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kay, Dyneisha,” I said. “I want to interview you about your grandfather.”“what’s your name?”she asked.“My name’s Mitch. Say your name into the tape recorder.”“Machine”“Yeah. Say your name into the machine.”“You machine.”“No. I’m Mitch. Are you Dyneisha?”“I’m not Dyneisha. You ‘re Dyneisha,” she said,smiling.“No, I’m Mitch. I want to know what the name of your grandfather.”She beamed.“Granddaddy!”以上节录于本书的 The Men without Accounts 一章，可以看到作者对田野对象的真实姓名毫无修饰，要知道，在社会学田野研究伦理中，尊重受访者的隐私一向是一个心照不宣的准则，更何况是民族志研究，但是Duneier则反对这样的做法。尽管对受访者进行假名处理的确做到尊重田野对象的隐私，然而这也有一个对于研究者至关重要的功能，那便是防止别人挑战自己的研究。民族志研究的呈现常常使用组合数据的方式，呈现几个事实的片段的链接，但是这些事件是否按照作者所呈现的顺序进行则无法求证，采用假名处理的方式则相对容易取巧，Duneier正是反对这样的做法，在他看来，研究者所呈现的不应该只是在消费田野，而是他们和田野对象的关系。因此，当大家阅读这份民族志的时候，会发现作者自己在书中也像是被书写的对象一样，这些真实的人名、作者的情绪反应等都让整个街区的行动者们的形象跃然纸上。在Duneier的良苦用心之下，本书呈现的内容着实丰富，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如何作者如何进入都市底层以及这群人的特质；第二部分侧重为什么这个街区会成为一个游民的聚集地；第三部分作者提出『fixed window theory』，对话破窗理论下的人际区隔，他以书贩们的案例讨论同一阶级的、不同阶级的人与人之间的正向关系。我无法在一篇内尽述这些内容，因此我主要从卖书这份『工作』和与卖书者相关的人两条线向大家介绍这本书。
Mitchell D. (2000). Sidewalk,Farrar. New York：Straus and Giroux卖书者与买书者Duneier笔下的书贩们身处的是一个居住着高等教育背景的学者的小区，恐怕不少读者在进入这本书之前，带着和我一样的问题，即为什么这些黑人去卖书，以及谁会来买书？作者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散落在三章之中。第一章主要从个人特质入手，卖书这份工作要求小贩至少不是文盲，至少对书籍有些了解，第一章介绍的Hakim拥有卖书的最基本的社会资本，他念过中学、大学，大学毕业之后从事过不同公司的校订工作，毫无疑问，这样的工作经历使他成为街区底层阶级中“高学历者”，他的知识和经历都很丰富。第一个论点直接影响了第二个特征——old heads，同样在本章作者叙述了Hakim凭借丰富的知识和人生经历以及助人的精神，充当了年轻人Jerome的心灵导师（tutor），彰显了老成的指导者的魅力，同样的关系也表现在第二章的Marvin和Ron，对于这些较成熟的书商，他们通过书本知识建立的形象让他们发挥了在主流社会中难以展现的作用——他们很难在主流美国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然而他们可以在书摊这一小方空间建立自己的尊严。第三个原因来自于第二章描述的书贩之间的合作，文中提到Ron和Marvin之间的合作细节，尽管Marvin似乎是长者、智者，然而他也承认Ron在做生意方面的原则和技巧帮助他处理与顾客的关系，在顾客和自己之间达成双赢的平衡，或者说这种互动的张力也就是两代书商离不开彼此的原因。第四个原因由第三章所描述的书贩形成自己的经济产业链的现象得到灵感，在第三章中，Duneier介绍了街区的乞丐（panhandler），这其实是一群隐藏的商人：摊位占位者（the place holder）、看位者（the table watcher）、移书者（the mover）和存书地提供者（the storage provider），书贩为了自己的卖书活动更顺利、安全以及稳定地进行，花钱雇佣这些人参与贩书的各个环节，通过这一系列的经济活动，作者认为书贩通过雇佣别人进行经济活动、为街区的人提供经济机会、促进街区经济活力，建立自己的存在感和尊严。以上这四个原因，我认为不仅可以解释书贩这份工作的意义，也可以回答我一开始阅读的疑问，“为什么这些书贩与主流社会断裂的同时，却能够和与自己有共同经历的黑人形成深厚且稳定的友谊？”一方面，黑人书贩不断被主流经济工作机会拒绝，另一方面，通过卖书的活动，他们既与同伴形成友谊，也与顾客形成良好的互动，讽刺的是，这样的互动也不免是社会力量的缺失，作者在书中提到Marvin得以充当导师的角色基于一个背景，就是没有政府、社服机构、宗教团体或者慈善机构等外部机制的援助。
作者在Talking To Women一章中加入了女性的元素，不过仍然是以女性为中心的角度呈现女性，但是我想这和作者对于研究对象的接触信道有关。这一章节的分析方式是从言语进行历史分析，作者透过Keith 对男性和女性不同的言语陈述来展示街区男女的角色扮演。作者认为男性对于女性的言语更倾向于加入抱怨等情绪元素，这是因为他们在于女性开始接触的那一剎那就怀抱着与其建立亲密关系的愿望，而男性对于男性则是以平淡且平等的立场进行沟通。另一方面，在面对男性的挑逗，女性往往不会一开始就表现出愤怒或者拒绝，因为她们害怕说“NO”，作者根据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的例子分析背后的作用机制，他认为这是一个种族-阶级-性别多元结构的影响（race-class-gender），因为白人、中产阶级、女性这三个角色都被认为是应该举止礼貌，不该像这些黑人书贩一样做出粗口等不良行为，在作者的分析中，明显将前两个因素合在一起讨论，白人中产阶级是“优良”人群，因此应该举止礼貌，然而女性举止礼貌的前提却是因为他们是弱势群体，因为他们被男人剥夺了粗鲁（rudeness）的资格，她们一直被背后的社会结构影响着，女人没有说粗话的权利、拒绝的权利。这一点也折射了我的疑问，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结构使得女人遭到纠缠（entanglement）的时候不敢直接拒绝呢？这一部分的问题有两方面的解答，一方面是明显的种族意识，被纠缠的白人中产阶级女性所产生的愧疚根源于复杂的美国南北战争以降白人黑人的矛盾与冲突，这是说，白人阶级作为历史结构因素的有利者，这个历史包袱使得他们对弱势黑人阶级具有愧疚感；另一方面，社会父权制结构，因为父权的逻辑先验地认定女人“拒绝”是不合理的，因此对于女性而言，她们公开说“NO”会被认为是无礼（rude）、惭愧（guilt）的，而对于男性而言，拒绝则是天经地义的，这种双重标准也是很多男女不平等产生的根本原因，不过作者在这一章并无意对性别议题深究下去，他主要在做描述的动作。“卖书”背后的多重社会网络卖书“工作”的意义建立在书贩之间、书贩与相关游民之间的多重社会网络之中，这些意义得以成立，实则凸显了卖书工作带给书贩们的改变，Duneier在书中用工作条件——心理建设这方面进行解释。工作条件——心理建设的二元关系可以从作者对“fuck it”的语义分析中理解。第二章中一共出现了三次“fuck it”，第一次是作者观察到每一个黑人在被赶出住屋时都会说“fuck it”，以表示“I don’t care anymore”；第二次出现在Marvin表示对Jamaane的感激时出现的语气词；第三次是Ron在M的劝说下，决定乘坐捷运回家照顾姑姑，作者认为这是他不表现“fuck it”态度的一个例子。基于以上，Duneier总结出“fuck it”的四种语义特征：说话指涉对象对于说话人具有重要意义、说话人对原本认为自然且重要的事情变得不以为然、对关照自己的家人、朋友和爱人的惭愧、放弃责任之后获得的自由。“fuck it”语义下的主角们都呈现了复杂且多变的心理建设，他们可能在面对社会歧视和区隔时做出“破罐子破摔”的行为，这也同时影响了他们对于亲人关系的处理，用放弃责任等逃避的形式逃避现实，但是同时作者笔下的角色似乎并不那么悲观和气馁，例如他们面对被赶出住屋（unhouse）时表现的态度在作者看来反而是积极的应对的参与，因为他们表示出不在意之后，其实是放弃文化上认定的目标之后寻求适合自己的生存道路的过程。
最后，我还是想回到文章一开头所谈到的对田野对象的处理，Duneier的处理方式是灵活的，他认为有时候民族志工作者太过于局限在眼前的现象，对现象进行诊断，而忽略整体的机制。因此，他的处理方式更像是扩展譬如当他发现田野中一些特殊的现象时，他会先试图讨论，但是也不会依赖在此时此刻的田野，而是扩展出去去找其他可能解释这个因果关系的田野，譬如去询问和这个现象相关的人，他们并不一定和这个事件直接相关，但是可以从他们的职位、种族等社会结构中看到端倪。这些技巧对于我们进行田野操作时都是很重要的省思。Duneier的“不要分析”的做法确实有自己的立场，但这种做法也受到其他学者的质疑。最常见而有力的一种说法是，这样的情况下研究者本人并没有与常识断裂，例如书中的个案的认同觉得连无家可归的人也要成为企业家（enterprise），Duneier的做法是接受他们的讲法，然后批评者则会认为其实这是受到资本主义运作的影响，如果一味接受受访者的说法，就可能忽略背后的制度和结构。这些争论至今也没有定论，不过对于田野工作者来说，倒不失为是有利的反省，当我们带着这些谦虚与谨慎观看田野时，或许可以看到更加复杂的田野图景。最后，与大家分享Duneier在本书开篇所提到的田野反思：“Surely it takes more than goodwill to transcend distrust that comes out of a complex history. Though participant observers often remark on the rapport they achieve and how they are seen by the people they write about, in the end it is best to be humble about such things, because one never really know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