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新市办起了“杨元新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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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新市办起了“杨元新酱园”
作者：张明儿
1870年，是清朝同治皇帝理政的第九年。
太平天国的漫天硝烟已经慢慢退去。在新市，“张一品”酱羊肉创始人张和松先生应同乡人之邀，才刚到新市，这是他做学徒的第一年。
一切是那么古朴，历史仅仅从古代的一端，换成古代的另一端。
这个时段，新市古镇经历太平天国扫荡，留下几座砖屑瓦砾的“高墩山”，街道民居几近毁尽，整个古镇像一棵茂盛的树被横底断截，仅留下宝贵的余根。经过近十年的喘息，它正缓慢从春风中苏醒过来，绽出有限的嫩芽。破败的旧宅里，开始陆陆续续出现了茶店、小吃店，开起了百杂货店，就像在慢镜头下，一家家店坊正逐月逐年在古镇的不同地点，开出来了。
据传，菱湖一家杨姓，保持着敏锐的投资目光，办起了从事酱醋业的作坊，那就是“杨元新酱园”，开始了酱油、醋、酱菜、甜酱等生活必需的食品辅料产品制造。从此，这家酱园成为新市古镇现代工业最早起步的代表，让古镇从商贸型，逐步带入到制造型的行业里去，让更多的人投身于食品制造业的现代社会之中。
后来，这家酱园改名为“杨元鑫”酿酒工坊，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工坊用工人数也在七、八十左右，加上码头固定搬运和装卸工人，几十号人，整个服务于“杨元鑫“酿酒工坊的人员也在一百多人。烟囱开始高竖，每天早晚街道上的匆匆行人，开始有了“上班”概念，并逐渐扩大。
经历了从“酱园”到“酒坊”的变化，几代人的努力，才成功发展成江南小有名气的专业酒类生产的酒业品牌——“杨元鑫”。新市古镇因这个品牌而扬名于江浙沪，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来居上的新市“张一品”酱羊肉也走俏上海。
“杨元鑫”“张一品”两个品牌走俏上海，新市由此声誉鹊起，新市与上海的贸易往来开始频繁，当年新市店坊经营商品时尚又繁多，皆与古镇和上海大城市往来频繁密切有关。
目前七十岁以上年纪的本镇老人，对新市“杨元新酱园”情怀深笃。随着时间的推进，从十九世纪的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接近七十年时光里，从企业用工规模，占地规模，抑或是资金投资规模上，“杨元新酱园”在新市清末民国工业历史上创造出多个古镇历史上的“第一”，形成了上世纪初期，对古镇工业影响最大的一家企业。
在这里，我要感谢德清考古研究学者朱建明老师，缘于他的荐引，让我有了采访当年新市“杨元新酱园”百年盛衰见证人的宝贵机会。
关于“杨元新酱园”企业林林总总的发展故事，目前现存资料极少，为增进对这段历史的了解，笔者专门走访了原“杨元鑫”酿酒工坊担任过企业事务总管的朱大全老先生，在他那里获得了许多珍贵的口述史料。目前，缘于年代久远，实际生活中对于“杨元鑫”酿酒工坊能够具体描述和权威见证的，像今年已达九十五岁高龄的朱大全老先生，已属十分稀见。
朱大全老先生是海宁黄湾镇人，今年九十五岁，早已退休三十多年住老家海宁。一九三六年，朱大全老先生十四岁那年，经熟人介绍，到了新市“杨元鑫”酿酒工坊做学徒。然后是经过三年学徒期后，逐渐进入企业的管理工作，之后担任了企业事务总管一职。一九四九年新政权之后，他荣幸担任企业工会主席一职，作为职工代表一方，参与了一九五六年的“公私合营”。不久又调离企业，进入县政府机关，参与政府公务活动工作而成为一名国家公务员干部，直至在政府机关退休。
朱老先生回忆说，“杨元鑫”酿酒工坊的百年盛衰过程，对他来说历历在目，他是目前见证这段珍贵历史的健在人员中，年龄最大、知情最多、体会最深的一位。
“杨元新酱园”是1870年开办的，原先是菱湖一个姓杨的老板独资开办，到朱先生做学徒的时候，也快有六、七十年。听长辈们说，企业刚开始只做些酱油、甜酱、米醋、酱菜之类，取作坊名号为“杨元新”。后来不久，公元1876年新市杨家与南浔的庞姓家族合作后，规模一下子扩大，并改为做白酒和黄酒为主。两家出资比例为：杨家百分之三十，庞家百分之七十。
从此，“杨元新酱园”踏上从事酿酒行业之路，合资后改工坊号为“杨元鑫”。工坊有一家厂和三家门店，批发门店与零售店都有自已专门的店号，其中两家是批发门市部，一家座落于寺前弄，另一家座落于酱园浜。一家则是酱酒及酱菜零售店，号为“园记”，位在新市西大街。
说起做酒，朱老先生回忆说，当年做酒师傅主要来自与湖州南浔、桐乡乌镇、民合相邻的江苏铜锣、宁波慈溪和浙江绍兴三个地方，引进技术从事黄酒与白酒的生产。酒产品的销售都是以上海渠道为主，主要是因为“杨元鑫”（杨庞两家合作后，将“杨元新” 改为“杨元鑫”酒坊）的杨家和庞家在上海都有很大的祖业，商脉极广，企业生产的白酒和黄酒，完全有能力在上海市场全部消化。
菱湖杨氏家族与南浔庞氏家族，两家都是富极一方赫赫有名的豪族。据说，“杨元鑫”酒坊最后一任的杨家老板叫杨德涵，曾留洋日本，娶德清下舍名门朱家闺秀为妻。而庞家产业涉及极广，与当年位极一时的上海、杭州等地大企业都有合作，有丝绸、医药、钱庄、鉴宝、食品、地产甚至军火都有涉猎。两家基业都在上海，有充分的生意往来。杨、庞两家的合作可谓是“强强联手”，让新市“杨元鑫”酒坊成为了上海市场用酒的生产基地。合作之后，企业大展宏图，以“杨元鑫”为店号的白酒和黄酒，便开始源源不断向上海码头运载。据老人回忆，杨家与庞家，还在新市买了地产开了“德源当”，经营当铺业务。
据朱老先生回忆，当时座落在阮家道地的“杨元鑫”酒坊，有临河码头，天天热火朝天，车水马龙。码头上下河作业，装卸工人如涌似潮，驮着米包从船上搬下来，然后拉着板车运到工坊里。这个埠头，不仅是将装满酒的坛甏运往上海，还把一部分成品酒运往新市三大门店，以供本地批发和零售。埠口既有销售的成品酒，也有移库的成品酒，更有大量的原料，回收的空坛和新购的坛甏，埠口商品堆积如山，每天川流不息，人满为患。厂里面的工人很多，三班倒，分秒不息。厂区蒸气如云雾缭绕，地面道路踩踏泥泞，整个“杨元鑫”酒坊成了一个沸沸扬扬的闹区，给一个小镇增添了不少工业气氛。
朱老先生继续回忆道，作为酿酒业的用水是一件大事。不仅是在蒸煮酒饭时需要有大量的用水，更是在酒饭蒸煮后，需要大量的冷水进行冷却。当年在没有机械化自动抽水和运水的条件下，这些用水全部都是工人肩挑完成。另外，大米淘洗、入锅、以及酒饭蒸煮后起锅、入缸等大量繁杂劳务，都需要工人肩担完成。整个工序上的肩挑、搬移任务相当繁重，工人们都是裸身短裤、汗注如雨、肩挑人抬、挑水扛饭，工作状况非常艰苦。本地人对此多数是望而却步，都是外地绍兴和江苏铜锣人才能够吃苦耐劳，去完成这些繁重劳务的。
当年的用工报酬非常低廉。据朱老先生回忆，他做学徒的时候，老板只提供吃，没有任何工钱，只是到过年，才勉强发给每人8个银圆的“压岁钱”，这便是学徒一年的工钱了。三年学徒下来之后，开始按普通工人发薪了，老板管吃，每月再发两斗米薪金（三十市斤大米，折合目前市价为一百元）。工人们平时只好节衣缩食，省下钱寄作家用补贴。
朱老先生回忆说，当年的作坊管理又很严。工人吃饭量也基本有规定，平时在蒸煮米饭用作酿酒原料时，专门有监工监督操作工人，不允许在操作中偷吃米饭，私藏粮食拿回家。也不准一些嗜酒成性的人，随便在车间里偷饮，一经发现，要对犯错的工人作出严肃处理。在这样严格监视情况下，还是有一些嗜酒者敢于偷饮原酒，以至伤及身体成疾。
一九四九年，新政府接管政权后，“杨元鑫”酿酒工坊开始逐步走上国家对私改造的道路。一九五六年，国家实施公私合营政策，将该企业取消了老板管理制度，改为职工选举企业负责人。当时，朱老先生的师兄弟、年龄小于朱老先生的沈新源（约在1942年左右进入“杨元鑫”工坊，开始当学徒）担任了厂长，并一直担任厂长一职到退休。之后改名“新市酒厂”，对私改造后成立的“新市酒厂”产量，据《新市镇新志》载：“白酒443吨，黄酒492吨”。
至此，“杨元鑫”酿酒工坊的历史正式结束，“新市酒厂”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工业时代，朱老先生感谢师兄沈新源先生一直兢兢业业，认真踏实，为这“杨元鑫”酿酒业延续，对新市酿酒厂的发展作出了令人赞誉不绝、有目共睹的重要贡献，也非常怀念这位成功企业家对新市地方经济所作出的巨大努力与创造的不朽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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