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推荐 | 贾康：扩大有效投融资的创新发展是当务之急
我结合当下宏观经济运行和会议的主题，谈一下作为研究者能够连接到建设性意见和建议的看法。我的发言题目是《扩大有效投融资的创新发展是当务之急》。
当下的宏观经济形势，突出特征是经济下行压力明显，除了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直接影响因素之外，外部的压力也跟内部的矛盾凸现因素相交织，形成了很大不的确定性和市场上的不良预期。从宏观调控逆周期、引导预期所客观要求的“相机抉择”概念来看，我们必须把握好自己可选择、可依仗的确定性因素，及时提振经济景气的水平和市场信心，对冲不确定性和下行压力。这就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在深水区攻艰克难，坚定不移地全面扩大开放，并注重在以多边博弈反制美国的同时，别无选择地着力扩大内需，利用中国工业化、城镇化非常可观的发展和升级空间，经济成长中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的韧性、回旋余地，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
扩大内需，我认为必须以扩大有效投融资为首要着力点。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几年前就特别强调了要以好的机制形成“聪明投资”，就是选择性的、能够优化结构增加有效供给的有效投资。我今天把这个概念稍微扩展一下：投资一般都要对接融资，我认为可以提出扩大“有效投融资”为首要着力点这样的认知。应把这个作为首要着力点，以有效投资和潜力、活力的释放，来支撑中国扩大消费的可持续性。消费是投融资的出发点和归宿，但是没有有效投融资支撑的消费，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对于现在很多专家特别强调的扩大消费作为首选政策的意见，是有不同看法的。面对贸易战的严峻局面，如果我们讲扩大消费而不讲扩大投资，其实就成了“太阿倒持”。
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2018年全年仅有5.4%的增幅，今年上半年略有上升，也仅仅为5.8%，与我国巨大有效投资空间和当下扩大内需的迫切需要，极不相称，值得引起高度重视和警觉。中央已经把原来“去杠杆”的表述调整为“稳杠杆”，非常明确地表述了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以这样的货币政策再匹配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从经济学的解读来说，这就是为了支持适度扩张。在这个宏观调控政策框架下，当前应该采取有力措施，以机制创新、优化结构、增加有效供给的聪明投资为重点，提振投融资的动力机制和整个经济运行的景气态势。
我国优化结构、支持高质量升级版发展和增加经济社会发展后劲的有效投融资项目，在我看来在现阶段可以说是俯拾皆是。比如与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促进城市群建设、优化提升城市群功能相关的基础设施新建与升级改造；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大家都关注着5G这个技术应用）发展所需的硬件配套；与城乡一体化发展和百姓消费提质升级密切相关的食品冷链体系建设；全国几百个城市区域的老旧小区的改造；各地停车场、停车位的建设等等。
至于停车场、停车位，时间关系简单说一下：全中国现在缺5000万个左右停车位，作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这方面必须得到有效供给。在北京怎么建？要合理规划，还要有技术创新。比如平安大道两边，非常遗憾，当年什么都规划了，高标准地建了两边雕梁画栋的店铺，第一批路灯是宫灯式的，但是就没有留出必要的停车位，这么多年开机动车停不下来，两边店铺的人气就是上不来。所以现在就必须赶快补这个短板，很可能周边就得规划立体停车位，不仅是北京公安局、潘家园那边那种三层的，可能要建的是已有企业开发处的十层的停车位，地下五层，地上五层，提车到路面50秒之内解决问题，必须有这样考虑，这都需要投融资。
此外，事无巨细中还应该提到说起来，一些更大的事情。比如说近些年受到各方高度重视的“海绵城市”建设，应该进一步加强规划引导，在各地加紧进行。到了汛期，听到很多很揪心的事儿，大城市、中小城市抵御大雨、洪水的能力往往太弱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决不是长久之计。必须下决心把海绵城市在中国普遍建好。我们已有推行的建成区的地下综合管廊（也叫“共同沟”），这些年来试探性做了较少的标杆式的项目，我的建议是应该由有关管理部门痛下决心，新区强制实施，成为中国城建的标配才对——新区必须按“共同沟”和地下综合管廊标准来开发建设。老区只能是积极安排、逐步完成。在新区、老区投资建设，都一定要贯彻规划先行，多规合一的方针，在实际施行过程中提高绩效，保证质量。
中国大江大河的治理，乡村振兴中很多的公共工程等等，都应该在考虑保证安全系数，进一步提高标准情况下，来配合着扩大内需做出投融资安排。诸如此类的各类投资，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以及高质量“强起来”现代化的进程所必须，今后的几十年看下去，是做不完的，而当下，非常应该结合经济下行的趋势，利用扩大内需的时机，加紧进行投融资建设。
再往下，简单讨论一下提高投融资的有效性概念之下，必须有清醒的认识，要结合着改革创新来做出这种制度保证，使之能够有机制上“内生的”有效性，来落实到项目建设上。正确的国土开发和规划指导的同时，最为关键的是要把未来的投融资，紧密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之中的所谓“现代市场体系”的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建设，在这样一种环境之中，积极充分运用财政资金为后盾、重在发挥乘数和放大效应、绩效提升效应的融资机制。要以进一步提升其作用的政策性融资机制，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机制，来调动社会资本的潜力和积极性，提高建设项目的决策水平和实施绩效。比如我前面提的北京老旧小区的建设，不可能完全由政府出钱，除了居民这方面要出一些钱，企业可以通过BOT、ROT等等方式，把这个事情做得不仅是筹集资金解决眼下马上可以实施的问题，而且于融资模式创新同时提高管理绩效，可以使投资的有效性更好体现在老百姓得实惠，实实在在落到生活中。我们这种财政资金的有效性，必须在有限资金使用上追求乘数和放大效应——PPP是最典型的：财政资金以四两拔千斤的“可行性缺口补贴”方式调动社会资金来做。比如，在北京建停车场、停车位，企业介入以后，一旦投入运营它就有现金流，非常便捷地可以对接到BOT。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发展的潜力。同时，民间社会资本进入以后，相对优势是政府原来的相对优势和企业的相对优势是互补，提高绩效，1+1+1大于3——这里政府和企业都可以购买服务的方式，得到专业机构的智力支持。这样绩效提升的机制，是有效性最好的保障。
我们当前的财政政策服务于全局，要加力增效，“加力”主要体现为适当提高赤字率，大力度减税降负，还有加快预算执行进度等等；而“增效”则应该主要体现在运用资金中间要突出重点，优化结构，应该在已经有一定经验的贴息、政策性信用担保、产业引导资金等等上面，再对接更积极的PPP，包括连片综合开发、特色小镇、产业新城建设和运营。这样有限的财政资金以乘数放大的方式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不出事，让人民群众得实惠，让市场运行增景气，让经济发展有支持，有充沛的新动力。
在PPP推进过程中，显然是需要注重规范性的，不能一哄而上，要防范风险。但是什么叫做规范？我觉得需要强调；不是文件越多、清规戒律越多就越规范，而是应在法治化、阳光化、专业化当中，删繁就简、领异标新，给出“有堵有疏”的指导，总体精神应该是堵不如疏这种大禹治水的古老智慧，要顺应市场的客观规律。创新发展是最基本的发展“第一动力”和风险防范之本，经济和金融运行中间风险无数不在，如果把投融资中的一个个风险点，都看作是必须死死按住、不许有任何举动的防范对象，这就是形式主义的懒政、庸政。今年中央3月份发了文件，以破除形式主义为主题，鼓励地方一线的和基层，要在破除形式主义基础上，有作为、敢担当、办实事，这显然是针对这几年大家都意识到的“官场不为”而不能简单把官场不为的原因落在工作一线工作人员的觉悟上，这已主要不是觉悟层面的问题，我们必须在整个创新环境方面抓住制度环境的实质问题。我们如果继续按照形式主义的懒政、庸政来处理风险防范，正是违背了中央防范系统性风险精神实质。系统性风险不等于一个个的风险点简单相加，运行过程中间我们需要在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同时，给出创新发展的弹性空间，如果讲防范风险就以此为名振振有词，扼杀创新发展的试错空间、弹性空间、作为空间，那就是在制造新的风险。
也不必讳言，政策性金融（包括PPP）与商业性金融如何相互协调呼应，各展其长，相得益彰地支持有效投融资，我们还必须进一步总结、借鉴国内外经验教训，但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实践，近些年金融改革和配套改革的进展，都可以使我们更有信心积极打造支持中国继续超常规发展的商业性、政策性金融双轨统筹运行的制度机制，积极完善相关的政策体系和监管体系。在依法治国的大原则下，政策性金融健康可持续，最为关键的是相关多元主体的风险共担（所谓优势互补的分担，就是风险共担的真谛），以及伴随这个机制，在政策性区别对待、有所选择的支持对象上，相关的决策必须是阳光化、专业化的集体决策机制。
总之，我认为应该把财政货币政策工具和商业性、政策性金融的协调呼应，落实在支持一大批以优化结构、扩大内需为导向的有效投融资项目上，这作为当务之急，既服务于宏观调控的短中期目标，也是把短期、中期目标和长期现代化战略目标衔接必须掌握的要点。
这些看法汇报出来，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一带一路PPP项目开发委员会委员，中关村公共资源竞争性配置促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市、上海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朱镕基、温家宝、胡锦涛和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