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上的两位女子，当时正是花样年华，如今一位已经仙去，一位依然健在，她们的生命，都已融汇进了百年党史。建党百年之际，百岁老人瞿独伊荣膺“七一勋章”。报章上刊登出瞿独伊近年照片，精神矍铄，真个是眼里有光，心中有信仰。我少年时代，家里除了照相簿，还有一个硬木匣子，里面保存着一批老照片，多是我家前辈亲属的留影，但在那些照片里，有十数张却是血亲以外的人士，其中就有瞿独伊的影像，不是独照，是合影，跟谁合的影？孙维世。那些照片里，不但有孙维世与她的合影，还有与张梅的合影。都是在莫斯科拍的。构图，都似乎是一人坐着、一人站着，依偎在一起，孙维世则总是站在右侧高出半头（见下图）。瞿独伊孙维世那张合影背面，有孙维世的亲笔题记：“亲爱的妈妈：在我旁边的这个姑娘叫独夷，是烈士瞿秋白同志的女儿，她会唱歌会跳舞，比我小一岁，现在可以同我们讲中国话。妈妈：把我们的快乐带给你!你的兰儿。二月二十一日。”孙维世把瞿的名字写成“独夷”，显然是笔误。题记有月日，却无纪年，经推敲，孙维世是1939年随周恩来从延安飞苏联，先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后到莫斯科戏剧学院学导演的，这张照片，应该是拍摄于1940年或1941年初。瞿独伊则早在七岁时就在苏联生活，俄语已经成为其日常用语，所以孙维世去了以后，欣慰地告诉母亲，独伊现在可以同她讲母语了。孙维世的照片，分明是寄给她母亲的呀，怎么会跑到我们家照片匣里了？长话短说：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母亲任锐，1913年在北京什刹海前海北岸东侧的会贤堂举行婚礼，我祖父刘云门是证婚人。1922年孙炳文和朱德赴德国前，曾在北京我祖父位于什刹海前海北岸东侧的居所小住。他们到达柏林后，由周恩来介绍加入共产党。1925年孙炳文回北京后，在繁忙的革命活动中，发现一位二十岁的女性王永桃遭遇不幸，就和任锐伸出援手，将其接到家中，因他们很快又前往广州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就又把王永桃妥善安置到任锐妹妹任载坤家暂住。任载坤是哲学家冯友兰的夫人，后来王永桃转往山西太原其叔父处，她的恋人奔到那里迎娶了她，那就是我的父亲和母亲。
1925年底孙炳文到广州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上校秘书兼中山大学教授，此前我祖父已在中山大学任教授，他们仍是忘年交（孙比我祖父小十岁）。1927年孙炳文在上海被蒋介石杀害。1936年任锐加入共产党，1938年和三子孙名世到达延安，母子同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9年任锐被组织分配到四川璧山第五儿童保育院工作，后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图书馆工作。1938年孙炳文和任锐的长子孙泱及大女儿孙维世也到达延安。孙维世在苏联期间，当然会给母亲寄信寄照片，1939年起任锐既在璧山第五儿童保育院和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那时候我父亲是重庆海关职员，家住南岸狮子山，想必就在那个时间段上，任锐把一些她的私人相片，包括我祖父证婚的结婚照、孙炳文和她婚前婚后的一些照片，以及孙维世从苏联寄给她留念的一些照片，都交给了我父母保存，1941年她回到延安，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监印。
孙炳文、任锐一家，满门共产党员，满门忠烈。三子孙名世1948年牺牲在辽沈战役。任锐1949年4月到达天津，本应进京参与开国大典，却积劳成疾溘然逝世。1966年长子孙泱、1968年孙维世相继牺牲。次子孙继世为党工作至2008年去世。小女儿孙新世近年来还同我保持联系，世交相称，已经九十五岁。
这张瞿独伊与孙维世的合影，我在1987年，就在《收获》杂志开辟《私人照相簿》专栏时加以披露，1988年香港南粤出版社、1997年上海远东出版社出了单行本，1993年华艺出版社出版的《刘心武文集》、2012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刘心武文存》都有收入。这张照片上的两位女子，当时正是花样年华，如今一位已经仙去，一位依然健在，她们的生命，都已融汇进了百年党史。
瞿独伊荣膺“七一勋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