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研究员代玉民：中国哲学关注现实，关注人文
Q1：您曾在课上说，中国哲学还有很多文本没有挖掘。为什么这么说？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哲学思想与流派众多。古人的哲学主要依靠文本的注解疏释来传承发展，大体有两处与现在的中国哲学不同：一是古人的文本多按经、史、子、集来分门别类，并非从现代学科的角度进行分类；二是古人的哲学并不是纯粹的知识，而是饱含着宗派性的情感与实践，诸如儒家做圣人、道家做真人、佛家做觉者。自20世纪以来，在“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时代潮流下 ，胡适、冯友兰等深通中西哲学的学者开始借鉴西方哲学史的框架建构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胡适的首要任务是书写关于中国哲学发展的信史，故此他要对人物、文本、时代等进行大量考据；冯友兰则深化了中国哲学史的哲学意涵。相较之下，胡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也有两个特点：一是打破了经、史、子、集的分类标准，从宇宙论、知识论、伦理学、教育哲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等角度分类中国哲学文本。而且，他们的中国哲学史亦非《庄子·天下》《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平行记述，而是梳理出了哲学思想的体系及其变化发展的脉络；二是超越了以圣人、真人、觉者为宗旨的宗派情感与实践，将儒学、道学、佛学等中国传统思想视为一种学术化的哲学思想。冯友兰在读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后发现，胡适之前的古书，圣人的话是大字，作者自己的话是小字，如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孔孟的话是大字，朱熹的话是小字，但胡适却颠倒了过来，自己的话是大字，圣人的话反倒成了小字，成为他论证自己观点的证据了。这一点被学界延续至今。这是在圣人身影下挺立自我的过程，是中国哲学的“去神圣化”过程，也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过程。
现代学术语境中的中国哲学史，以重要人物为核心进行建构。今天我们翻开一部中国哲学史著作，看到目录中所列的人物基本相同，如先秦时期的孔子、老子、墨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名家等。这份“名单”，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寻找研究选题的依据，有时偶尔听到有人说不知道选什么题，可以选的都被选过了。我对此非常理解，但也不必失望。这份由胡适开列、冯友兰等学者完善的中国哲学史“名单”，对于中国哲学史现代建构自然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不过，这份“名单”虽为我们指出了中国哲学史的大纲脉络，但并非中国哲学史的全部，就像《明儒学案》开列的“名单”不能涵盖所有的明代儒者一样。依据“名单”学习中国哲学史，可以使我们知道中国哲学史的大体脉络，进而，我们可以穿透“名单”去探究新的哲学人物与文本。
同时，近年来我也感受到清代儒学的研究需要关注。从哲学思想上看，注重实学、考据学、今古文之争的清代儒学虽不如宋明儒学精彩，但对于中国哲学文本的阅读和理解也非常重要。清代的阎若璩有一部《四书释地》，是他在读四书时，认为朱熹的四书注解缺乏对历史地理的关注，若要理解四书，先要了解四书中人名、地名，所以他就考据人名、地名等内容，从这个角度深化对四书的了解。江苏高邮人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对古代文本进行了大量考证，有一些是值得中国哲学研究关注的。比如，王念孙读《老子》时指出第三十一章“夫佳兵者不祥之器”之“佳”字，前人以“善”或“饰”诠释“佳”，照此理解，好的兵器是不祥之器，故而有道者不处。这样解释难免会引出一个问题，难道不好的兵器不是不祥之器吗？王念孙认为“佳”字实为“隹”字之误，“隹”字即“唯”字。这样，此句是“夫唯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夫唯……故”构成连贯语词，表示所有兵器都是不祥之器，并非只有好的兵器是不祥之器。王引之读《庄子》时指出，《大宗师》“彼方且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和《应帝王》“予方将与造物者为人”，这两句话中的“人”字，郭象解释为“任人之自为”。同样，《天运》“久矣夫丘，不与化为人”，郭象认为“夫与化为人者，任其自化者也”。王引之认为郭象误解了“人”字，此“人”字是“偶”的意思，即“人者，偶也。'为人’犹'为偶’也。”经王引之考证，以上句子中的“人”并不是字面上的个体之人，而是与“造物者”、“大化流行”为偶的意思。进而，他以此诠释《中庸》之“仁者，人也”，亦引郑玄“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偶之言”的注解为论据，说明此处《中庸》“仁者，人也”之“人”是以人意相存偶的意思。
Q2：您对同学们学习中国哲学有什么建议吗？
代老师研读《十三经注疏》的照片
和大家一样，我也在学习中国哲学的旅途中，不敢说是建议，分享一下自己的学习体会，供大家参考。
首先，多读原典、多背。原典是学习中国哲学的重要部分，读中国哲学史可以使我们了解哲学家的思想及其演进的大概，读原典可以使我们进一步领略、理解哲学家思想的本来面目。同时，注重原典是南大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的优势之一，前辈老师们在日复一日的科研、教学中深入阅读原典文献，正是作为后学的我们学习的榜样。
中国哲学的原典浩如烟海，从何读起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既关涉到打下中国哲学宏观的文献基础，又涉及到自己研究的兴趣和方向。我一开始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荀子》《周易》《老子》《庄子》等书都去读，渐渐感到这么读下去没有一个章法，也不系统。后来看了胡适、梁启超等人写的国学书目，开始按照书目去读，这些书目开列的很多是大部头的书，而且，胡适的书目有很多文学书，梁启超的书目有很多史学书。限于时间、精力和理解能力，感觉不能一上来就从头到尾按照书目读，应该根据我的阅读和理解能力，从熟悉的但没有通读的书入手去读，先读哲学类的原典，如儒家的五经四书、道家的老庄之书、魏晋玄学之书、佛教之通行经典与祖师语录。进而，辅之以文学、史学之原典。目前，我的原典阅读仍在打基础和起步阶段，很多很多书还没有读，这是我感到惭愧的地方。在读原典的同时，也可以适当背诵一些。很多情况下，原典的阅读，多为默读，用眼睛看，在心里读，很少出声音。若有条件出声音地读原典，还是很不错的，熟读自然成诵，通过背诵，很多语句和思想可以潜移默化地进入我们的生命。以前曾背下《大学》《中庸》《系辞传》《老子》以及《论语》《孟子》《庄子》《荀子》等部分内容，感觉背诵还是有助于涵养体会中国哲学的。
其次，了解中国哲学的文化背景。我们是生活在21世纪的现代人，习惯了以科学的视角、理论与方法来看待事物，但中国哲学并非生长于现代社会，而是农耕时代。近年来，我学术研究的一个方向是用逻辑分析方法研究中国哲学，但我感觉在用逻辑分析方法分析中国哲学之前，需要对中国哲学本身有深入的了解，这是用现代学术诠释、建构中国哲学的前提。所以，我在运用现代方法诠释中国哲学的概念、命题、思想时，很小心，也很谨慎，生怕不能增益哲学思想，反倒遮蔽了古人智慧。这样，在阅读背诵原典之后，在运用现代方法之前，我感觉应该深入了解、体会在农耕时代的中国哲学，在古今视域中发现中国哲学的本来面目。
比如，古人的时间观是春夏秋冬的循环，前方是已知的，以农耕为主的生活世界主要靠经验的积累，诸如“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都多”“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都多”等说法，都是如此。在农耕时代，经验积累的多的人，比较有话语权。相较之下，年长的人知道如何播种施肥、婚丧嫁娶等，年轻人不知道，所以年长的人往往具有话语权，这就不难理解汉乐府诗中焦仲卿的母亲何以能够让两个年轻人分离甚至自杀。现代社会的时间观不再是春夏秋冬的循环往替，前方是未知的，这样，权威的力量不再来自于经验的积累，而在于探索与创造。年轻人往往具有活力、创造力和精力，老年人慢慢成了被帮扶的弱势群体，年轻人在手机、电脑方面反而成为了老年人的权威。此外，古人在生活中使用的是农历，农历与节气、阴晴雨雪、传统节日以及日常的劳作生活息息相关，现代社会用的是以耶稣诞生之年为元年的公历。起初我觉得公历与农历没什么，不过，想到现在过年的年味越来越淡，可能是春回大地的正月初一与生活于现代社会的我们之间的联系，不再如生活于农耕时代的古人那般亲密。与之相应，元旦越来越成为人们记录新的一年的重要标志。后来读冯梦祯《快雪堂日记》时，发现他的日记用很大篇幅记载年月、天气变化，当气象变化符合农历的节气或他的卜算时，他就很满意，由此我隐约感到了什么是人生天地间的天人合一。诸如此类的古今对比还有不少，比如古代社会多是熟人社会，现代社会多是陌生人社会；熟人社会更重视道德，陌生人社会更推崇法律，等等。
为了增进对中国哲学文化背景的了解，可以读读古典文学和史学著作。我读过《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水浒后传》《聊斋志异》《儒林外史》《镜花缘》《宋六十一家词》等文学著作和《春秋》《史记》《旧唐书》《宋史》《明史》《清史稿》等史书的部分篇目，读过的文史著作虽不多，在阅读的过程中，会暗暗体味古人的时代与生活、思想与感受。另外，了解中国传统艺术、医学等也有助于感受中国哲学的文化背景。虽然我写字很难看，但喜欢欣赏书法作品，很喜欢王羲之、董其昌的字，感觉有一种说不出的气象、精神流淌在笔画之中。这些都有助于理解中国哲学的文化背景，让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在用现代方法进行分析之前，能够感受和贴近中国哲学的本来面目。
再次，了解学术动态。前面两个步骤主要侧重中国哲学的原典，学习和研究中国哲学，在深入原典的同时，也要掌握学界的相关研究动态。比如，有人对《论语》中的“道”字感兴趣，首先要梳理《论语》中出现“道”字的语句，以及了解几个重要的《论语》注本的诠释之外，然后还要到图书馆或知网、读秀上查一下关于这个问题，已经有了什么样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有哪些优势，还有哪些方面有待探究等。有学者说过，一手文献是研究的基础，二手文献是研究的起点。在深入原典文献的基础上，充分掌握学界研究动态，才能避免做重复劳动，才有可能站在前辈学者的巨人肩膀上再进一步。
Q3：您似乎偏重用逻辑分析的方法研究中国哲学？
我感觉，逻辑分析方法是进行中国哲学现代建构的途径之一。当然，运用逻辑分析方法进行中国哲学研究是有前提的，就是能对中国哲学有相应的阅读与体会。前面主要提到阅读和体会中国哲学的原典与文化背景，在此，我想分享一下中国哲学的现代的一面。
从现代学术角度看，哲学是一门“思”的学问。“思”和“想”不一样，“想”是有画面的想象，可以导向文学、艺术这些偏感性的学科，而“思”是没有画面的。哲学理论需要用语言表达出来，既然是用语言表达出来，就要符合语言的规则、逻辑的规则。无论你的表达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亦或是神秘的，只要是以语言为载体，就需要符合逻辑的规则。所以进行哲学研究必须要懂一点逻辑。比如，人们往往用综合命题而非分析命题建构科学理论，作为后物理学的形而上学也由综合命题建构，因为综合命题能够提供新的知识，而分析命题似乎不能给予新的知识。后来有人说形而上学的综合命题不能证实或证伪，因而是无意义的，所以拒斥作为科学知识的形而上学，而将其归属于诗歌等文学艺术领域。后来，与奎因等人转向逻辑实用主义不同，冯友兰坚持正面回应卡尔纳普的批判。他认为，形而上学的危机源于其综合命题不具有可证实性，解决问题的关键可以不放在如何让形而上学的综合命题具有可证实性上，而是如何消解可证实性的问题。冯友兰认为，当以分析命题建构形而上学体系时，就可以避免用综合命题建构形而上学体系时遭遇的可证实性问题。他发现，西方哲学没有用分析命题建构形而上学的传统，但中国哲学的老庄、玄学和禅宗则擅长使用分析命题来揭示不可说的神秘境界。因而，他在逻辑分析方法的助力下，将中国哲学的分析命题引入形而上学，建构了融贯中西的新的形而上学体系，即新理学。完成新理学之后，冯先生颇为满意，认为康德是从休谟等经验主义者手中挽救了形而上学，而他是从卡尔纳普等逻辑经验主义者手中挽救了形而上学。
我深知，逻辑分析不是通达中国哲学最高境界的最佳方法，但如果不经过逻辑分析的阶段，作为现代哲学理论的中国哲学可能就无法真正挺立。我记得，在亚利桑那大学东亚系交流的时候，有一次我和魏雅博（Albert Welter）教授交流宋明禅宗的哲学，他说“I am not a philosopher”。然后，我又到亚大的哲学系去看、去听讲座，这个名气很大的哲学系的学科有心灵哲学、政治哲学、科学技术哲学、伦理学等，但不是按地域划分的欧陆哲学、英美哲学或中国哲学。当时我感觉，要想让中国哲学进入西方大学哲学系很不容易，他们会认为你这是东亚思想，应该到东亚系去，但东亚系也不一定研究中国哲学。再后来，我想似乎也不一定那么难，如果中国哲学可以解决西方哲学的问题，应该就可以。那么，中国哲学如何可以对接上西方哲学的问题域呢？逻辑分析是一个可以尝试的方法和途径。记得在上《哲学动态与评论》课程时，有同学问，为什么一定要让中国哲学得到西方哲学的认可呢？我回答说，这实际不是一个中与西的“空间”问题，而是一个古与今的“时间”问题。所谓中国哲学获得认可，是指中国哲学需要从一种古典学问转进为现代学术，中国哲学要现代化，逻辑分析也许是打开这道门的一把钥匙。
Q4：关于论文写作，您有什么推荐的方法吗？
代老师家中学习的地方
写论文可以分为准备论文和动笔写作两个部分。思考和准备的过程是漫长的，论文撰写是结果。在准备论文阶段，我觉得首先得遇到一个自己真正感兴趣的学术问题。遇到之后再搜集材料、思考。
写论文的难处在于：想通问题和如何把自己想到的写出来，是两回事。在想通问题之后，如何把自己的想法清晰又有趣地写出来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以“神秘主义的科学观——论冯友兰眼中的汉代科学精神”一文为例，2017年4月，我在图书馆里用了一个月时间把冯友兰《三松堂全集》里关于科学的材料都整理了出来，一共有80多页。5月开始写，但刚一起笔就发现不能写了，因为我没法在这一篇文章里，把这80多页的冯友兰对科学的看法都给说出来。如果我把他对科学的看法列点，写成“1、2、3”的形式，感觉也不能囊括这80多页的思想。于是，我就把这篇论文的写作放下了，因为我想找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把冯友兰对科学的看法贯穿起来。后来，2017年12月的某天，我坐在车上突然想到可以从汉代的角度来写，这也许是所谓的灵感吧。冯友兰早年有一篇文章说中国没有科学、产生不出科学，但是他在写《中国哲学史》的时候又认为汉代人最具有科学精神。这样就造成了一种“矛盾”：既然中国没有哲学，为什么又说汉代人最有科学精神呢？那么，冯先生是如何理解科学、科学精神及其与中国哲学的关系的呢？以此为切入点，我找到了一个契机，对冯先生的科学观进行了整体论述。
论文的写作，在落笔写作之前，要经历一个复杂的过程——收集材料、阅读文献、分析思考甚至是漫长的等待。在写作时，我期望把复杂性留给自己，把简单性呈现给大家。因此，我写文章尽量避免使用深奥的概念、复杂的语句，力求清晰易懂。希望不论读者是否为中国哲学专业，都能知道我在说什么、我想说什么。
Q5：听说您非常喜欢写日记，为什么？现在似乎很少有人有坚持写日记的习惯。
代老师家里收藏的几本名人日记和书信
读本科时我开始写日记，由早年的坚持变成了现在的习惯，或者说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写好日记，我买了不少名人日记来看，想学学这些以日记名世的人物如何写日记。慢慢我发现，日记没有一定之规，每个人各有侧重，比如胡适日记重视学术思考，梅贻琦日记多记载事件、饮食，季羡林日记记录了学生时代的日常生活，前面提到的冯梦祯，他的日记多记录风霜雨雪的天气变化。我的日记多半是学习思考的记录、日常生活及安排之类。目前已有20多本日记，其中，到美国交流的一年，写下了5本日记。从入美第一天，到离美的最后一天，没有间断，记录了那十点睡、五点起，酸甜苦辣的海外生活。回来的时候，我把这5本日记贴身背着，生怕托运弄坏了或丢了。
有时候，我在想写日记的意义。日记是个人历史的记载，今天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时候，看到的多是亘古亘今的经典、鸿篇巨制的史书、百家争鸣的思想、精英人士的文集，但是在经、史、子、集里似乎看不到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普通人是怎么想的、如何感受的。就此而言，不管是名人日记，还是普通人的日记，都能或多或少地反映其所处时代的某些侧面。作为一个普通人，写日记既是个人生命历程的记录，或许也可以为时代做注脚。所以，记录一下自己的生活和想法，有言则长，无言则短，也挺不错的。
Q6：结合这几年的教学，您对同学们有什么期许吗？
在教学上，我希望能够引导大家找到自己的兴趣。讲课像是一趟旅行，我只是一名导游，带着大家一起去思考。以我自己为例，我在本科毕业之后不知道自己的兴趣方向是什么。大家都喜欢牟宗三，我也跟着看。读硕士时，我看《佛性与般若》看了整整两年，做了两本笔记。但是牟先生的哲学和我的气质总是好像不相契合。直到后来开始读胡适和冯友兰的著作，这个时候我才觉得柳暗花明又一村，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毋庸置疑，牟先生的哲学很成功，体系宏大，但我感觉这主要是用康德的现成理论和中国哲学进行匹配，而胡适、冯友兰在输入西方某派的理论之余，更多地倾向于输入一种现代的研究方法，即逻辑分析方法。掌握了这种方法，可以去摸索、去研究自己感兴趣的思想，建构自己的观点或理论。从那以后，我开始喜欢这种注重逻辑分析方法的路子，感觉更简单、更轻松、更平等。
另外，我这几年教学还有一个感受，我们的学生对现实的关心少了。我感觉，学哲学需要关注现实，关注这个时代。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这个时代问题，20世纪的中国哲学家面临的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型问题，21世纪也有着新的时代问题。若想发现这个时代问题，需要关注现实，多了解一些社会动态。
Q7：今天，我们应该如何用哲学关注现实？
对于这个问题，可以举个例子。今年年初有同学问我是否愿意开一门DIY课，主题由我来定。这个问题我想了几天，后来就选定“中国哲学与科学技术”为主题。《哲学动态与评论》课程的最后一讲的主题也是“中国哲学与科学技术”。中国哲学和科学技术都是我感兴趣和关注的领域，有人可能会疑问，中国哲学和科学技术有什么关系吗？或者如何用中国哲学来看待科学技术的问题呢？
“科学”和“技术”有些不同。“科学”旨在探究世界及其规律是什么，其目的是求真，“技术”宗旨不在于求真，而在于满足人的需求、实现人的目的，可以说是求善。我们可以说一个科学理论是真或假，但不能说一种技术是真或假。技术可以用好或坏来评价，能满足我们的需求、实现我们的目的的技术是好的，反之是不好的。就此而言，中国哲学与科学关系不大，但和技术却有着天然的、深刻的联系。比如，儒家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帮助人们进行道德修养以及国家治理的技术，佛道的静坐参悟亦是修养身心、提升境界的技术。在现代社会，很多的高科技公司实际上是高技术公司，因为都是通过技术手段更好地方便大众的生活、满足社会的需求。随着智能化进程的加速，技术与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智能推荐技术、自动驾驶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等等，慢慢地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以致演变出“困在算法里的骑手”之类的社会问题。今天的技术为什么比古代中国的技术的力量强大这么多？某种程度上，现代技术借鉴了科学，科学象征“天”的自然一面，技术是与人相关的手段。所谓知识就是力量，科学知识的杠杆极度强化了人的技术在自然面前的力量。就此而言，在现代技术所带来的问题，或者可以理解为“自然”与“人为”两种力量、趋势之间的冲突，这是一种天人关系的冲突。天人关系是中国哲学的重要问题，中国哲学中有很多天人关系的理论模型，如“天人相分”“天人合一”“天人交相胜”等等。中国哲学对于天人关系的长久、深入思考，或许可以为解决现代科学技术所引发的“天”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提供一定的思考。
作者简介：代玉民，河北涿州人，博士，本科就读于河北大学哲学系，硕博就读于南京大学哲学系，2017.8-2018.8受国家公派至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东亚系联合培养。现为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是中国哲学。
来源：“南京大学哲学系”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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