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娥怀着田汉骨肉退出三角恋，为他筹集离婚费，纠缠20年终成眷属
田汉
1929年的某一天，上海南园艺术学院。
一个名叫左明的学生，带着一位20多岁的女子，来到了田汉面前。
左明向田汉介绍：“先生，她叫张英，很仰慕您的戏。”
这个名叫张英的女子，长相清秀，却在眉眼中，隐隐有着一股特别的豪气。
她大方地走到田汉跟前，伸手和田汉相握，说道：“之前看了先生的戏，就很想和您见一面。田先生当真文如其人。”
张英的言谈举止，令田汉很有好感。便邀请她坐下来喝杯茶，交谈了片刻。
张英从对田汉的作品观感，渐渐聊到自己之前，留学苏联的生活和经历，不经意之间两人之间初次见面的陌生感，消失于无形。
不过，这时只觉得自己结识了一位优秀女性的田汉，尚且不知道的是，这一切，都是张英“处心积虑”的结果。
实际上，“张英”是一个化名。她真正的名字，叫张式沅。除此之外，她还有一个更为人所知的名字——安娥。
彼时，她明面上的身份，是“中央特派员”杨登瀛的秘书，而实际上她是我党的一名地下工作者。
她之所以千方百计与田汉相识，正是因为接到了上级的指令。
因为当时田汉创办的南国社，在上海影响力不俗，中共文委希望能争取田汉。
文字功底深厚的安娥，自然是最佳人选。
于是，在初次见面情况良好的情况下，安娥便经常与田汉接触，有时还带着自己的小说作品。
安娥的文章，令田汉十分震惊，尤其是其中一篇名叫《莫斯科》的小说，更令田汉赞赏不已。
不久后，田汉将安娥的这篇描述俄国留学生生涯的小说，刊登在了自己创办的《南周》月刊上，并亲自写了后记，“这样的作品是无与伦比的。”
在安娥的影响下，田汉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很快成为了我党的一员。
按照当时的任务要求来说，安娥无疑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然而，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不可控的东西，叫做感情。
在频繁的接触中，田汉与安娥之间产生了感情。这段时间的二人，宛如一对比翼鸟，经常出双入对的现身左翼文艺活动。
安娥与李燕燕（右）
1930年6月，由田汉改编自法国著名小说《卡门》的戏曲作品，在上海中央大剧院上演。
因作品中塑造的敢于反抗压迫，热爱自由的勇敢女性形象，在演出仅三天后，即遭到当局政府禁演。
南国社宣传反抗思想，令当局政府十分恼怒。
在《卡门》禁演后不久的一天，有三辆警车，悄悄包围了田汉的住所。
幸而得到鲁迅的提前知会，田汉躲过了一劫。
但南国社却没有能幸免于难。当局以“传播有害思想”的罪名，强制查封了南国社。
随后，田汉被迫转入地下，不能公开露面的情况下，安娥成为了他的联络人，两人也正式开始了同居生活。
正当两人陷入热恋之时，一个名叫林维中的女子的到来，却打破了这种美好的氛围。
与安娥结婚之前，田汉的三位妻子
因为，林维中，是田汉的未婚妻！
在与安娥相识之前，田汉曾有过两段婚姻。
他的第一任妻子，是其青梅竹马的表妹，名叫易漱渝。
然而两人婚后不过几年的时间，易漱渝便因病逝世了。
临终前，由于放心不下丈夫和年幼的儿子，易漱渝留下了遗言，希望丈夫和自己的闺蜜黄大琳结婚。
但是，虽然田汉与黄大琳，依照易漱渝的遗愿结了婚，但两人之间没有感情，相处起来更像是朋友，而不是夫妻。
就在田汉为此深怀苦闷之时，林维中出现在了他的生命中。
林维中在新加坡的一所华侨学校做老师，她意外看到了田汉写给易漱渝的《悼亡妻诗十首》。
田汉的深情和卓越的文笔水平，令林维中十分敬佩。
田汉与林维中
于是，她主动给田汉写了一封信。
后来，两人之间经常鸿雁传书。而且大胆的林维中，在一次信件中，主动向田汉表达了自己的爱慕之情，还附上了一张自己的照片。
林维中的举动，令田汉很是感动。
于是，在千里传书中，两人也算是渐渐明确了恋爱关系。
也是因此，在与黄大琳和平结束了婚姻关系后，经父母的同意，田汉与林维中定下了婚约。
然而，就在这期间，田汉遇到了安娥。
于是，造就了这一场让人无奈的三角恋。
远在新加坡的林维中，知道了田汉与安娥同居的消息，愤怒地回到了上海。
她生气地质问田汉：“之前的承诺不算数了吗，那我回国干什么？”
安娥与家人
面对同样深爱自己的两个女人，田汉陷入了深深的纠结痛苦之中。他不愿意伤害她们中的任何一个。
然而，对比田汉的软弱与犹豫，安娥却显得更加决绝与勇敢。
她告诉田汉：“我不需要家，不需要丈夫，你同她结婚吧！”
安娥的这个决定，让人震惊又感动。
但在安娥自己看来，却是再正常不过的选择。
因为她是一名革命工作者，当时的情况并不允许她与谁结婚。所以，她果断选择了退出。
甚至，在田汉没有婚房结婚的情况下，还是当时身为田汉秘书的安娥帮忙解决的。
然而，令安娥自己也始料未及的是，她竟然已经怀了身孕。
1931年初，田汉与林维中在上海的福禄寿酒店举行了婚礼。
而就在同年8月，安娥也独自生下了儿子田大畏。
即使做了单亲妈妈，安娥也没有抛弃自己的革命事业。
彼时，正值左翼戏剧运动发展的高峰期，安娥再一次化名进入大道剧社，参加革命演出。
频繁的演出活动，让安娥根本无法顾及尚在襁褓中的孩子。
工作繁忙时，她只能将孩子寄养在朋友家中，请她帮忙照看。
无暇分神的她，更加不愿意去处理和田汉、林维中之间的感情纠葛。
于是，她告诉田汉，“孩子已死，无需挂念。”
即使决心与田汉分道扬镳，但孩子仍然是困扰她继续革命工作的一大难题。
万般无奈之下，她带着仅3个月的儿子，回到了老家河北保定。
而这也是她离家六年后，第一次回家见母亲。
当年的安娥，为了自己的革命理想，不顾父母的反对，偷偷离家出走的，也是因此，她伤透父母的心。
甚至她的父亲，还在报纸上发表了声明，表示：从此不再有这个女儿。
对于张母来说，当牵挂多年的女儿，再次出现在自己面前，却是为了哀求自己能够代为照顾她的孩子，而且还是一个“私生子”。
对于女儿的经历，张母是又气又心疼，她坚决不允许安娥再次离开。
出于对母亲的愧疚，和对儿子的担心，安娥被迫在家乡滞留了近一年的时间。
直到1933年初，她才终于说服母亲，返回了上海。
然而不久后，由于上线的背叛，安娥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
田汉的创作手稿
随后，她与作曲家任光结成了夫妻，并在丈夫的介绍下，进入了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歌曲部工作。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安娥创作出了大量的进步歌曲。其中就包括我们非常熟悉的《卖报歌》、《渔光曲》等等。
岁月如梭，光阴流转，历史很快来到了1937年。
在这个对中国人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而安娥的人生，也在这一年再次发生了变化。
任光因作品《打回老家去》，遭到迫害，被迫赴法留学。他与安娥之间的婚姻关系，也因此宣告结束。
与此同时，命运也让安娥与田汉，再一次相逢了。
是年8月，在从上海撤离到武汉的船上，安娥与田汉不期而遇。
田汉与安娥
面对曾经刻骨铭心的恋人，两人似有千言无语，却不知从何说起。
几年不见，安娥发现田汉的生活，似乎并不如自己所预想的那般幸福。
或许是此次相见，勾起了安娥心中深埋的眷恋，万般不忍之下的她，将孩子的实情告诉了他：“孩子尚在，也长得很高了。”
这一次的相遇，让两人重新走到了一起。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安娥跟随田汉，辗转长沙、桂林、衡阳等多个地方，进行戏曲改革活动。
然而，虽然时过境迁，两人再次走到了一起，但他们与林维中之间的三角关系，却依然没有改变。
1940年，田汉因工作来到了重庆，林维中也带着田汉的母亲，以及两个孩子，前来与丈夫团聚。
田汉与安娥
恰巧的是，此时的安娥也与母亲和9岁的儿子，来到了重庆。
于是，婚姻生活并不幸福的林维中，在得知田汉竟然还与安娥在一起后，实在无法接受的她，大闹了起来。
爱情，也许真的可以让人失去理智。
林维中来到张家花园，田汉工作的地方，不顾体面地大闹，将事情闹得人尽皆知。
然而，这样的大闹却更加让她失去了丈夫的心。
直至后来，林维中变本加厉，在住所附近大肆张贴各种辱骂安娥和田汉的传单。
林维中的举动，将原本还怀有愧疚之心的田汉，越推越远。
在不久后，田汉与林维中的儿子因患肾炎而不幸夭折了。
孩子的离开，似乎让原本就岌岌可危的婚姻，也终于走上了陌路。
1946年，田汉向林维中提出了离婚。
这个在同样在婚姻中受尽了磋磨的女子，也终于接受了丈夫已经不会再属于自己的事实。
但就这样结束，林维中又怎能甘心？于是，她以当时资助过田汉500元为由，向他提出了500万的分手费。
最后，在田汉答应会在一年内支付300万赡养费的情况下，林维中同意签字离婚。
得知林维中的要求后，同样默默等待了许多年的安娥，将自己想方设法筹集到的100万，交到了田汉手中。
至此，这段纠缠了长达15年之久的三角恋，终于落下来帷幕。
对于这段众人皆知的三角恋，也许正如一句歌词，“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
所以，才造成了安娥的奋不顾身，以及林维中的失去理智。
我们无法评价它的对与错，只能说一切的一切，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1948年，经过了多年的兜兜转转，经历了战乱、纷争，以及婚变的安娥与田汉，终于在解放区正式组建了家庭，也总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吧。
结婚后的安娥与田汉，琴瑟和鸣，两人不仅在感情生活中相依相伴，在文化创作上，亦能相互帮助，铸造了当时中国文坛中的一段佳话。
然而，生活总是不会缺少意外。
1956年，安娥在受邀到河南观摩豫剧表演时，突发意外，中风倒地，这导致了安娥瘫痪在床。
这对奋战了一生的安娥来说，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她再也没有办法进行自己热爱的创作了。
田汉写给周信芳的信件
可堪安慰的是，田汉始终陪在她身边，为了鼓励妻子，田汉有空就会给她读报纸、读杂志，分析环境形势。
甚至，在外出参加文艺演出等活动时，田汉也会尽可能带着安娥一起，让她能够不与所热爱的文艺相脱节。
1968年12月，田汉先安娥一步离去，此时安娥也已经63岁了。
虽然她瘫痪在床，但是她依然潜心于文学，孜孜不倦，即便在田汉去世以后，也一如既往。
在田汉逝去8年之后的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不久，71岁的安娥病逝于医院。
这段不知是究竟是让人感动，还是令人惋惜的悲欢恋曲，也按下了最后一个音符。
那个年代，许多知识分子往往都有着多段情史，现在的我们无法评判他们是非对错，只能以旁观者的角度去审视。
有些人的婚姻观是从一而终，但也有的人，执着于追求真爱，也许只是人生观不同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