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56年，中国虽还不曾断绝，但已宛如丝线

春秋时代的带头大哥之齐桓公篇（18）

主笔：闲乐生

在春秋首霸齐桓公近四十年的称霸生涯中，他最可怕的敌人不是邻邦鲁国，不是山戎，不是北狄，而是在遥远南方的一个蛮夷部族。它的实力不仅远超山戎北狄，甚至还在齐鲁宋等中原大国之上，如果说戎狄只是华夏的肌体之病，那么它简直就是华夏的心腹大患。

这个部族，就是蛮夷中的战斗机，诸侯里的航母舰，所谓“南蛮”之领头羊楚国。

所谓“蛮”，即泛指生活在中国南方的各异民族，包括荆楚、三苗、百璞、百越、巴蜀等等，而由今湖北秭归一带发展出来的荆楚，便是南蛮各族中最强大的一支。不过，与戎狄不同，荆楚之文化虽与中原文化迥异，但仍是农耕民族，只不过多带一些山野的气息罢了。而且在名义上，荆楚也是周王室分封的诸侯国，只不过是打引号的诸侯国而已。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就得从头说起了。

原来，早在商朝的时候，岐周与荆楚都是商朝属下的小部族（注1），也是共同对抗商朝的盟友。不过周族农业发达，土壤肥沃，因而后来居上，崛起代商，而楚君也相当识时务地选择了投靠在周人账下，并在周成王时期接受了周的子爵封号，位居诸侯的最末一等，负责看守祭祀的燎火，地位十分之低下。然而此时楚国先辈们显示了惊人的开拓进取精神，他们“毕路蓝缕，以启山林”，一步步日渐发展壮大。事实上，“楚”在甲骨文中，就是人步行于丛生的林木间的景象；“荆”字本意则是指落叶灌木，以之作为国号，反映了荆楚先民是在环境十分恶劣的山野之中披荆斩棘、开辟山林发展起来的，远古时代并无铜铁，只能靠人力与石器刀耕火种，远比中原诸夏在平原上开垦土地要艰难。

注1：见《竹书纪年》：“（夏桀）二十一年，商师征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及《诗经 商颂 殷武》：“挞彼殷武， 奋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

图：楚国初兴时的领袖——鬻熊雕塑，位于武汉楚才园

到了西周第四任君主周昭王与楚国第二任君主熊艾时期，楚国终于走出山林，开始脱离于周体系外并不断吞食融合周边蛮族。周室衰落后，楚国第六任君主熊渠更是自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而王为加位，我自尊耳。”从而立三子为王，与周天子分庭抗礼，役属群蛮，骎骎乎似有侵犯中国之势，时至今日，湖北人说话，在遇到不服气或不甘心时，还习惯说一句“老子就是不服周”，“不服周” 这个词，就源于此。另外，楚国成为春秋霸主后，还出现了一句叫做“霸蛮”的俗语，至今仍代表着两湖人民那种吓不怕、压不倒、打不死、咬定青山不放松、就算死也不服输的地方性格与族群精神。

到了楚文王（公元前689年到公元前677年）时期，楚国终于称雄于江汉，成为南方第一大国，并正式踏足中原，掀起了一连串的灭国狂潮。据《马王堆汉墓帛书》记载，楚国这时的政策是“兼人之国，修其国廓，处其廊庙，听其钟鼓，利其资财，妻其子女。”真的很黄很暴力。

据不完全统计，历春秋一世，楚灭国六十，超过灭国数排名二、三、四位的晋、齐、鲁三国的总和。光楚文王时期，楚就接连吞并了权国（今湖北当阳县西南）、邓国（今湖北襄樊北）、申国（今河南南阳）、息国（今河南息县）、贰国（今湖北应山县境）、轸国(今湖北应城县境)，并陆续打败了随国（今湖北随县）、蔡国（今河南上蔡）、巴国（今四川重庆）、庸国（湖北竹山）、绞国(今湖北郧县西北)、罗国（今湖北宜城县西）、郧国（今湖北沔阳县境）、州国（今湖北监利县东），并将这些部族与小国全部收作自己的小弟，从而形成了一个空前庞大的军事集团，其势力范围幅盖了整个湖北江汉平原，并一步步向中原推进，到了楚成王即位时（公元前671年），荆楚联盟的势力范围已经推进至河南境内的郑国边界，这里距离周之王都洛阳，只不过二百余里，只要楚国愿意，随时可以招呼几万个精壮的男人闯入王畿寻开心。华夏的危机，已经迫在眉睫！

可以想见，当诸夏之间内乱不止鸡飞狗跳的时候，猛抬头一看，却发现楚国这个地方千里，带甲十万的庞然大物已跃马挑枪在眼前，直逼天子脚下，这其间的心旌震荡，实在难以言述。

另外，与野蛮弱后、且无严密政治组织与领土野心的戎狄不同，荆楚是一个极度发达的文明古国与超级大国，不管是政治、军事、文化，还是生产力水平，它都不比诸夏差，甚至更强。可以说，楚国完全拥有统一天下的野心与实力，如果中原各国还像从前那样一盘散沙甚至互相攻伐的话。

我们都知道，荆楚最后没能统一天下，反而被华夏给同化融合了。但是，如果没有齐桓公以及后来的晋文公，谁融合谁还不一定呢！

所以，身为华夏联盟的盟主与霸主齐桓公，无论多累多苦，，他还是必须带领大家去阻止强楚对中原的疯狂入侵，这是他的责任，也是诸夏目前的当务之急。更重要的是，如果不降服楚国，齐桓公的霸业就远算不上完美。齐桓公辛苦了这么多年，可不想只做半个霸主，或者三分之二个霸主，这也太憋屈了。而且降服楚国不仅是齐国的需要，也是诸夏的共同需要，特别是邻近楚国的诸侯们，他们现在相当危险。

而其中最危险的两个国家，就是蔡国（周文王子叔度始封）和郑国（周宣王弟桓公友始封）。这两个国家都是周王室的直系宗亲，地位非常重要，但又都临近楚国，经常受到楚国的入侵，它们一旦坚持不住被楚国征服，楚国的实力将更强大，气焰将更嚣张，华夏各国的抗楚信心也将受到极大的打击。事实上，遥远的楚国第一次出现在鲁国史书《左传》上，就与蔡、郑有关，鲁桓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710年，“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

这说明楚国早在春秋初年，就已经对二国形成威胁了，但它正式对二国展开侵伐，还是从齐桓公年间（公元前685～前643年在位）开始。

楚国对郑国的侵伐开始于齐桓公八年（公元前678年），当时齐桓公刚在前一年召集第二次甄地会盟，正式成为春秋时代首位霸主；而楚国则在前两年刚吞并南方大国申国和息国，国势越发强盛。而郑国当时又正在侵扰宋国，形势相当混乱，齐桓公本欲为宋国对郑用兵，但在知晓楚国也在攻郑后，便及时调整战略，与郑联盟，楚文王知难而退。

六年后，公元前671年，周天子赐胙于楚成王，并令其“镇尔南方夷越之乱”，言下之意在南方发展就好了，不要来中原捣乱。

然而，在齐桓公二十年（公元前666年）秋，楚国令尹（掌握楚国军政大权的最高官职，相当于宰相）子元带领战车六百乘，再次大举侵郑，齐宋联军赶紧救援，楚军连夜遁走。紧接着齐桓公又从公元前664年开始北伐戎狄、救援燕国、邢国、卫国，马不停蹄，四处奔波。

然而，公元前662年，楚成王又率军攻入郑国，齐桓公与宋桓公联手，再次拯救了郑国。

齐桓公二十七年（公元前659年）秋，楚国人贼心不死，再次进攻郑国。齐桓公于是在荦地（今河南淮阳县西北）这个地方与鲁、宋、郑、邾等国举行了一次大型盟会，谋划对付楚国的大计。这也就是齐桓公“九合诸侯”的第四合，荦之盟。

第二年秋，比郑国还靠近楚国的两个嬴姓（虞舜之臣伯益之后）子爵小国江国（今河南正阳南）和黄国（今河南潢川，）主动来找齐桓公，要求加入华夏联盟，这是因为楚国经常欺负他们，他们不堪忍受，故遣使来寻求齐国的保护。

远人来归，这是大好事儿啊，齐桓公当然答应。然而管仲却对此表示反对：“江、黄远齐而近楚。楚，为利之国也。若伐而不能救，则无以宗诸侯矣。”他认为江黄二国与郑国不同，江黄的实力太弱，又太靠近楚国，很容易被楚国吞并，如果我们当了他们的保护人却没来得及救他们，这对齐国的霸业有大害，所以千万不能接纳此二国。

可是，齐桓公终究没有听管仲的，他认为争取楚国的周边邻国，可以孤立楚国，并能为军事打击楚国做准备，他看不出这样做会有什么问题。

于是，齐桓公与宋、江、黄三国在贯地（宋邑，今山东曹县南十里）与阳谷（今山东阳谷县）接连举行了两次盟会，正式成为了江黄二国的保护人与带头大哥。

齐桓公错了，大错特错，他第一错就错在太低估了楚国的野心，他以为举行几次盟会，拉拢几个小国楚国就会收手了？怎么可能呢？就在齐桓公忙活开会的时候，楚国又是连续两次攻入郑国，屡败郑军，并将郑国大夫聃伯俘虏，郑文公支撑不住，差点就向楚国投降。

齐桓公错了，大错特错，他第二错就错在太高估了江黄二国的抵抗力，九年后，楚国伐江灭黄，齐国路远不能救，大失人心，霸业从此衰落。这是后话了。

至于蔡国，楚国对它的侵伐早在齐桓公二年（公元前684年）就开始了，这一战，楚文王大败蔡军，并将蔡哀侯俘虏，改立哀侯之子肸为蔡繆侯。

蔡哀侯最终孤独的客死在了楚国。

四年后（公元前680年），也就是齐桓公“甄之盟”齐国始霸的前一年，楚文王借为宠妃息妫复仇，再次率军攻入蔡国，痛扁了小蔡一番。

没办法，蔡国就如它的名字般，太菜了，楚国揍它，就跟砍瓜切菜那般容易。

事情过后，蔡繆侯也知道自己菜的很离谱，于是将自己最宠爱的最小的妹妹蔡姬嫁给了齐桓公为三夫人，以结好齐国，寻求强援。

楚国连年北侵，中原诸侯不堪其苦，水深火热。据《管子》一书记载，当时，郑蔡二国城池崩毁，屋宇遭焚，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楚国还阻塞河水，淹没宋国四百里良田，以至宋民无以为生，冻死饿死无数。

总之，这几年真是多事之秋，公元前660年，狄人灭卫，将卫人杀得只剩五千多人；次年公元前659年，狄人又灭邢国；卫邢二国在齐桓公的帮助下才得以在黄河南岸重建家园。而从这年到公元前657这三年，楚国又三次大举攻打郑国，郑国陷入苦战，他们之所以没有投降，只因为齐桓公，那是他们最后的一缕希望。所以《公羊传 僖公四年（公元前656年）》说：南北两方面的戎狄蛮夷等异族交相入侵，中国虽还不曾断绝，但已宛如丝线。（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

老虎不发猫，你当我是病危啊！看来，齐桓公必须与楚国来场硬仗，与楚王来场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决了，因为它不仅关系到齐国霸业的成败，而且关系着整个华夏民族的生死存亡。

这便是历史赋予齐桓公的伟大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