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下……》张元珂：【重审家国叙事的可能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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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审家国叙事的可能及其意义
——读段恭让长篇小说《白鹿原下》
作者: 张元珂
《白鹿原下》于2015年6月出版，7月上旬由作者寄到我这里，到手后，先是震惊，再是犯愁，因为这些年来我已经很厌倦阅读超长的长篇，而且，当时还在培训班学习，实在无暇、无力阅读。但是，随翻这部小说，其中提及的民国时期的保甲制度、白鹿原民间生活、中条山抗战以及原生态的口语方言，还是极大地引发了我的兴趣。同时，作者历时3年写成这部书，其中查阅资料的辛苦、架构的恢宏、立意的崇高以及写作的使命感，也都使得我对这部书及其作者不得不抱以由衷的敬意。我用15天读完这部长达45万字的书，阅读这样一部超长的长篇，今年算是头一次。
这是一部正面反映抗战题材的长篇小说，采用家国叙事模式，侧重突出“家国兴亡，匹夫有责”之宏大主题，对一段被今人有意遗忘的历史作了较为全面而充分的反映。它以穆二疙瘩村几个青年人在抗战中的成长经历以及保家卫国的英雄事迹为叙述主线，以弘扬高亢、悲壮的英雄主义精神为主调，以充分展示蕴藏于民间的顾大体识大局的自发、自为意识为重点，全景性地再现了中条山抗战历史以及抗战环境下各色人的生命风景。由于历史原因，很久以来，人们对中条山抗战经过以及战争环境下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及心态，并没有多少了解。作者屡赴历史现场，查阅县志资料，于确定处蕴储历史情感，于不确处展开艺术想象，赋予这部小说以生活的宽广度和历史的纵深感。这种建立在“正史”基础上的文学创作是有一定难度的——既要尊重史实，又要合理虚构；既要超越前人，又要开拓创新；既要打破固有模式，又要呈现新经验。在私人化叙述成为主流，宏大叙述几近销声匿迹的今天，这部长篇能够正面呈现一个地区的抗战史，并努力把“责任”、“崇高”、“英雄”、“正义”等一度被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家所抛弃的主题词作为阐释的对象，这本身就体现了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在面对历史和现实时自觉的担当精神。历史就实实在在地发生在昨天，我们没有理由遗忘。
穆二疙瘩村堪称乡土中国的缩影，小说对其文化风俗、宗族结构和人伦关系展开了深入描写。一是展现民风民俗的独特性。比如第一章对丧葬风俗、祭拜仪式的细致描写，其他各章中对歌谣、民谚的引用，对人物生活习俗、自然风物、婚嫁场景的展示，等等，都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民风民俗是对一个地区生活风貌和生命景观的集中反映，小说不吝惜笔墨，聚焦于民风民俗的描写，自然将乡土中国的地方性特色原生态地呈现出来。二是展现社会关系的错综复杂性。地方各种势力之间的火拼（比如土匪之间）、党派之间的斗争（国共两党）、宗族之间的较量（比如穆家、孟家、龚家）、保甲制度内部的纷争，军队与政府之间的对立与统一（军统、党部、政府、乡公所），都在小说中得到详细展现。三是展现人际关系的寓言性。穆家、孟家、龚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和人事变迁，具有整体性的寓言性，即传统伦理道德规约下的人际关系都能在这里找到一一对应的关系，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乡土中国的道德风尚和伦理结构。比如，一个家族内兄弟之间、女人之间潜滋暗长的矛盾，一个村子内雇主与帮工的既依存又剥削的关系，都被赋予了超脱于个体意识的社会内涵。上述三层内容被作者置入“抗战”这一历史背景中，使得原本发生于一时一地的故事与国家救亡、民族新生发生了血肉般的关联。但小说并没有过多拘泥于这样的先在意图，它更多时候作为一种背景，服务于人物性格的塑造和故事情节的发展。当宏大的家国主题最终落实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附着于一幕幕的生活场景时，这样的叙述就不空，其向内开掘的力量也就格外有力。
对形形色色人物性格命运的描写，也是这部小说的突出特色。我们常说，文学是人学，文学性的生成最终还要付诸于对人物生生死死、爱爱恨恨之日常伦理情感的表达。作者通过对几个家族势力的此消彼长和几对青年人的爱恨纠葛的细细描写，全面再现了抗战时期这一地区人们的生活风貌和人性样态。不但穆老爷子、龚震川、孟先生、篾匠等父辈的性格、命运不一样，而且穆国柱、豹子、黑娃、龚敬山、恭敬水等子辈也是各各不同，就是萧芝兰、徐英花、白牡丹、毛娃等众多女性角色也各有个性。他们有的知书达理、宽容善良，有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有的情真意切、爱恨不移，有的蝇营狗苟、俗不可耐，有的恃强凌弱、色厉内荏，有的阴险狡猾、欺男霸女……在一部小说中描写了这么多人物，不但涉及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各种身份，而且其个性又迥然不同，这的确见出作者在人物塑造上下了功夫。
这部小说的语言特色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方言口语的运用。作为母语的方言一经审美转化，成为小说语言的主体或重要质素，往往能展现出标准语所无法生成的特殊的审美意蕴和美学品质——表现“人的神理”（胡适），展现“地域的神味”（刘半农），凸显“语气的神韵”（张爱玲）。我们只要细细品读，这样的理、味、韵还是能较为明显地感觉到的。而且，作者对方言口语的运用，并没有采用直接移植的方式，而是经过了较为严格的加工和转化，所以，读来，并无语言接受上的障碍。二是对话描写。有些对话描写非常精彩，不妨举一例：
毛娃一脸灿烂地说：“哥，我要你抬着花轿娶我！”
二豹子一听说：“成！”
毛娃得意了，说：“我要你吹吹打打娶我！”
二豹子肯定地说：“成！”
“我要你放炮敲鼓娶我！”
“成！”
这一对生死恋人之间的对话给人以咂摸不尽的意味。“抬着花轿”、“吹吹打打”、“放炮敲鼓”作为婚嫁的条件，既反映了浓浓的地域风俗特色，也表现了恋人之间那种微妙而幸福的心理状态。爱情的归宿是婚姻，但当时，他俩不能结成连理，因为双方父母都不同意，加之现实条件又不容许。他们唯一拥有的只能是这样的美好想象。毛娃的三次发问显示了她对美好爱情和婚姻的向往、祈祷，二豹子的三次回答（“成！”）既凸显的是他对爱的真诚、执着，这一对话描写堪称绝妙！
这部长篇所采用的家国叙事模式，对乡土中国形象的描绘，对形形色色人物性格和命运的集中展现，对方言口语的加工与运用，都给人以深刻印象。其意义至少有：
其一、彰显镜鉴价值。对作家而言，个体的生活史、心灵史、精神史远比“正史”更真实可信，更震撼人心。可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们的作家善于把历史做碎片化处理（比如，1980年代的“先锋小说”，1990年代的“新生代小说”），抛弃整体视野，聚焦个体想象，所谓“历史”也就变成了个体的生活史或欲望史。这种碎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历史叙事越来越受到质疑。事实上，它非但没法指向历史真实，也不能给人以更高、更具穿透力的艺术体验。从这个意义来说，这部长篇以史诗笔法，以反映宏大的家国精神为己任，以塑造乡土中国的人物群像为特色，既为当代文学日益狭隘的个人化历史叙述以及由此而衍生的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一种返朴归真、自我反省的契机，也为萎靡不振、颓废的文学审美注入了撒播正能量的强心剂。
其二、复活地方经验。历史也是一种话语，但文学面对的历史，更多是非意识形态化的非逻辑化的历史。因此，扎根于地方经验（语言、风俗、故事、地方史，等等）的历史叙事，不仅能够弥补“正史”之不足，将被遮蔽的、被压抑的、被篡改的部分加以复活，还以艺术方式再现一部真实的活态的血肉丰满的历史。《白鹿原下》以民国时期的白鹿原民间生活、宗族纷争、中条山抗战为素材与背景，以文学方式再现和建构“白鹿原”这一带错综复杂的地方史、家族史、抗战史，对于一个地方而言，其价值当不可低估。
其三、重申家国情怀。无论宏大叙事，还是微观表达，塑造家国形象，表达家国情怀，向来是中国文学最具传统的、最具魅力的、影响最深远的文学主题。1990年代以来，从正面切入和呈现个体、家庭与国家三位一体互生互补关系的家国叙事并不多见。《白鹿原下》不仅充分再现了国军、共产党及其军队、地方宗族及民间武装等各种力量在“抗战”中的正面形象，还在对“三位一体”互补互生关系的正面表达中，再次重申家国形象、情怀和主题在当下境遇中的重大意义。吾国吾民的情怀，吾土吾乡的爱恨，皆在这种叙述中显现出其本有的朴素价值。告别“小我”或“私我”，接通“大我”与“大历史”，这也是时代对中国当代文学、当代作家的呼唤与期盼。
本文图片作者提供
作者简介
张元珂：中国现代文学馆副研究员，文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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