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口闸坝之争——晚清水利工程中的利益纷争与地方秩序

光绪年间,时任翰林院侍讲学士的张之洞,偶从邸抄中读到兵部侍郎彭玉麟与湖广总督李瀚章之奏疏,彭、李二人就修筑湖北武昌县(今为鄂州市)樊口闸坝各持一端。作为胸怀经邦济世的饱学之士,张之洞阅后颇多感触,“归而书之”,撰就《樊口闸坝私议》一文。在剖析彭、李之争后,张氏曾发出如此感慨:

要之,有形之利易见,未然之害难知。一方之利害有主名,故有人争之。全局之利害无所定,故无人任之。(1)

张之洞所言“有形之利”与“未然之害”,大约譬喻时人在水利工程中,对于经济效益与水利安全的两难抉择。其实樊口闸坝事件的复杂性远不止于此,它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社会晚期规模最大、提出水资源利用问题最多的水利事件之一,也可以说是因水资源综合利用而引起农业、商业、航运、渔业诸经济领域间冲突的最典型事例之一。对此已有一些学者在相关水利史论著中有所涉及。(2)

近年来,随着水利史研究由水利技术与国家集权的“治水”模式,转向以水利为中心延伸出来的区域性社会关系体系的“水利社会”模式。(3)笔者不揣浅陋,试图在前此学者的基础上,从地方性水利事件和区域社会内部环境、经济与社会互动网络出发,兼顾国家政治、地方士绅与农民三者相互影响,从一场关于水利工程兴修与否的争论中,揭示晚清中国地方社会错综复杂的群体关系与利益纠葛,以及古代国家与社会有关公共工程的决策机制、基层社会运作模式和集体性行为特征等。

一、外江内湖:樊口地区的水系、地貌与洪灾

樊口所在地武昌县,原名鄂县,三国时孙权曾迁都于此,更名武昌县,寓意“以武而昌”。对于武昌战略地位之重要,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有过如此论述:“夫武昌,东南得之而存,失之而亡者也”。并进而指出:“武昌,水要也”。(4)的确,武昌居长江中游,水陆要冲,其重要性在于“水”。而作为武昌乃至整个鄂东南地区重要的入江口,樊口自然是“重中之重”了。

樊口位于长江中游南岸,距清代武昌县城西北五里,与黄州府城隔长江相望。为武昌、江夏、大冶、咸宁等诸县所属梁子湖(又名樊湖)、乌翎湖、符石湖、马饮浆湖、鸭儿湖等樊湖水系流入长江之入江口,故樊口有“七县一州咽喉”之喻(见图1)。

如图1所示,以梁子湖为核心的樊湖水系直接承纳鄂东南阳新、大冶、通山、咸宁、武昌、江夏诸县之水,形成一个巨大的“水袋子”,然后通过长约90里的樊溪(古名江津、又名樊港、樊川,亦名长港),经樊口一处入江。《肇域志》载:“樊溪,在樊山西南,控县南湖泽凡九十九,东为樊口,入于江,一名樊港。县无泊舟之所,多趋于此”。(5)当地谚云:“樊湖九十九,一线接江波”。

樊口外濒长江,内连梁子湖,此种“外江内湖”的独特地理形势,使之形成随不同季节而吞纳吐泄的江湖关系:一方面,樊口外之长江段,上游纳川水、洞庭湖、汉江诸水汇流而下。下游受皖、赣河湖等水位顶托,在春夏之交的汛期,由于东亚副热带季风性气候的特点,降水量集中,长江上中游各干流水系一旦处于丰水年,洪峰叠加在一起,极易形成特大洪水,大量江水通过樊口倒灌入梁子湖区,使得湖区泛滥成灾;另一方面,樊口内又有梁子湖诸水系,因其属于河谷沉溺湖,地势低洼,河湖纵横。鄂东南一带山溪河流一遇强降雨,湖水易暴涨,作为外联长江的樊溪,一旦泄洪不及,沿湖地区也易成泽国。

内外夹击的洪水就像一柄悬在梁子湖区民众头顶的达摩克利斯剑,当地流传的《樊口谣》云:“古来梁湖水,自与长江通;江涨湖亦涨,民居水泽中”。每一次水灾使得民众数年积蓄一朝荡然无存,流离失所。

而据相关史料统计显示,元代水灾有8次,明代58次,清代65次,(6)水灾发生的频率渐呈上升趋势。究其缘由,除自然环境与气候因素而外,大约也与该地区农业开发的扩展,以及民众对环境感知度提高有关。

二、内乡与外乡:武昌县的移民、垦殖与地域社会变迁

在乡里基层组织研究中,最难者莫过于在国家法定的里甲、保甲之外,对于各类地方性组织名称的辨识,因各地差异之大,以至于几乎难以理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规律。有学者以为里甲之外的地方组织仅是地理名称,排除它们在地方社会中的政治功能。如此认识也许是基于官方和非官方的观念,也与此类组织在层级上没有固定关系有关。但倘若就此忽略它们在当地民众中的影响与作用,特别是背后可能蕴含的人文理念和价值判断,无疑过于武断。

据史料记载,清代武昌县共分七乡三十三里。(7)其中靠近县南的灵溪、马碛、符石、贤庾四乡,靠近南部山区,属于“山乡”。三国时期,以军事屯垦为主。宋元之际,北方移民大多从事山区垦殖。迨至明清时期,“江西填湖广”伴随着甘薯的传入,此地生齿日繁,乃至梯田遍野。而山区较富者,大抵是定居于大块山间盆地者,因其土地较为肥沃,加之溪流所至,灌溉便利,粮食亩产量高者可达二三石。对于当地民众之生计,光绪《武昌县志·风俗》中如下描述:

农事,土地瘠确,人民淳厚,火耕水耨,以渔稻为业。县境所隶,水居其七、山二、土田一耳。灵溪、马碛乡多山,生齿繁,不足以供食。乃垦为地,螺旋而上,高下相承,无少隙。播种番薯、秫豆之类。土脉浮薄,稍旱则槁,骤雨则沙土俱下,溪涧日淤。春夏淫雨乃有水患。两山之间有平地,垦为田,水寒土深,禾稼不茂。有旷野大者十数里,称沃壤。春草生时刈以肥其田。捣山石夹炭三日火,名石灰,掺以杀草。雨水应时,亩可得二三石。佃户贫或不能具牛种,称贷以耕。谷贱多折,阅岁无所得,租率减少,于是无求田者,贾不售。余乡多水,地广不治。春刈麦,秋获稻,常先于山乡。洪水泛溢,则田庐荡然。故县属之农苦而惰。(8)

以上所言,主要言及“山乡”之土壤、播种、肥田、除草、租佃等相关境况。最后也提及水域辽阔的“水乡”之生产生活。然仅言及稻麦收获较山区为早,而苦于洪水之患。其实水乡的优势在于渔业,南宋王十朋曾为樊口民众作诗云:“渔人生计占沙洲,一网鳊鱼二百头。鱼未到家先卖尽,明朝一网更盈舟”。(9)此种渔业之繁盛,使得在明洪武年间,武昌一县即设有征收渔税的河泊所六处,每年征收鱼课正银922两。(10)清乾隆年间,“所产鱼鳖菱芡,濒湖一带仰食其间者亿万家。水利之饶,足以资虞衡之税者,岂浅鲜哉”。其鱼课征收正银994两,亦为当地税收的重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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