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海风||【史海钩沉】王长华：汪氏集团文人圈中的姚燧
2019年第48期||总第311期
史
海
钩
沉
·文章以道轻重 道以文章轻重·
——汪氏集团文人圈中的姚燧
王长华
姚燧画像
在汪氏集团的文人圈中，姚燧无疑是一位重量级的人物。
汪忠臣是汪世显的长子，其军功与才干与其弟汪德臣相比，可能略为逊色，但其宽厚仁慈，忠厚谦让的品德，却让人极其服膺。故此，其去世后，才被朝廷赐谥为“忠让”，可谓相当准确的评价！
姚燧在应邀为汪忠臣撰写的《神道碑》中，也赞颂其曰：“乃推隽功，潜不自张！”一句话概括了汪忠臣的谦让品德！
姚燧不仅为汪忠臣撰写了神道碑文字，还作铭以纪其功德。
当时的孝子顺孙，想要使其先人的功绩传之后世，都以请姚燧撰写神道碑文为荣；如果得不到姚燧的文章，就会感到惭愧和耻辱。因此，几十年间，元代的名臣显贵，他们的显赫功绩和盛大功德，几乎都是由姚燧来书写记载的，足见姚燧在当时文坛上的地位。
山西大学文学院张建伟、武吉安认为，姚氏自后周入辽，定居营州柳城，其家族繁盛伴随着辽金元三代。姚氏先祖在辽金时期多为武官，由于长期与北方各民族混居，有一支还被鲜卑族同化。姚枢父亲到河南做官并定居，使得好学的姚枢得以深入学习中原文化，尤其是儒家经典，由此姚氏的家族传统得以转变，成为文化世家。姚燧的伯父姚枢，为元初重臣，他积极学习、传播理学，推行汉法，政事卓著；而姚燧则在诗文词及散曲等方面成就突出。姚氏的崛起与民族政权和地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张建伟 武吉安《地域文化与元代姚枢家族》《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4月第32卷第4期）。
姚燧家族为元代洛阳文化世家
令器之才 长自有成
姚燧字端甫，其父亲名为姚格。姚燧三岁之时，父亲就去世了，姚燧成为孤儿，由其伯父姚枢抚育成长。姚枢曾经隐居于苏门。辉州的苏门，即今河南新乡市辉县北苏门山，与百泉为山水极佳的胜地，历来为人文隐居避难的所在。魏晋时期，著名隐士孙登曾隐居于苏门山，竹林七贤中的嵇康、阮籍也曾在此游历；金代还有七贤堂、元好问、许衡等人曾来此游览。辉州还是北宋理学家邵雍的家乡，他曾在此学习易经。金末元初，王磐曾避地苏门，耶律楚材也曾隐居于此。正因为辉州具有优越的自然环境与深厚的人文内涵，姚枢才会选择此地作为居住与传播理学之所，而当时名儒许衡、窦默等人也前来共同研读，极大地促进了程朱理学在北方的影响。
也许是姚枢太过于严苛，或者是急于求成的缘故，他在教导姚燧成长的过程中，认为这个侄子童蒙未启，脑子很不灵光，因此，教训督导得十分急切。童年期的姚燧实在不堪忍受伯父的这种望子成龙、揠苗助长式的教育。这时，河南课税所长官兼廉访使、被称为“文章、道德为第一流人物”的“关西夫子”杨奂，写信给姚枢，劝止他的这种教导方式，并说：“姚燧是一位优秀的人才，长大后自然会有成就，何必急于求成呢！”而且，杨奂临终前，还将自己的次女许配给姚燧，足见杨奂对于姚燧的器重和期许，而姚燧后来也确实没有辜负杨奂的殷切期望，从此也可以看到，杨奂发现卓越人才的眼光是多么独到。
姚燧十三岁时，在苏门山认识了前来拜访姚枢的元代大儒、著名理学家许衡；十八岁时，他在长安正式拜许衡为师，学习理学。史称许衡善教，“其言煦煦，虽与童子语，如恐伤之”，又能因材施教，因势利导。姚燧从许衡那里学到了很多知识，再加上他学习刻苦，长进很快。可以说在许衡等人的影响下，姚燧前期主要以理学者的面目出现，这对他后来成长为一个文学家有较为明显的影响。姚燧文学思想中的理学因素和许衡有很大关系，这也影响到他的创作。
这一段时期，姚燧还没有开始写文章，但他看到当时在文学之士中流行的文章，丢失了古人流传下来的优良传统，他的内心，对于这种文风，深以为非。
二十四岁时，姚燧才开始读韩愈的文章，并且尝试着摹写了几篇，有人说，其文颇有韩退之的风格。于是，他向许衡请教，许衡也很欣赏他的文辞，但告诫他说：“弓箭作为武器，是用来防御盗贼的；如果让盗贼得到，也会拿来对待好人。文章虽然是阐发和传播卓识的武器，但是，即使有了盛极一时的名声，将如何应对被人所利用的情况呢！文章就像弓箭一样，是一种利器，不是这样的人而赠送给他，和不是这样的人拒绝给他，用之非人，都是一种罪过，不是修养自身和入世立业之道。因此，必须慎之又慎啊！”
姚燧著作《牧庵集》
安辑庸蜀 录囚延安
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许衡因与权臣阿合马不合，辞去中书左丞的职务，转任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开馆国子学，择选蒙古贵族弟子进行教育。他奏召十二弟子作为伴读，分置各斋，为斋长。姚燧为其中一人，从太原应征到了大都。
姚燧三十八岁的那一年（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被任命为为秦王府文学。时间不长，就被授予奉议大夫，兼提举陕西、四川、中兴等路学校。这年，他奉秦王（忙哥剌元世祖忽必烈三子。至元九年，即1272年，封安西王，出镇京兆，今陕西西安。次年，进封秦王）之命，安抚庸（隋开皇五年置，治所在石城县，相当今四川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地）、蜀等地。
第二年（公元1276年），汉嘉（古代行政区划名，故城在今四川彭水县东）刚刚并入大元帝国的版图，朝廷诏命姚燧去安抚当地民众，随即又奉命在合州招抚守将王立。
第三年（公元1277年），姚燧又奉诏安抚循理夔府（唐置夔州，州治在奉节，为府署所在，故称）。
就这样，在五年之内，姚燧三次奉朝廷诏命出使和治理蜀地，都尽心尽力，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姚燧被授予陕西汉中道提刑按察司副使，录囚延安。录囚亦称虑囚，是封建时代由皇帝或有关官吏讯察囚犯并决定可否原宥的制度，此制始于汉代。录囚也是主管长官的职责，并有严格的期限。唐代由大理寺职掌，还有监察御史巡行地方录囚，明清时皇帝一般不再亲自录囚。录囚为历代王朝所重视，从而使这一制度成为朝廷监督全国司法状况的重要手段。
姚燧在延安录囚期间，凡是逮捕羁押于监狱中的囚犯，经审理查明后，发现其中有错误的，全部都给予释放，由此，人人对其公正的判决都非常服膺。不久，他又被调任山南湖北道，巡视澧州，在当地兴办学校，赈济灾民，勤勉履职，毫不懈怠。
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姚燧从湖北任上奉旨回朝。第二年（公元1287年），被任命为翰林直学士。
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授大司农丞。
汉魏洛阳故城遗址
穷理致知 当世名儒
元贞元年（1295年，元成宗年号），姚燧以翰林学士的身份，应朝廷之召，修撰《世祖实录》，并设置检阅官，推求和审核掌故轶事，姚燧与侍读高道凝任总裁，不久，书稿编成。
大德五年（公元1301年，元成宗的年号），姚燧被授予中宪大夫、江东廉访使，在太平任上，上书称病。
九年（公元1305年），拜中奉大夫、江西行省参知政事。
至大元年（1308年，是元武宗孛儿只斤海山的年号），仁宗皇帝尚为藩王之时，开设东宫三师府。当时，姚燧已七十岁了，朝廷派遣正字（官名，掌管校勘典籍之事）吕洙（字宗鲁，浙江永康人，元代经学家），效仿西汉时期征召商山四皓的故事，拜姚燧为太子宾客（官名，唐代始置，掌侍从规谏，赞相礼仪）。时间不长，又任命为承旨学士，再拜为太子少傅。
武宗当面向姚燧宣示谕旨，姚燧再三推辞，拜谢说：“昔日微臣的先伯父姚枢曾经担任过这一官职，臣不敢再任此职！”
第二年（1309年），朝廷又被授予荣禄大夫（文散官名，金始置，从二品下，元升为从一品）、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至大四年（1311年），姚燧得以告病南归。不久，中书省又以翰林承旨的名义召他回京；第二年（1312年），再次召他回京。姚燧以有病在身为理由，都没有赴京。不久，就去世于家中，终年七十六岁。朝廷赐谥曰“文”。
当初，姚燧随伯父姚枢在苏门山隐居时，研读南宋朱熹撰著的《通鉴纲目》，对照当时，深感其关于历代皇帝传承的世系分见于各年，这是一种缺陷，读者不能从中得到天下分合之势的全貌。在江东告病之时，他著有《国统离合表》若干卷，以年代为经，以国家重要大事为纬，就和《史记》的各个表一样，将其附录在朱熹《凡例》之后，再拿来徽、建二种版本进行校雠，发现了三处错误，以序的形式置于表的前端。
姚燧的学问，有许多得益于许衡，其探究学问的路子是，由穷究事物之道理出发，获得知识，再经过反复和亲自实践，这才使其成为一代名儒。姚燧的文章，内容宏大丰富,文笔淋漓尽致，大度包容，博通事物，豪迈而不放纵，刚劲而不猛烈，气度雍容，用辞典雅，有西汉时代质朴刚健的文风，宋末以来多年形成的积习和弊端，由姚燧而为之一变。大体上，自延祐（元仁宗的年号，共计7年）以前，当时的文章大家，没有能够超过他的。有人说，在世上没有理解姚燧的人。更有人说：“不仅理解姚燧的人很少，读他的文章能够断句，断句后能够准确地理解他的意思的人，更少。”
姚燧说：“世上难道有不喜欢琴瑟之音，而想听闻鼓乐的人吗？不过，文章以弘道来衡量其价值，道以文章的好坏来衡量其轻重。如果再有班固一流的人物出现，评价古今人物，将人物分为九品，那么，欧阳修必定会列入一等，这样的人和圣贤相比，虽然还有些距离，但也极为接近而不远了。哪里有一句话就切近古人，而将来之人没有听说过的呢！”
当时的孝子顺孙，想要发扬光大他们祖先的功德，如果求得姚燧为其祖先所写的文章，才认为可传可信；如果求之不得，则感到惭愧耻辱。以故三十年来，大元一朝的名臣和当世功勋之家，以及有着显赫功业和盛大德行者，几乎都是姚燧所写。每有人来谒请其著文，他必须要考察此人的行为和功业是否有值得称道的地方，然后才答应是否许可，而且从无溢美之辞。如果有人安排了歌舞音乐，姚燧则更为高兴，一边欣赏歌乐，一边援笔大书。否则的话，他的文章确实不容易求得。
当时，被元朝廷封为沈阳王的高丽忠宣王王璋父子，通过连姻帝室，不惜重资结交朝中大臣。有一天，王璋想求得姚燧诗文，但姚燧不肯给予。不得已，王璋上奏皇帝，想求得姚燧诗文。直到接到圣旨后，姚燧才写了诗文送给王璋。王璋准备了金钱、丝绸、金玉、名画，盛装了五十篚（fei竹器，如箧。后多用青铜制做。长方形带盖容器，表面带有纹饰或铭文，多以青铜制成，属于礼器的一种，与鼎、簋、豆、簠、笾、鼎、铏、盨、罍、爵等配套使用。古代贵族或君王在举行祭祀、宴飨、征伐及丧葬等礼仪活动中使用的器物，用以盛放丝帛，因此也称帛篚），送给姚燧，以示酬谢。姚燧马上将其分别散发给各位下属官员和随从侍奉的人，只留下金银，缴付给翰林院作为公用器皿，而姚燧本人却一无所取。有人问他为何这么做，姚燧说：“高丽是藩邦小国，只知道以财物为重，我轻视他们，是要让他们知道，我天朝大国不以此为意。”姚燧的大气磅礴、器识超迈和不同凡人，从此可见一斑。但是，他也颇为恃才傲物，轻视赵孟頫，元明善（字复初，大名清河，今属河北人。北魏拓跋氏后裔。弱冠游吴中，以文章名于时。在江南曾作过几任省掾一类官吏。元仁宗未登基前，为元武宗太子，擢元明善为太子文学。仁宗即位，改翰林待制，与修成宗实录。升翰林直学士）之流，因此，和他交往的人就少了一些。平生所著，有《牧庵文集》五十卷刊行于世。生有三位儿子：姚壎（xūn），姚坼（che），姚城。
牧庵文集
雄视元初 一代风气
姚燧的政绩虽不像其伯父姚枢那样突出，但他同样体恤百姓，兴学重教，得到时人的称许。
姚燧在文学方面发扬光大，成为元代的散文大家。张养浩《牧庵集·序》称其“才驱气驾，纵横开阖，纪律惟意”，“约要于繁,出奇于腐,江海驶而蛟龙拏,风霆薄而元气溢,森乎其芒寒,皜乎其辉烨。”
元末吴善《牧庵集·序》云:“我朝国初,最号多贤,而文章众称一代之宗工者,惟牧庵姚公一人耳。”比之为汉之司马,唐之韩、柳,宋之欧、苏,各为一代文宗。
清初黄宗羲编《明文案》,其序亦云:“唐之韩柳,宋之欧曾,金之元好问,元之牧庵、道园（虞集），其文皆非有明一代作者所能及”，这些都说明姚燧散文的成就和他在中国散文史上的地位。
清嘉庆时杨复吉编有《元文选》，其书不传，蒋光煦《东湖丛记》卷二录有其序，序称以姚燧为代表的元代文章“实足嗣响唐宋，卑视有明。”
魏源《元史新编》卷四十七《姚燧传》，对其文章做了这样的评价：
燧学出许衡，而辞章英挺，则有天授。宋末文士，皆宗欧、苏，其弊也冗踏平易。至燧，始宗韩、柳，以绍秦、汉，不屑欧、苏以下，雄视元初，遂开一代风气。故元代古文，远出南宋以上。
这些评价都告诉我们，在中国文学史上，姚燧是一位不应该被忽视、更不应该被遗忘的文章大家。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查洪德先生《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诗文》认为，姚燧以雄奇古奥扭转了南宋文风之弱，其一任才驱气驾，也失之奇险。众所周知，姚燧这种雄奇的文章风格学习的是唐代的韩愈，实际上有一个因素也不容忽略，就是姚燧岳父杨奂的影响。杨奂为文务去陈言，也是深受韩愈的影响，他还删集过韩文。元好问在《故河南路征收课税所长官兼廉访使杨公神道之碑》中说杨奂“作文刬（chan，同“铲”）刮尘烂，创为裁制，以盗袭剽窃为耻，其持论亦然。”
姚燧为元代早期的身居台阁的诗人，杨镰先生认为，他的诗关注时事，忧国忧民，同时也是他情感的自白。相比于诗，姚燧的词则个人色彩更浓厚，内容多为送别、赠答、游览、咏物，抒发叹老之情，和对朋友、妻儿的感情。姚燧还是早期的散曲作家，名列《录鬼簿》卷上，《全元散曲》收其套数一套，小令二十九首，多写人生幻化之旨、山林隐逸之思和男女恋情。姚燧侄姚守中承继了家族之元曲传统，他曾为平江路吏，作有杂剧《汉太守郝连留钱》、《神武门逢萌挂冠》、《褚遂良扯诏立东宫》等，今俱不存。《全元散曲》存其套数一，即《[中吕]粉蝶儿·牛诉冤》，构思新颖，假托被杀的牛述说自己的悲惨遭遇，谐谑中包含着悲苦与怨愤。《录鬼簿》吊词云：“挂冠解印汉逢萌，扫笔成章姚守中，布关串目高吟咏。牛诉冤，巧用工。扯诏谏，扶立中宗。麒麟阁，狐兔塚，怨雨愁风。”概括了姚守中的元曲成就（张建伟 武吉安《地域文化与元代姚枢家族》《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4月第32卷第4期）。
查洪德认为，“姚燧文章特色可以概括为多个方面，如破体求新、正中见奇、以传奇为传记等。”（《姚燧文章特色论》，《文学与文化》2011年第3期）
姚燧还以自己文章泰斗的身份教导、提携了许多后辈文士，比如贯云石、李之绍、李泂等人。
姚燧一生鞠躬尽瘁，堪称为官者模范。他在闲暇之余，喜游山历水，了解风土人情，这使其散曲小令中，浸染了浓郁的民间色彩，雅洁蕴藉，淳厚隽永，他长于爱情心理描写，将缱绻悱恻之情，刻画得丝丝入扣。
兹略举几例，以窥其文学成就之一斑。
《中吕·醉高歌》《感怀》（二首·节选）：
十年燕月歌声，几点吴霜鬓影。西风吹起鲈鱼兴，已在桑榆暮景。十年书剑长吁，一曲琵琶暗许。月明江上别湓浦，愁听兰舟夜雨。
《越调·凭栏人》《寄征衣》：
欲寄君衣君不还，不寄君衣君又寒。寄与不寄间，妾身千万难。
姚燧集
王长华，男，汉族，甘肃陇西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杂文学会会员，现供职于一家媒体。
题签：魏新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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