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理想主义者
用经济学智慧解读真实的人的世界
欢迎你来
在古代和近代史学观念，王莽大概是收获评价最悬殊的人物。此人年轻时孝义谦恭，礼贤下士，清流将其视为道德标杆。上台即倒行逆施，做出一些超乎前代帝王的举动：废土地私有，颁布“王田制”，屡换货币，将盐铁山川之利收归国有。
这些政策的后果是经济大崩溃，加之弑君代汉，政事繁复，对周边民族挑衅兴兵，全国完全陷入混乱。
王莽作为奸雄巨恶的代表，千年以降几乎没有学者为其辩护。但是到近代，很多著名学者却极力为其开罪。胡适曾为王莽抱冤鸣不平，说他蒙受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而无公平论定，他的能力远在王安石之上，勤勤恳恳地“均众庶，抑并兼”，最后却招来杀头之祸，令人同情。
柏杨也称颂王莽是伟大的政治家，他获取权力是为了践行儒家政治理想，而非饱足私欲，其失败具有悲剧性。近代史家多持此论，或为王莽鸣不平，或叹其理想太超前，俨然王莽已成为被误解千年的英雄。
为什么会有这种评价差异？中国历史上的争议人物，如秦皇汉武、曹操诸葛亮，对他们的争议从来不断。为什么是王莽，到20世纪突然形成巨大分野，并且有众多知名学者为其辩护呢？
王莽本人真是品行高尚还是虚情矫饰，这属个人私德，且难深入其内心探访。事实上这些并不重要。他对历史影响主要还是其政策，这些事实清清楚楚地记载在汉书，对他的评价落差也基于此。
为抑制土地兼并，王莽实行王田制，全国土地皆为国有，再计口授田。家有男丁八口则授田一井（九百亩），不足八口而土地超过九百亩者，将多出部分分给宗族邻里。禁止土地买卖。
后世均田制、近代土地改革多抄袭于此。孙中山本人就非常推崇王莽的“王田制”，他的“平均地权”和王莽一样，都是为了保证“耕者有其田”。难怪很多人说王莽的土地思想非常超前。
和“王田制”配套的是“私属制”，主要限制奴婢制度。汉朝奴婢制分官有和私有，前者主要来自战争和朝廷没收（罪犯或官员家属），民间奴婢主要来自贫穷卖身、卖地依附，奴婢可以买卖。
王莽要解决的是后者。他的改革宣言说：将人和牛马同栏，违反了“天地之性人为贵”的伦理，应当废除。看起来简直是一封“人权宣言”。
可是细细分析，王莽的“王田制”和“私属制”都有很大问题。
王田制的前提是土改，废除现有土地私有制，将土地从具体产权人手中夺取过来，再根据政策分田。这相当于把既有经济关系连根拔起。不只是大小地主不满意，自耕农也不愿意。受到鼓动的贫民阶层则对有地阶层发起了攻击，该政策一颁发就引起全国大乱。
王莽的本意是遏制土地兼并，可是土地兼并真正问题是赋税和豪强掠夺，而非流转。禁止土地买卖相当于剥夺了农民的一项重要财富，无怪一些贫民也要反对。
“私属制”禁止虐待和杀害奴婢，这些并无新意，在此之前汉朝法律一直严惩虐待奴婢的非人道行为。很多诸侯王都因杀害奴婢被弹劾、剥夺爵位。王莽的儿子就因杀奴而被逼死。
奴婢虽然依附程度较深，处境糟糕，其人身、财产、买卖和赎免的权利仍受法律上的保护。王莽的“私属制”则要禁绝这一切，拥有奴婢的地主阶层不免要群起攻击，那些卖身济困者难免也要反对。
“王田制”和“私属制”是近世以来王莽最受称道的政策。它的平均主义、人道主义色彩充满着迷人的光辉。代价却是：整个经济生活重新设计，秩序被打破；大量财产权利被侵犯，社会矛盾变得空前激烈。主导这一切的是国家权力。仿佛共产制度一般，耕者有其田，但都是国家的，民众没有处分权，甚至雇佣关系也受极大限制。
为使社会关系简单，王莽设立了“六筦”（即六管，即酒、盐、铁、钱、山泽），将土地之外的几乎所有财富据为国家，防止商人渔利。此外他在全国五大城市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设立五均官，对工商业征收税款，平抑物价。
五均官定期出台物价标准，称为“市平”，物价高于“市平”，政府就出售库存物资，市场价格低于“市平“，则听任自由买卖。朝廷还开办赊贷业务，因祭祀、丧葬或商业无资金者可以向朝廷借贷。
简单说，王莽的施政是奔着他的儒家大同社会的：圣王执政，民众简单纯朴，几乎没有商业，生活所需由国家分配。
正如钱穆评价，王莽施政有一种书生似的天真。他将儒家书本上的蓝图付诸实践，兢兢业业同时又极端狂妄自负，制造了一大堆灾难而不自知。
他三次改革币制，造出一大堆稀奇古怪的货币，无意间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拨通货膨胀灾难。他对西域、匈奴、高丽、西南夷发动挑衅，模拟周朝“五服”体系改造边疆关系，结果兵连祸结，直至败亡。
这个师古自用的儒者，制度设计的狂人，把社会关系搞得一团糟之后，可能都不明白为何失败。
社会经济是非常复杂的体系，其间演化往往超出当时人的眼界。统治者应像汉初做法，收缩权力，让社会经济自行发展。政府滋事越多，麻烦就越大；政府改造一切，终将不可收拾。
从汉书记载看，王莽是非常真诚的儒者，他的日常言行都以儒家经典为规矩，他的理想却是对社会进行完全改造。胡适称王莽是一千九百年前的社会主义者，这是准确的。可惜胡适和20世纪多数知识分子一样，都是社会主义者，对改造社会有热忱的愿望，并且寄寓于根本性的改造。
“人人有田亩”只是初级理想，紧随其后的必然是“限制工商”“消灭贫富差距”，最终达到人人平等。20世纪知识分子的社会工程师梦想在王莽身上找到了寄托，尽力地为其翻案，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