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在第九届中国财经年会上的发言（2020，8.27）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够联线参加我们今天这个会议。我以研究者定位，谈一下自己怎么认识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的走势和相关的基本问题。现在整个中国经济运行最基本的特征，是还在处于一个增长速度的下行过程中，而我们是要争取这个速度的运行状态由原来的高速转为中高速、质量升级版的发展状态。这个过程它之所以出现和现在还在延续，我觉得要强调三个因素的叠加。从我们增长速度前面的高点来看，2010年，这是我们在成功抵御了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的年度增速报出10.6%，是高速增长的状态。两位数增长的状态，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确切无疑地认定，这是中国经济在经济起飞和高速发展阶段之后最后一年的高速发展状态回光返照，以后不可能再出现这样的两位数高速增长局面了。这样一个状态的往下调整，当时有我们主观决策上考虑主动而为之的因素。在前面改革开放走到2010年的时候，算总账是年均增长速度9.8%，四舍五入就是两位数高增长。在小平同志南巡以后，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走到这个2010年的18年间，增长速度是比10%再高一些，2010年的情况和前面是一脉相承、高度吻合的。但是决策上已经意识到，我们必须面对着黄金发展期后面跟出来的矛盾凸显期，必须化解矛盾，那么就需要牺牲一些速度，把速度以软着陆往下调，追求的是要以结构优化支撑出一个高质量发展的中高速发展局面。简单的说，当时的矛盾凸显，至少我们要强调两个视角，一个是从物的视角看，中国在经济社会生活中间，不可持续性体现在雾霾这种大气污染，动不动打击大半个中国，大气污染后面实际上跟着的是普遍发生的水流的污染、土壤的污染、全社会都在关心的食品安全问题，它显然是一个威胁我们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不能忽视的危机因素。还有一个视角，就是人际关系，虽然我们指标上看老百姓的收入是节节上升的，但是你要说到获得感和幸福感，这方面就要大打折扣，特别是在收入分配这个视角上看，说到收入分配，似乎人人都有一肚子怨气，都认为存在收入分配的不公。我们的改革到了深水区，很多攻坚克难的事项是步履维艰。在这样一个局面之下，中央认为我们需要往下牺牲一些速度，完成调整之后要形成一个中高速的高质量发展局面。这样一个战略意图，表述为一开始提出的“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指导方针之下，要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这个实际过程的展开，是在2010年以后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相叠加，使我们的经济增速两年之内迅速往下走到了2013年的8%以下（当年报的7.9%），再往后经过三年相对平缓地下行到7%以下（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的增速已经是6.9%了）。2015年下半年到2018年上半年，有长达12个季度，按照年度计算的经济增速是在很窄的一个6.7-6.9%的区间内波动，实际已经形成了一个平台状态，非常符合我们寻求引领新常态所说的L型转换的愿景。所谓L型转换，就是像大写的英文字母L它往下走，不能速度一低再低，到了一定的时候，要拐出尾巴来，这个尾巴要形成一个平台状。本来很有希望在2018年以后乘势完成L型转换的确认，但是第二重不利的因素叠加上来，那就是不期而至的中美贸易战，这个贸易战对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影响是表现为使经济增速很快又落到了击穿底线以后的新低上，在2019年年底的时候，四季度的增速已经到了整数关口6%，年度只有6.1%的增速了。这个贸易战客观地讲，现在已经进一步升级为科技战、外交战、金融战，甚至还有人在议论有没有可能滑入类冷战，甚至有人在议论局部的热战。这种不利的因素引起了方方面面高度关注。还有就是第三重不利因素，这是体现在今年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它使我们第一季度经济增速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过地出现了-6.8%的这样一个负增长，二季度明显回调了，本季度的增速已经是正的3.2%，但是合在一起的1-6月份，仍然是-1.6%。这三重因素合在一起做一个基本判断，它们都带有中长期的特点：引领新常态不是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达到我们的意愿的，结构优化支撑出来的高质量发展的升级版的打造，还要经过不懈的努力。中美之间的关系已经回不到从前，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的过程中间，我们的要义，是要客观地理性地认识到怎么样争取斗而不破，使中美共享一个全球产业链这个基本面，支持着我们按照斗而不破来处理中美关系，守住我们的底线。最新我们已经清晰掌握的要领，就是并不跟着美国的节奏跳舞，不跟着它的节奏走，我们坚决不脱钩，在有理有利有节的要领掌握之下，还是要努力处理好和美国之间和平竞争、斗而不破的这样的关系，这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最大限度地争取避免滑入类冷战，而走到底，使美国无可奈何地看着中国继续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继续缩小和它的整个发展水平的距离，这也是中国的现代化的和平崛起过程。新冠疫情从现在来看，虽然它的冲击带有短期特征，什么时候人类社会能真正战胜和消灭这个病毒，这却是个中长期的事情，但是相对来说，这第三个因素，它的不确定性伴随的确定性更明显一些。所谓的确定性，就是如果看到两年为期、两年以后，我们在防病这方面估计疫苗已经可以得到比较普遍的应用，在治病方面比较有效的药物和治疗的经验的积累已经可以使我们取得比现在更好的实际结果。但是还要有思想准备，和新冠肺炎病毒长期共存。这三个因素合在一起的叠加，都有中长期的特征，带来种种的不确定性。那么我们怎么应对它？最基本的思路，就是在努力应对和消化不确定性的过程中间，一定要牢牢抓住我们自己可以选择的确定性。中国的确定性，首先来自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我们经济的成长性。我们的工业化、城镇化，匹配上“改革开放”四个大字所表述的坚定不移的市场化、国际化，再加上我们努力地和新技术革命结合在一起的信息化，当然，还有更综合的现代国家治理里的法治化、民主化，这些潮流我们紧紧抓住不放，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这是硬道理。在中国自己可做的事情、我们的自主选择方面，中央已经给出了一系列的指导，我们要在扩大内需的概念之下，更好地来以内循环为主体，处理消化不确定性的问题。同时，内循环和外循环应该形成很好的相互促进的关系，绝不是以内循环的概念回到闭关锁国，而是要强调把内循环、外循环合在一起，我们更好地把握自己发展的主动权。中国的成长性，就是工业化、城镇化还有相当可观的空间，我们未来的几十年内，在本土上会有几亿人从农村转为城市居住，要让他们尽快地便捷地成为市民，要有一轮一轮的中心区域建成区的扩大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升级换代，一轮一轮的产业互动、产业升级，一轮一轮的人力资本培育，会释放出巨大的需求，由此在本土上形成有效供给的回应的同时，又在我们继续内外循环互动的情况下，取得全球可能给予的有效供给。这种双循环支撑的中国的经济成长性，能够使我们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之内，先以中高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再进一步去支持中国现代化的和平崛起。在我们主观方面还要特别强调的，就是一定要在改革的深水区攻坚克难，来释放我们在“治理”概念之下要调动的所有社会成员、企业、社会各种非政府主体的潜力、活力和积极性，把管理和自管理、组织和自组织、调控和自调控合在一起，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这方面的改革攻坚克难，中央已经有一系列最新的文件给予指引。最近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件，应该称为是十八届三中全会“60条”的姊妹篇。在这种指导之下，我们绝对不能低估改革的难度，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在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的取向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如果能够掌握好我们应该做好的自己的事情，就是以现代国家治理取向来释放中国成长过程中的潜力空间，我们和发达经济体的距离，还会进一步地、不断地缩小，在三重不利因素叠加的这个下行过程中，我们还是要完成一个L型的转换，在争取比如说5-6%这个速度区间内争取形成一个时间越长越好的平台，向前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且在进一步升级发展的过程中，还要进一步瞄准2035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和2049—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的两步走战略目标。我们企业界的朋友，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深刻领会中央所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这样一个战略方针。每一个行业，每一个企业集团，每一个企业，当然也是在自己所处地方的政府所给出的制度环境里，要把各种因素充分考量之后，形成自己怎么样创新发展的定制化解决方案，这就是所谓在供给侧必须自己定制化去应对的结构优化问题。这个解放生产力的定制化解决方案，要落在我们的生产经营、所有的运行努力上面，要全力调动一切可用的积极因素，在双循环互动的过程中，争取打开新的局面。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