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三位大导演的作品都避免不了被抵制的命运。
在过去不久的法国凯撒奖上，罗曼·波兰斯基凭借《我控诉》一片获得最佳导演奖。
场内，《燃烧女子的肖像》主演阿黛拉·哈内尔愤怒离场。
场外，群众高举波兰斯基的肖像示威，如熊熊烈火，势不可挡。
伍迪·艾伦的自传《凭空而来》原定于4月7日推出。
刚刚宣传，负责出版的法国阿歇特图书集团（HBG）就内外交困。
员工集体罢工抗议。
伍迪的亲生儿子罗南·法罗指责其表里不一。
因为它还收购了《捕杀》的版权——这是罗南讲述调查韦恩斯坦丑闻经过的书。
▲最新消息，一间规模较小的拱廊出版社愿意帮伍迪出版国内引进出版的《小津安二郎全日记》在豆瓣上遭到一星差评。虽然被抵制的原因不尽相同，但自身具备的争议性却不相上下。1978年美国司法部门指控波兰斯基诱奸了13岁少女萨曼莎·盖默。
▲因美国和意大利有引渡条例，在法国出席多维尔电影节的波兰斯基，只能独自坐在台阶上回复庆祝短信
尤其在2003年，波兰斯基缺席当年奥斯卡对《钢琴师》最佳导演奖的颁发。2008年，女导演玛莲娜·泽诺维奇将波兰斯基的故事拍成纪录片，名为《罗曼·波兰斯基:被通缉的与被渴望的》。相比众人口口相传盖棺定论波兰斯基是个性侵犯，该片只是尽可能地还原当初案件的审查经过。当波兰斯基在瑞士苏黎世正准备接受终身成就奖的授予之时，一封来自美国的逮捕令，犹如一口大锅从天而降盖住了他。仍坚持自己是被波兰斯基连哄带骗，服用了安眠酮之后变得昏沉才发生性行为。根据波兰斯基的辩护律师道格拉斯·达尔顿，和萨曼莎·盖默的辩护律师罗杰·古逊的回忆，当时的媒体将波兰斯基描述为一个荒淫无度，黑暗扭曲的犹太魔鬼。那一年，波兰斯基的前妻莎朗·塔特在怀有8个月身孕的时候被人开膛剖腹。尽管调查清楚了，是夫妇俩居住寓所的前主人与邪教组织“曼森家族”有过节。然而媒体暗示这件惨案与波兰斯基拍摄的《罗丝玛丽的婴儿》有关系。家族信徒召唤撒旦，让笃信天主教的主人公生下魔鬼之子。不仅冒犯了上帝，还启发了邪教领袖查尔斯·曼森，间接造成了血案。面对一尸两命的打击，他也选择了性爱的安慰来忘记痛苦。媒体的曝光特性与一个喜欢媒体报道自己经办案件的主审法官里特·邦德结合起来，力度更是加倍。加里·格兰特的父子关系案、猫王与普丽西拉的离婚案和马龙·白兰度的关押案。这次的波兰斯基性侵案，他也收到了来自大大小小不同媒体的多种请求。每家媒体都想要一个法庭里的座位，每个席位都得经过他的事先预定才能安排。他通过媒体放话，“绝不能在外界面前表现出对名人犯罪的丝毫软弱”，以显示司法公正。但原告一方出于保护未成年人的考虑，不希望案件公开审判。意思是波兰斯基要对五项指控，“向未成年人提供禁药，对儿童实施猥亵行为，非法性交，借助药品强奸”中的“非法性交”（与未成年少女发生双方同意的性关系）认罪。然而结果却是法官让波兰斯基接受90天的强制心理评估。进行到42天之后，波兰斯基听说法官对外发誓要关他100年。还在候审期间的他便买了一张去往欧洲的单程票，从此开始了几十年的“流亡生活”。“我现在已经当祖母了。我不希望去告诉自己的孙女，因为1977年奶奶发生的事情，我们无法安心外出。”“我受到的心理创伤并不如所有人想象中的那么大......我很好。一个人并不需要彻底崩溃，来展示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是错的。” 当时萨曼莎希望法官“尽快采取行动，为这个案件画上一个句号”。而洛杉矶地区检察官米歇尔·哈尼西在法庭上一再表示“应该由整个国家，而不是受害者来最终决定此案的判决”。尽管萨曼莎还在03年奥斯卡颁奖前夕，在《洛杉矶时报》上撰文劝告奥斯卡评委应该将波兰斯基的电影和他曾经对自己做过的事一分为二看待。与此同时，伍迪的儿子罗南·法罗在推特上提及当年伍迪·艾伦被控猥亵养女迪伦·法罗一事。
▲哈维·韦恩斯坦的性侵丑闻就是由罗南与另外两名记者揭发的
80年代伍迪·艾伦与米亚·法罗保持情人关系期间，生育一个儿子罗南，另外收养男孩摩西，女孩迪伦。
而米亚与前夫生育了三个子女，同时收养了三个子女，其中一个养女是伍迪的现任妻子宋宜。
伍迪与米亚直到90年代初正式分开，都没有登记结婚。
▲左起伍迪，弗莱彻，米亚，怀里抱着的是迪伦，站在前方的是摩西和宋宜
整个90年代，伴随着伍迪与米亚感情破裂，与宋宜恋情曝光，期间发生的监护权争夺。还有米亚在1997年撰写的回忆录《逝去的往事》中披露与伍迪发生的矛盾细节，不断搜集他性侵养女的证据，整个事件逐渐酝酿发酵。迪伦选择在《纽约时报》一个作家的专栏中，发表亲自撰写的公开信。不仅坚持当年被伍迪侵犯的说法，还首次公布了其中“细节”：“当我7岁时，伍迪·艾伦牵着我的手带我到二楼一个昏暗的阁楼，他让我俯着躺下玩我弟弟的火车模型，然后对我进行了性侵犯。”
他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公开信，否认此事，还陈列了多条“证据”。
比如引用耶鲁纽黑文医院专家组的调查结果，证明迪伦并未遭到性侵。
自己有幽闭恐惧症，根本不会主动去她们指认的阁楼进行性侵。
并且自己通过了测谎仪测试，而米亚却拒绝测试。
这一切都是米亚出于怨恨的教唆误导。
耶鲁纽黑文医院专家组里只有一名儿童医生和两名社工，调查方法受到儿童心理学家的质疑，法官和康州检方都认为这一结果不可信。一开始伍迪否认去过阁楼，但后来警方在阁楼的油漆中发现了他的头发，他又改口说“可能”去过一两次。伍迪所做的测谎其实是由他的法律团队雇佣的人员操作的，没有得到警方的承认。来自一位保姆的朋友：事件发生那天，伍迪和迪伦消失了15到20分钟。来自一位法语家教：同一天发现迪伦的背心裙下没有穿内裤。来自另一位保姆：偶然间目睹了伍迪跪在迪伦跟前，将头埋在她的膝盖中间。
除了当事人和调查者，家庭成员也是各执一词，让人更加摸不着头脑。
伍迪的妹妹认为，伍迪是个好父亲，为了陪伴孩子会调整电影拍摄的日程。
而米亚则在子女当中散播仇恨，当初还说过这样一句话，“他夺走了我的女儿，我要夺走他的”。
宋宜表示米亚没有母性，小时候因为学习不好遭受了精神和肉体的双重虐待，是伍迪给予自己关怀和支持。
这一点遭到罗南的反驳，他说道：
“我的一切都是米亚·法罗给的，她是个毫无保留的母亲，在地狱般的家庭生活中，还为我们创造了温馨的家。但这从未阻止伍迪·艾伦和他的同伙给我们栽赃，攻击和诽谤我的母亲，企图让我姐姐被性侵的可信指控跑偏。”
另一位养子摩西却说自己和妹妹迪伦经常被殴打、洗脑：
“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如果你不按照要求来做，生活在母亲的屋檐下是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无论那个要求多么可疑。对母亲来说，向世界展现出其乐融融的混合家庭风貌是很重要的，但这远非事实。”
不过奇怪的是，在当年判决监护权的法庭上，有个环节是法官宣读摩西的信。然而案件结束后，摩西与米亚逐渐疏远，近年来与伍迪和宋宜重新建立了联系。选择相信伍迪的，认为身为记者的罗南借此机会对自己媒体事业进行炒作。选择相信米亚的，则质疑那些声援伍迪的人是出于对商业利益关系的维护。▲纪录片《记录伍迪艾伦》采访了许多与伍迪合作过的演艺圈大牌，比如马丁·斯科塞斯、西恩·潘、黛安·基顿、斯嘉丽·约翰逊等等，展现伍迪的喜剧才华和人格魅力虽然伍迪没有像波兰斯基一样被司法部门以明确的罪名起诉，但在来势汹汹的Me too浪潮中，两人已经无法在道德和法律的漩涡中抽身。
如果说前面两位身上的枷锁更多源自于个人的选择，那么接下来这一类别下的导演则背负着更沉重的政治压力。
“美国电影之父”大卫·格里菲斯在《一个国家的诞生》、《党同伐异》等作品中开创了不少电影技法，比如著名的“最后一分钟营救”（即平行蒙太奇）。
但同时又因为电影里具有强烈的种族歧视色彩而饱受诟病。
德国女导演莱尼·雷芬斯塔尔被戴上了纳粹宣传机器的帽子。
然而不得不承认，其作品《意志的胜利》是诠释力与美的艺术高峰。
把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和斯坦尼夫拉斯基表演体系引进好莱坞，并发扬光大的导演伊利亚·卡赞是一位臭名昭著的告密者。
他在麦卡锡主义时期向政府提供了一份疑似共产主义分子的名单，使得包括查理·卓别林、奥逊·威尔斯、阿瑟·米勒在内的许多自由派导演、编剧流亡海外。
当他获得终身成就奖的时候，台下不少倒彩声。
小津安二郎宁静恬淡地展现人生日常与无常的风格，代表了具有日本特色的东方电影美学。
在那种千篇一律的故事情节和人物表演中，蕴含着醇厚、深邃的情感力量。
估计人们很难将拍出这样电影的导演与参加过侵华战争的军曹想象成是同一个人。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顾铮在日本访学期间，无意间发现小津安二郎于1937年9月作为预备役军官伍长被征召入伍，直接投入到淞沪会战的战场中。
他所属的部队为华中派遣军直属部队野战瓦斯第二中队，任务就是放毒气与消毒。
同时他又细心地用日记记录下生活的点滴。
虽然小津在谈到这段参战经历时说自己彻底成为了一个战士，一点儿也不想电影的事。但是在日记中可以看出，他仍然习惯了用电影化的视角平静淡漠地看待身边的一切。“砍人时也像古装片一样。抡刀砍下时，会暂时一动不动。呀！倒下了。戏剧果然很写实。我居然还有心情注意这种事情……”“绑带裹着的大脚一脚踏上去就会成为粉齑的婴儿，他在队列中玩耍，菜花正好做了背景，成为电影的画面。不过这也太像电影了……不过这可不是构思出来的。”“卢沟桥事变后的修水河渡河战时，我在战场前线。战壕附近有一棵杏树。开着美丽的白花。中国军队展开攻击，迫击炮弹咻咻飞来，机关枪嗒嗒嗒响着，中间还夹着轰隆的大炮声。在那些声音和风中，白花非常美丽地飘散下来。我看着花，心想，也有这样的战争描述方式啊！这也是一个音乐和画面的例子。”
小津曾经说过不能抱着否定的精神和阴暗的心情去对待战争，为了展示人的坚强要肯定所有的东西。《茶泡饭之味》里接到参战的召集令却先舒舒服服睡上一觉的主人公。就像当初对友人冷静地说“去参加一次战争即回”的小津一样。但也有以日本作家高桥治为代表的论调表示，不能说不谈及战争就是没有感受到战争的重压，体验过瞬间毁灭一切的死亡就只能沉默以对了。虽然小津生前电影成就无数，但在他坟墓的石碑上，刻着一个巨大的汉字“无”。就算不是小津的影迷，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读者看到日记中时而接近冷酷的超然度外，时而对于生活之美的细致观察，心情都是矛盾复杂的。不过那些现在看来不适当的语句，在小津的另一本文集《我是开豆腐店的，我只做豆腐》中，译者考虑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作者的表现意图，仍保留了原文。对于参选2019年威尼斯电影节并获得银狮奖的《我控诉》，当时的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之一，阿根廷女导演卢奎西亚·马特尔表示自己代表着阿根廷还在反抗奋斗的女性，不会送出祝贺，但肯定电影节选择波兰斯基的电影。而美国小说家斯蒂芬·金听闻伍迪的自传被取消出版之后发表“不爽”言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