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金祥 ‖ “系原铁木，来自豫章”——长阳厚浪沱“敦本堂李氏”族源探秘（上）

中国向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历史上，民族团结、民族交流、民族融合，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同戴一天共襄进步的脚步。如果说，作为鄂西南土家族自治县的长阳，在当今社会经济大潮中，汇聚五湖四海，招徕各方人士，或因工作、生计、婚姻等等原因，有三三五五的蒙古族人举家带口，从遥远的地方来到这里，开拓创业，这是毫不足怪的。但是，如果说当今有一支庞大族群性的蒙古族人，因为社会变革的原因，历经苦难，早早地从异地他乡迁徙到这里，觅得了一方安居土地，进而落地生根，子孙绵延，久而衍化为一个庞大族群，最后成整体性地融入到当地土家族大姓的行列中，那就是一件值得探寻的事情。

一、一段颠沛流离的历史

故事发生在鄂西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她的传奇色彩就在于当今的长阳土家族血缘中确确融入了一支来自遥远漠北的蒙古族人，是历史的因缘，让这支蒙族人与长阳当地的土著人赢得了一方共生、共存、共磨合的发展环境，一待时机成熟，这两个民族便毫不犹豫的联手走向自治，以新时代的主人公面貌堂堂正正地站在了共建中华精神文明的历史前列。

而今，在长阳土家族各个姓氏居民中，一支李姓族人在民族成份调查中，已经实现了向国家提出民族成分申报登记，并得到政府认准成集团性地加入土家族行列的蒙古族人。这个族群，就是原宗祠在鸭子口乡厚浪沱村的“敦本堂”李氏。

这件故事的原起，始于宋元时期中原封建王朝政权易手、社会急剧动荡的年代。公元十三世纪中叶，在漠北蒙古高原上，一支以孛儿只斤·铁木真为首的蒙古部落打破沉寂，在中亚地区翼然崛起。他们体格健壮，剽悍勇猛，作为马上民族，一柄弯刀，在经过了数十年的烽火狼烟之后，终于在辽阔的大草原上完成了蒙古诸部落的一统大业，继而建立起了一个横跨亚欧大陆称雄世界的蒙古大帝国。帝国中，一代天骄铁木真被尊为成吉思汗，意为“拥有海洋四方的大酋长”，自是成为全蒙古高原游牧民族的共主。一时间，世界瞠目。成吉思汗面对他一手创建的庞大帝国版图，出于统治的需要，先后为他的四个儿子即长子术赤、次子察合台、三子窝阔台、四子拖雷，分别封赠了大量的人畜土地。由此，这四块地方遂成为其后这个帝国又分裂成四大汗国的张本。这里需说一句的是，成吉思汗的小儿子拖雷，作战勇猛，极受大汗的怜爱，故他所获得的封赠是帝国东部的蒙古本部及漠南的大片地域，同时也是帝国内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互补，实力最雄厚的地区。然而，天不假寿，公元1232年，拖雷因征战过劳而早逝。死后，他的第七个儿子忽必烈继承了王位。忽必烈雄才大略，自职登王位始，即同乃祖成吉思汗一样，铁骑四出，先后攻灭西夏、回鹘、畏兀儿、西辽、后金等国，横扫东亚，将华夏广大的土地人畜一一收入囊中。公元1271年，忽必烈荣登大元帝国的宝座，奠都于大都（北京），改国号为“中统”，继改为“至元”，这是蒙古国历史上首次采用汉字年号纪年。至元九年（1279），蒙元大军厉兵秣马，大举南下，兵锋过处，一路陷襄阳，下鄱阳，所向披靡，文弱的南宋军队望风溃逃，先是苟安于福州，立足未稳，即在一场大海战中，兵败于广东崖山，大臣陆秀夫背负幼帝蹈海而亡，南宋小朝廷最后一点抵抗的星火熄灭了。

△孛儿只斤·铁木真画像（图片来自网络）

历史告知，蒙古人在确立了对中原及广大江南地区统治地位以后，对广大的汉族人民特别是南方的汉族人民实施了一段极端严酷的种族歧视高压政策。这段历史，充斥着血雨腥风，一如史家所认证，它十足地展现出了一场草原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的大冲突，大博弈，同时也带来了中华各个民族的一次文化大融合的机遇。

在大元政权的羽翼下，一部分蒙元子民凭借着统治者实施的民族等级制度所带来的各种优渥，也落籍在中华大地大江南北的土地上。自然，有压迫就有反抗。至元代末叶，剧烈的民族矛盾，终于在蒙元近百年统治的酝酿中爆发了一场波及全国的农民大起义。仇杀与报复的地火燃烧，来得如此之猛烈，一时间，诸多蒙古族百姓被推上一个面临“挖洗之祸”的风口浪尖。纷乱中，以红巾军农民起义领袖朱元璋为代表的大明帝国在血火中建立起来，当广阔的江南地区奴隶似生活过来的明人一翻身站上社会前台的时候，元朝统治者连同他羽翼下的子民则无法躲避被驱逐、被屠戮的命运。这就是后世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也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相号召组织举行一波波武装起义的历史渊源。此时，一部分失去依傍的蒙族子民，先是逃离乡土，被驱赶，被凌辱，过上了饥寒交迫的流浪生活。同时，为躲避随时即可降临的无妄之灾，还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自编生平，改名换姓，谋求自保。历史的大体经过是，在江西，诸多难民形成了一支庞大的“湖广填湖北，湖北填四川”移民大迁徙人流。人群中，本文中的主人公登场了，他俩就是一对由江西吉水汇入难民流的李姓父子，父名迁一、子名世繁（或士华）。一路上，父子俩拖着疲惫之躯，蓬头垢面，相互扶持着沿赣北折而鄂东，继而荆州、宜都，进入长阳，终于在辗转中寻觅到了一方闭塞却安宁的地方，这就是长阳中部地区清江边的都镇湾固仓坪一带。后来的历史表明，此对父子以自己的勤劳和诚挚，赢得了当地土著民的信赖，他俩遂扎下根来。

长阳西汉建县，名佷山。这里相对封闭，民风淳朴善良。从苦难中侥幸生存下来的李氏父子就此天佑般的获得了一个喘息发展的机会。自后，时序悠悠，李氏子孙的足迹相继扩展到了临近的鸭子口、厚浪沱、静安、马连、水竹园、巴山、麻池、磨市、渔洋关等地域。就是在此段时空里，此两位为后世称颂的李氏传人即始祖迁一公、世祖世繁（士华）公，成为明文记录在案的厚浪沱李氏八世祖李朝铮（献之）公的直系先人。

经过离乱，这些蒙族难民劫后余生，无不知安宁祥和局面的来之不易，由是，他们一面“绾草以垦，蛮婚而息”，以隐忍负重的精神敦本创业；另一面则以通婚联谊的形式，同周边土著建立起一种良好的香火延续、守望相助的关系，从而全面接受了当地既有的汉文化、土家族文化的熏陶与沾溉，最后，全族让人成功地完成了由客家而土家，由草原游牧民族向华夏农耕民族文化靠拢的历史大转变。

前人道是，“族者聚也。”值得告慰先人的是，这支隐去本来姓氏的蒙古族人以“敦本堂”的族帜相团聚，在长阳清江南北的村村寨寨，开创了一片烟户相接、子嗣繁盛、诗礼传家的文明局面，并名副其实地赢得了当地受人尊重的望族地位。他们同其他县内土家族强宗大姓一道，在共建山水文明中，成绩卓著。仅以长阳而论，以鸭子口乡为中心，辐射都镇湾、麻池、磨市等乡镇，“敦本堂”的李姓子弟流布于社会各个行业，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均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他们的足迹遍及县内外、省内外，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乃至过台湾，下南洋、浪迹天涯。在世界各地莫不有他们勤劳奋发的身影。

二、厚浪沱李氏“敦本堂”堂号的古往今来

由上述陈述可知，厚浪沱“敦本堂”李氏的堂号，祖述蒙古。在血缘上，敦其本源，属于大元蒙古人的血统。然而，这支蒙古人何以改换姓氏，且单单改姓为“李”？事情的来龙去脉又得追溯到晚清时期厚浪沱李氏宗亲举办的一次盛大的族人制谱活动上。

清光绪（丙午）三十二年（1906），厚浪沱李氏宗祠出于搜族敬宗、团聚族人、进一步弘扬家声的需要，花巨资并动用本族最具实力、最具名望的人力资源，修成了一部《敦本堂·李氏族谱》。这次修谱活动在凝聚李氏家族的宗族团聚意识、厘定族制方规、教育李姓子弟尊孔续脉、敦本求实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宣统《李氏族谱》书影（图片来自网络）

从该族宗谱资料得悉，一位生活于当时时期的李氏宗人李灜联，正是这一重大人文工程的积极倡导者和参与者之一。事竣之日，李灜联在其《续修族谱小引》一文中开宗明义地写出了一段十分重要的文字，心怀坦白地道明了本家族祖根祖源的秘闻，文称：

吾族系原铁木，来自豫章。瓜瓞绵于初生，椒聊滋其盈匊。云礽虽远，水木难忘。凡八世至我献之公始有墨谱……

俗语道是，树有根，水有源。短短数句的一段话，不啻一声惊雷，炸响在整个李氏族人的心头。它实实在在地揭开了一个秘传了近达数百千载的历史隐秘。自然，它给人们以多重的文化信息。

其一，公开申明厚浪沱李氏的本源最先起于“铁木”的事实。铁木所指，明眼人一看便知，指的是孛儿只斤·铁木真，即创建蒙古大帝国的开国元首成吉思汗。铁木真的孙子忽必烈又在他所获得封赠的土地上，加之消灭南宋以后夺得的广大江南土地，组建了一个幅员广大的大元帝国。了得，这两个大名鼎鼎的历史人物，原来是厚浪沱李姓族人的先祖。

其二，文中透露出元明政权易手之际，曾经历过一场避开不了的血雨腥风，当报复来到的时候，蒙古子民一度失去庇护，生灵涂炭，在广大的中原地区及豫章一带，处处演绎着一幕幕家族罹难的活剧。由此而构成了敦本堂《李氏族谱序》中所谓的“系原铁木，来自豫章”的隐秘宗本。

其三，文字涵蓄表明，至晚清，历史的硝烟已经散去，时机成熟了，向宗亲交代“我是何人，我从何处来”的时候到了。故此，序中所谓的“瓜瓞”、“椒聊”，“云礽”、“水木”字样，用词文雅，仍掩不住李氏子孙在改朝换代中曾经经历过的那段家族苦难史的伤痛记忆。这里，李灜联也并非有意去播种仇恨，只是向后昆交待，安定的环境来之不易，前人的功德不可忘怀，作为李氏族人理当光宗耀祖倍加珍惜才是。

说到此，亟当彰明的是，李瀛联笔头文字之圆润、之妥贴自不必说，但有一点可以认定，那绝非他一时心血来潮的杜撰。他的说法肯定得到了李氏族长及诸多宗亲的认同。同时，李灜联其人既能为新编族谱写序，表明他在当时是一位深受社会推重，深受李氏族人尊敬值得信赖的智者和长者，其诗礼文化积淀与修养极具权威性。况且，李灜联也绝没有去胡编乱造妄说族本的理由。字里行间，他的话，无疑都具有历史传存的真实价值。

这里，还须回溯一句的是，《李氏族谱》在光绪谱前业经两修。前者即由李氏八世祖献之公（朝铮)所修的墨谱，未行刊印，致多年后，墨谱丧失不传。后者即同治（己巳）九年（1870）所修一谱。在同治谱中，刊有《谱序一·合族敬识》一文，文中也没有“系原铁木”的话，但却有一段呼应性的文字值得留意，文称：

吾等始祖繁士华公，于元季由江右（吉水）徙居楚北佷阳固昌之东山麓，继家厚浪沱，至吾辈相传十五世，盖四百年于兹矣……幸八世祖献之公朝铮不忍见先泽就湮，后嗣无祀，续为墨谱，意良深哉!

这段文字正好印证敦本堂·李氏祖源脉象的张本。

前后两段文字，无疑均得到李氏族人认可通过。由此而交待出一个为李氏族人共认的根在蒙古，敦属于大元血缘的事实。由此可以认定，“敦本堂”三字早在李氏八世祖李朝铮献之公时，因“不忍见先泽就湮，后嗣无祀”的需要，就已经申述其“敦本”的意义，这两字自名正言顺地成为合族人共同认祖辨宗的信符。

由此，1991年出版的新中国建立以后首修《长阳县志》，在“卷二·民族人口·部分土家族姓氏溯源”一题的记述中，明确载述厚浪沱李姓前后过往的一段话，就基本取自于光绪墨谱的说法，其文称：

铁木真后代李氏：据其后代口述，元末，铁木真后代被明人赶至江西，为避'满门挖洗’之祸，改姓李。后有祖迁籍长阳，入厚浪沱李氏宗祠。故有'系原铁木，来自豫章’之说。

嗣后，2008年由国家民族出版社定稿出版的《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概况》、2011年由方志出版社定稿出版的《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志》关于厚浪沱李氏的记载，也都沿袭了1991年版县志记载的说法。

然而，事出意外，李氏族源的这一历尽数百年风雨洗涤而形成的历史定论，在2005年新修的《李氏族谱》中却在李氏族人中产生了异样看法。其代表观点见于2006年5月21日荆楚网《清江文坛》中的三篇文章：一是《祭长阳厚浪沱敦本堂李氏先祖辞》、一是《厚浪沱李氏“敦本堂”小考》，一是《吉水有无敦本堂李氏》，三篇文章的作者署名“三木子”。“三木子”系现今长阳、兴山两县三位颇具历史修养的李姓传人。三人为修订李氏新谱，数年间披星戴月，立下了大德，广得族人称谢。然而，三篇文章抛出的这个李氏族源问题，却令不少李姓子弟心生疑窦。文章的要害在于全盘否定了自光绪修谱以后，人们已经统一认定的厚浪沱“敦本堂·李氏”原本蒙族血统的主流看法，就此就不免带来李氏族人在民族归属意识上产生不必要的紊乱的嫌疑。这里且将三木子文章的主体观点归纳如下：

1.祖宗：李氏得姓并非蒙古，她的远祖始出于春秋时期的李老君，即《道德经》的作者我国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李耳；她的直出祖宗是陇西人唐宗室平西王李晟，李晟源于汉族。

仔细揣摩，作为学术问题，三木子的观点，只要论证有理，又何尚不可。但是，问题在于，三木子所论问题的证据，难经推敲。就说李耳（传说前600年左右-前470年左右），《史记》载称他是楚国苦县人。他生活的年代，汉族还子虚乌有，襁褓都不是，即此说他是汉族人，未免不合史断。再说李晟，历史上确有其人，他是大唐德宗皇帝的宗室，世居陇西，官封平西王，但他并非汉族，或者并非纯正的汉族，他的先世李虎是胡人，鲁迅早说过，李虎的后人大唐王朝的开建者李渊、李世民身带“胡气”（见鲁迅《书信集·致曹聚仁》）。

三木子文章又说，以铁木真为祖宗的李姓也有，他们只是入籍于厚浪沱李姓的一个分支。这就奇怪了，一个分支竟得占据一个名门大姓祠堂祖宗牌位的正位，不顾颠覆昭穆秩序，即便当时，能叫李姓族人信服吗？

2.敦本堂：敦本的本义是什么？上述三文将其解释为注重农事。并说“敦本堂”三字堂号，“是祠堂建设者自行拟定的。”这又是一个严肃到不能再严肃的族源问题。须知，改动堂号，是一件不可妄为的大事，它会带来动摇族本的威胁。那么，“敦本”的本义应作若何解释呢？自然是以敦重族姓来源的根本，让子孙后代世世遵从纲常伦理、继承先德、发扬族光为宜。它要回答的问题，是要解决一个“我为何人，我从何处来，我到何处去”的问题，以避免一族人宗法道德的迷失。（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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