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欧坠落的盟军飞行员，只有一个机会不被盖世太保俘获
著 ：唐纳德·米勒
译 ：小小冰人
一架轰炸机如果在北欧上空遭遇到麻烦，机组人员首选的做法通常是挣扎着飞回英国，而不是在被德国占领的北欧迫降或跳伞。许多轰炸机未能成功返航，而是坠落在北海或英吉利海峡。“除非你曾在电台里听过一个人惊恐时发出的呼叫声，否则，不到他似乎即将发出尖叫时，你不会明白嵌入他声音中的那种尖锐的震动。”一名从事海空救援的飞行员对典型的遇难呼叫做出了描述。4这些从事救援的飞行员知道，“没有什么比一个人惊恐的叫声更为可怕”。
投入战斗的第一年，第八航空队既没有海空救援体系，也没有海上迫降的培训计划。对严峻的海上生存来说，轰炸机上的充气橡皮筏和标识器并不充足，信号弹、K级口粮和急救包都缺乏防水保护。另外，轰炸机的设计并未考虑过海上迫降时方便机组人员的逃离。第八航空队完全依赖皇家空军和皇家海军进行海空救援，但又未能与那些深具奉献精神的人员密切合作，结果是：落入海中的飞行员，99%遇难。（同一时期，坠海的皇家空军机组人员，近三分之一的人获救，而且，他们执行的都是夜间任务。）一年后，救援行动仍依靠英国人，但双方加强了合作，第八航空队将落海人员的生存率提高至44%，而到战争结束前，这个比例达到了66%。
那些生还者中，超过十分之一的人遭受到心理创伤，不仅需要专业治疗，还使他们丧失了飞行资格。普遍的情况是，这些人不得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设法在海上求生，没有食物，没有淡水，死去的同伴经过简单的宗教仪式后，被推入波涛汹涌的海中。“我们聚在一起念着主祷文，我轻轻地把他推出船舷。”尤金·多拉齐克中士回忆起自己最后一次注视着一位朋友的面孔，他轻声说着妻子的名字，死在他的怀中。
“彗星路线”
在北欧紧急降落或跳伞的盟军飞行员，只有一个机会可使自己不被敌人俘获：外国朋友的帮助。荷兰人、比利时人和法国人都为盟军飞行员实施了精心设计、高度保密的逃生行动。大多数逃生路线掌握在普通老百姓，而不是训练有素的地下抵抗组织手中。风险非常大。对藏匿或帮助一名被击落的盟军飞行员的惩罚是：男人，由行刑队执行枪决；女人，关入集中营，通常这也相当于死刑判决。一名英国情报人员估计，被击落的飞行员，每逃脱一名，便有一个法国、比利时或荷兰帮助者被枪杀或死于酷刑。
这些英勇的游击队员，大多数与伦敦的英国和美国情报人员保持着密切合作，但逃生路线中最成功的“彗星路线”则是完全独立的。战争初期，这条路线由数百名比利时志愿者在布鲁塞尔组建，领导他们的是身材娇小、年方二十五岁的商业艺术家安德蕾·德容，她的代号是“迪迪”。
“彗星路线”长达1200英里，从布鲁塞尔直至直布罗陀，穿过被纳粹占领的法国以及实行法西斯主义、但正式宣布中立的西班牙，这些地区都在欧洲最残酷的秘密警察的管辖下。迪迪在没有任何财力支援的情况下开创了这条路线，为她提供帮助的只有她当小学教师的父亲弗雷德里克和一名年轻的比利时同胞，阿诺德·德佩。逃离的飞行员隐藏在布鲁塞尔市内及周边的安全屋，他们搭乘火车赶至巴黎，那里是逃生飞行员的中心收容点。在巴黎，这些飞行员被编入一个个小规模、相互间毫无联系的群体，先是坐火车，然后骑自行车，最后靠步行，赶至比利牛斯山脉脚下的一座农舍。吃上一顿耐寒的饭菜，喝完几杯浓浓的西班牙咖啡后，他们便在迪迪招募的经验丰富的巴斯克走私者的带领下，开始艰难的攀登。到达西班牙北部的圣塞巴斯蒂安后，他们被交给英国外交官迈克尔·克雷斯韦尔，随即坐车赶往直布罗陀，再经海路或航空返回英国。
迪迪为逃亡者（他们被称作“包裹”）提供了假护照和假身份证，为他们购买了便服和黑市食品，并在通往西班牙的路线上建起一连串投宿地。她的一位合作者，安·布鲁塞尔曼斯，一下子在布鲁塞尔的各个安全屋内隐藏了五十名飞行员。“我们的大家庭里，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母亲所从事的地下活动，”她的女儿伊冯·黛莉-布鲁塞尔曼斯写道，“在外面，我们只是个经受着沦陷时期艰难生活的普通家庭，不去管别人的闲事。”德国人曾警告过盟国，被俘获的飞行员，如果身穿便装或没有军事标识，将被视作间谍，遭到枪毙或被送往集中营。对被击落的飞行员来说，这是个两难的局面。他们的指挥官曾做出指示，他们的职责是设法逃跑，而他们发现，要想顺利逃生，唯一的可能性是换上便装。
安·布鲁塞尔曼斯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她将美国飞行员的“狗牌”缝入他们裤脚的翻边。她为他们提供了街头服装——贝雷帽、长外套和欧洲款式的高帮鞋——并送他们上路，同时警告他们要小心，不要有太过美国化的举动，例如嚼口香糖，或是口袋里摆着叮当作响的零钱。吸烟者则被告知，要像欧洲人那样，用拇指和指尖捏住香烟的末端。
为筹措开办“彗星路线”的资金，迪迪卖掉了她为数不多的珠宝。在三十二次单独的旅程中，她亲自护送过100多位飞行员穿过法国，翻越比利牛斯山。英国情报机构找到她，并要为她提供帮助时，她拒绝了。她告诉他们，这条路线必须完全独立，由她所熟悉的比利时人来操作。她不想让受过训练的情报人员接手，因为后者很可能与从事破坏或间谍活动的抵抗组织一同工作，可能会使这条逃亡路线遭到双重间谍的渗透。
为识别“鼹鼠”（装扮成被击落的飞行员的盖世太保特务），迪迪让她那些布鲁塞尔安全屋的房主们盘问跑过来要求得到帮助的飞行员。如果一名飞行员跑到安·布鲁塞尔曼斯的住处，声称自己来自纽约，他就会被问及纽约扬基队现任中外野手的姓名。如果他答错了，布鲁塞尔曼斯便会让比利时地下抵抗军的成员带他“去树林里兜上一大圈”。
盖世太保实现了渗透，却始终无法关闭这条“彗星路线”。1943年1 月，迪迪和几名逃亡的飞行员被捕后，“彗星路线”显然遭到了破坏，但在毛特豪森和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进行的二十一次单独审讯中，她始终不肯透露她那些同伴的身份。在她缺席的情况下，她的父亲接手了这条路线。他和他的重要助手被一个告密者出卖并遭到枪决后，一个新的领导者出现了，这是个充满激情的比利时人，23岁，名叫让-弗朗索瓦·诺东，代号是“弗兰科”。由于疲惫和健康原因，诺东勉强接受了一名受过英国训练的比利时间谍进入到组织中，并在他的帮助下，继续从事撤离飞行员的工作。5000—6000名被击落的盟军飞行员（其中有3000名美国人）中，约有700多人得到“彗星路线”的帮助，最终回到英国。
“彗星路线”在D日发起的两天前关闭。1944年春季，盟军对法国的铁路线发起轰炸，以支援即将到来的诺曼底进攻，这使得帮助飞行员逃生的行动几乎无法进行。于是，被击落的盟军飞行员隐藏在农场和森林中，靠降落伞空投下的补给过活，直到夏季才被推进中的英美盟军所解救。1945年，从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获救后，迪迪前往比属刚果的一个麻风病人隔离区工作。一名在她帮助下获救的飞行员谈到她时说：“安德蕾·德容是那种罕见的人物之一， 他们觉察到这个世界所遭受的苦难，并决心不作壁上观。”
对身处英国的飞行员来说，看见原以为已永远失去的战友平安返回，没什么比这更能激发起他们的士气。归队的飞行员受到热烈欢呼和赞誉，并获得与老朋友们共聚几天的机会，然后才被送回国，接受重新分配。让他们在欧洲战区继续从事飞行被认为太过危险，因为如果被俘并遭到酷刑折磨，他们可能会交待出逃亡路线的存在，而这条路线在北欧获得彻底解放前，仍是其他被击落飞行员所依靠的逃生路径。在自己原基地举办的讲座上，逃亡者给战友们讲述了敌后生存的重要信息。“伙计们被那些逃生飞行员讲述的故事所吸引，”航空队里的一名随军牧师在日记中写道，“他们像救生筏里的人那样，牢记着这些叙述。”这些英勇的故事讲述者是损失的飞行员可以死里逃生的生动证明。
本文摘自《空中英豪：美国第八航空队对德国的空中之战》(全2册)
说第八航空队打赢了对德战争有些夸张，可如果没有第八航空队，又如何能赢得对德战争？《空中英豪》是迄今为止，很详尽的一部第八航空队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