宜苦思，不善作则如人之哑不能言，马之跛不能行。四者缺一不可。

曾闻前辈先生云：曾氏最讲读法，声调神态，均极入妙。在他日记中，亦曾说道：“温苏诗朗诵颇久，有声出金石之乐。因思古人文章所以与天地不敝者，实赖气以昌之，声以咏之。故读书不能求之声气二者之间，徒糟粕耳。”初学为文，往往字句生硬，或上气不接下气，都是未能常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己之喉舌相习的缘故。

其次，便要专精一业。他尝说：“用功譬若掘井，与其多掘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在他《圣哲画像记》那一篇中，亦力言广心博骛之病，而主专攻一学，所以他教子弟，总是以专精为主。他说：

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曰专而已矣。谚曰“艺多不养身”，谓不专也。吾掘井多而无泉可饮，不专之咎也。诸弟总须力图专业。……若志在穷经，则须守一经，志在作制义，则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则须专看一家文集，万不可兼营竞骛，兼营则必一无所能矣。凡专一业之人，必有心得，亦必有疑义。

大概贪多而不务得，原是青年最易犯之病状，在已有看书能力的时候，常会泛滥无边的乱翻乱看，无系统，无中心目标，这样看去，终不会有精蕴的心得，终其身亦难有专长。犹如自己手里没有精锐之士，所部尽新募之兵，当然指挥不灵，而不能有一定趋向。

曾氏所谓专一经，专一史，绝不是教人除此一书之外，不阅他书，他屡屡叫人要多看书，谓不多看则太陋。此所谓专，就是要求精之意，欲求精必须专，专有二义：一谓专艺，二谓专心。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把一部书研究得精通烂熟，甚至终身以此一书为研究之中心，是之谓专。他认为“专”字是读书一个秘诀，故除专艺之外，还要专心。怎样专心呢？就是拿全副精神，专注在一种书上，所谓用志不分，乃凝于神。他说：“读《昌黎集》则觉天地间除《昌黎集》外，更无他书。”

在这种情势之下，最怕的就是遇着难关，便自抛去；则不但不能专业，更谈不到专心。所以他在专字诀后，又加一个耐字诀。大概这两个字，是不能拆开的，因为无论何种书籍，总有相当的困难，定要胜过这种困难，才能前进；假如稍遇困难，即便丢去，则根本即谈不到看书，更遑论专业？所以他叫人要耐。遇难关固然要耐，遇兴趣缺乏之处，亦须要耐。因为一种书的内容，优劣不一定与兴趣成正比例，有时理论愈深，兴趣犹愈减少，必待用力钻研之后，兴趣才由胜过难关中盎然而出，这是耐的收获。

看书记不得的原因，大概是自己对于某项根基太浅，而骤看较深之书，当然不容易记得；然而虽不容易记得，看了一遍自己脑筋中却已留下一个无形的印象，到将来再看相类的书籍，就比看第一本时容易多了。关于这个问题，曾氏有深切著明的解释。他说：

读书记性平常，此不足虑，所虑者，第一怕无恒，第二怕随笔点过一遍，并未看得明白，此却是大病。若实看明白了，久之必得些滋味，寸心若有怡悦之境，则自然记得矣。

读书不求强记，此亦养身之道也。凡求强记者，尚有好名之心，横亘于方寸，故愈不能记。若全无名心，记亦可，不记亦可，此心宽然无累，反觉安舒，或反能记一二处，亦未可知。此余阅历语也。

平常所谓读书记不得者，大概是因为走马看花，并未把内容看得明白；假如把内容理论看清楚了，条理看清楚了，不求过速，亦不停止，自然会得到书中趣味。他所谓寸心若有怡悦之境，真是阅历之言。

中国学术素乏精密的科学系统，学者初入其门，如入百戏场中，千变万态，应接不遑；才智之士，把自己读书心得写出来，或把经史等书拆散了，再依其性质分为若干类，都不过是读书之时，为便于自己翻阅，但是及其成功，乃为极有价值的类书，与极有价值的读书札记，可为后学者学问捷径。然此又非必大学问家始能为此，凡读书人都能为之；惟不必急求发表罢了。曾国藩说有一种学问，即有一种分类之法；有一人嗜好，即有一人摘抄之法。那时所谓分类笔录，大都是为文章词藻，为夺取科名之要道。现在为学，科目繁多，当然无暇及此，然与自己性情相近的学科，仍应备有读书笔记，或卡片，或活页抄本，或固定抄本，要随时随地，逐处留心。研究学问应有一个“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的精神。纵或有些材料不甚精萃，亦可供相当的参考。这种工作，说小一点，可以补充书本之不足，而便于阅览，说大一点，则大学问家，大著述家的搜集材料，都出此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