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口闸坝之争——晚清水利工程中的利益纷争与地方秩序

光绪年间，时任翰林院侍讲学士的张之洞，偶从邸抄中读到兵部侍郎彭玉麟与湖广总督李瀚章之奏疏，彭、李二人就修筑湖北武昌县（今为鄂州市）樊口闸坝各持一端。作为胸怀经邦济世的饱学之士，张之洞阅后颇多感触，“归而书之”，撰就《樊口闸坝私议》一文。在剖析彭、李之争后，张氏曾发出如此感慨：

要之，有形之利易见，未然之害难知。一方之利害有主名，故有人争之。全局之利害无所定，故无人任之。（1）

张之洞所言“有形之利”与“未然之害”，大约譬喻时人在水利工程中，对于经济效益与水利安全的两难抉择。其实樊口闸坝事件的复杂性远不止于此，它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社会晚期规模最大、提出水资源利用问题最多的水利事件之一，也可以说是因水资源综合利用而引起农业、商业、航运、渔业诸经济领域间冲突的最典型事例之一。对此已有一些学者在相关水利史论著中有所涉及。（2）

近年来，随着水利史研究由水利技术与国家集权的“治水”模式，转向以水利为中心延伸出来的区域性社会关系体系的“水利社会”模式。（3）笔者不揣浅陋，试图在前此学者的基础上，从地方性水利事件和区域社会内部环境、经济与社会互动网络出发，兼顾国家政治、地方士绅与农民三者相互影响，从一场关于水利工程兴修与否的争论中，揭示晚清中国地方社会错综复杂的群体关系与利益纠葛，以及古代国家与社会有关公共工程的决策机制、基层社会运作模式和集体性行为特征等。

一、外江内湖：樊口地区的水系、地貌与洪灾

樊口所在地武昌县，原名鄂县，三国时孙权曾迁都于此，更名武昌县，寓意“以武而昌”。对于武昌战略地位之重要，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有过如此论述：“夫武昌，东南得之而存，失之而亡者也”。并进而指出：“武昌，水要也”。（4）的确，武昌居长江中游，水陆要冲，其重要性在于“水”。而作为武昌乃至整个鄂东南地区重要的入江口，樊口自然是“重中之重”了。

樊口位于长江中游南岸，距清代武昌县城西北五里，与黄州府城隔长江相望。为武昌、江夏、大冶、咸宁等诸县所属梁子湖（又名樊湖）、乌翎湖、符石湖、马饮浆湖、鸭儿湖等樊湖水系流入长江之入江口，故樊口有“七县一州咽喉”之喻（见图1）。

如图1所示，以梁子湖为核心的樊湖水系直接承纳鄂东南阳新、大冶、通山、咸宁、武昌、江夏诸县之水，形成一个巨大的“水袋子”，然后通过长约90里的樊溪（古名江津、又名樊港、樊川，亦名长港），经樊口一处入江。《肇域志》载：“樊溪，在樊山西南，控县南湖泽凡九十九，东为樊口，入于江，一名樊港。县无泊舟之所，多趋于此”。（5）当地谚云：“樊湖九十九，一线接江波”。

樊口外濒长江，内连梁子湖，此种“外江内湖”的独特地理形势，使之形成随不同季节而吞纳吐泄的江湖关系：一方面，樊口外之长江段，上游纳川水、洞庭湖、汉江诸水汇流而下。下游受皖、赣河湖等水位顶托，在春夏之交的汛期，由于东亚副热带季风性气候的特点，降水量集中，长江上中游各干流水系一旦处于丰水年，洪峰叠加在一起，极易形成特大洪水，大量江水通过樊口倒灌入梁子湖区，使得湖区泛滥成灾；另一方面，樊口内又有梁子湖诸水系，因其属于河谷沉溺湖，地势低洼，河湖纵横。鄂东南一带山溪河流一遇强降雨，湖水易暴涨，作为外联长江的樊溪，一旦泄洪不及，沿湖地区也易成泽国。

内外夹击的洪水就像一柄悬在梁子湖区民众头顶的达摩克利斯剑，当地流传的《樊口谣》云：“古来梁湖水，自与长江通；江涨湖亦涨，民居水泽中”。每一次水灾使得民众数年积蓄一朝荡然无存，流离失所。

而据相关史料统计显示，元代水灾有8次，明代58次，清代65次，（6）水灾发生的频率渐呈上升趋势。究其缘由，除自然环境与气候因素而外，大约也与该地区农业开发的扩展，以及民众对环境感知度提高有关。

二、内乡与外乡：武昌县的移民、垦殖与地域社会变迁

在乡里基层组织研究中，最难者莫过于在国家法定的里甲、保甲之外，对于各类地方性组织名称的辨识，因各地差异之大，以至于几乎难以理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规律。有学者以为里甲之外的地方组织仅是地理名称，排除它们在地方社会中的政治功能。如此认识也许是基于官方和非官方的观念，也与此类组织在层级上没有固定关系有关。但倘若就此忽略它们在当地民众中的影响与作用，特别是背后可能蕴含的人文理念和价值判断，无疑过于武断。

据史料记载，清代武昌县共分七乡三十三里。（7）其中靠近县南的灵溪、马碛、符石、贤庾四乡，靠近南部山区，属于“山乡”。三国时期，以军事屯垦为主。宋元之际，北方移民大多从事山区垦殖。迨至明清时期，“江西填湖广”伴随着甘薯的传入，此地生齿日繁，乃至梯田遍野。而山区较富者，大抵是定居于大块山间盆地者，因其土地较为肥沃，加之溪流所至，灌溉便利，粮食亩产量高者可达二三石。对于当地民众之生计，光绪《武昌县志·风俗》中如下描述：

农事，土地瘠确，人民淳厚，火耕水耨，以渔稻为业。县境所隶，水居其七、山二、土田一耳。灵溪、马碛乡多山，生齿繁，不足以供食。乃垦为地，螺旋而上，高下相承，无少隙。播种番薯、秫豆之类。土脉浮薄，稍旱则槁，骤雨则沙土俱下，溪涧日淤。春夏淫雨乃有水患。两山之间有平地，垦为田，水寒土深，禾稼不茂。有旷野大者十数里，称沃壤。春草生时刈以肥其田。捣山石夹炭三日火，名石灰，掺以杀草。雨水应时，亩可得二三石。佃户贫或不能具牛种，称贷以耕。谷贱多折，阅岁无所得，租率减少，于是无求田者，贾不售。余乡多水，地广不治。春刈麦，秋获稻，常先于山乡。洪水泛溢，则田庐荡然。故县属之农苦而惰。（8）

以上所言，主要言及“山乡”之土壤、播种、肥田、除草、租佃等相关境况。最后也提及水域辽阔的“水乡”之生产生活。然仅言及稻麦收获较山区为早，而苦于洪水之患。其实水乡的优势在于渔业，南宋王十朋曾为樊口民众作诗云：“渔人生计占沙洲，一网鳊鱼二百头。鱼未到家先卖尽，明朝一网更盈舟”。（9）此种渔业之繁盛，使得在明洪武年间，武昌一县即设有征收渔税的河泊所六处，每年征收鱼课正银922两。（10）清乾隆年间，“所产鱼鳖菱芡，濒湖一带仰食其间者亿万家。水利之饶，足以资虞衡之税者，岂浅鲜哉”。其鱼课征收正银994两，亦为当地税收的重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