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新阳：蒋锡武先生《艺坛》的京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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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春节，全国笼罩在新冠疫情的重重霓雾之中，武汉更是全国人民心系之所，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一位故人——武汉的京剧理论研究专家蒋锡武先生。蒋锡武先生是我景仰的前辈学者，我与锡武先生的因缘可以追溯到自己的高中时代。1994 年经浙江省京剧团朱云鹏先生介绍，我开始订阅蒋先生主编的《艺坛》，由此我与蒋先生开始了前后20 年的交往。最初，蒋先生寄来《艺坛》1993 年第3、4 期合刊和1994 年第1 期两本刊物，并在信中写道：“杨派艺术十分精深，值得一'迷’，而眼下学杨的尤多，你们沈阳的于魁智不就是学杨而名噪全国的吗？不知你的同辈人中还有无如你者？京剧如果只有台上的于魁智而无台下的若你刘新阳者，是难免要'危机’的。因此，见到你的来信，我们尤其高兴！”（蒋锡武1994 年5 月2 日函）蒋先生当时是《艺坛》的主编，也是武汉市艺术研究所的领导，他能在繁忙的工作中挤出时间给一个素昧平生的中学生回信，且给予热情的鼓励，这让我的内心十分感动，在信中还能读出他在领导和主编身份之外，更对京剧所面临的来自市场和青年观众的忧虑，当时我对蒋先生的第一印象就是敬业。
《艺坛》中刊发了刘曾复、吴小如、叶秀山、苏国荣、袁良骏、张古愚、刘乃崇、蒋健兰、吴同宾、徐城北、朱复以及陶雄、高盛麟、拙翁、汪曾祺、周作人、石挥、翁偶虹等一批大家、名家的文章，内容厚重且又实在。这使我对这本来自武汉市艺术研究所的《艺坛》肃然起敬，并决定长期订阅《艺坛》。但翻遍了杂志却没找到刊物的邮发代号，于是我写信给蒋先生询问订阅和购买往期《艺坛》事宜。后来蒋先生寄来1994 年第2、3 期合刊的《艺坛》，其中在卷末“来信选登”栏中选登了我这个“沈阳青年读者”的信。不仅如此，蒋先生还在这期《艺坛》之《卷前絮言》中提道：“沈阳青年读者刘新阳则来信称欲长期订阅本刊，却找不到邮刊的国家统一邮发代号，问以何故”云云。《艺坛》固然是内部刊物，但蒋先生作为主编却十分重视读者，特别是普通和青年读者的意见和反馈，这使我感到《艺坛》既格调高雅，同时又是一本很接地气的刊物，长期邮购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那时捧读《艺坛》是一件幸福感很强的事。最重要的是通过《艺坛》文章末尾的作者简介，让我平生第一次知道在文化系统中有“艺术研究所”这样的机构，更有如龚和德、余从、吴乾浩、吴同宾、刘琦、蒋星煜、王永运、沈鸿鑫、李晓、汪人元等一批“研究员”“副研究员”供职于“艺术研究所”，也可以说正是当时的《艺坛》给我心底撒下了“理想”的种子——对“艺术研究所”和“研究员”这样的机构及称谓以及众多从事戏曲研究的前辈充满了无限的崇敬和向往。我那时常想，如果自己长大也能进入这种单位工作该有多好——可以写这样的文章，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愉快地邮购内刊《艺坛》不得不于1997 年下半年终止，当时蒋先生曾有信来，大抵是说那时全国出版系统整顿，内部刊物如不能转成公开刊物则一律叫停。事实上，多年来蒋先生一直在为《艺坛》转变身份而奔走呼吁，但终无果，此时只能停办。1998 年年初，蒋先生又寄来他的新著《京剧精神》，至此我才知道蒋先生不但是位优秀的刊物主编，还是位出色的戏曲理论研究者，他对京剧这门“舞台性”很强的学问有着太多颇为独到的见解。
蒋先生是位不甘沉沦的知识分子，经多方努力，《艺坛》终于在2000 年重获新生，通过“以书代刊”的形式在武汉出版社正式出版第1 卷。捧读装帧精美的首卷《艺坛》，我的心情五味杂陈，最初《艺坛》只是武汉市艺术研究所的一份只准内部交流、不许公开出售的内部刊物，作为主编其实只需按照上级要求做好“规定动作”即可，但这显然不是蒋先生的追求。即便是内刊，他依然以极高的标准和百倍的热忱对待刊物的组稿与编辑，使一个市级内刊在几年间集中刊发了全国知名专家学者一批有着极高学术价值的文章，这不仅在内刊中极为罕见，即便在当时的公开刊物中也并不多见。难怪在1996 年左右，刘曾复教授在一次参加央视“倪萍访谈录：京剧的前途”节目时，特地把《艺坛》连同几本公开的戏曲刊物一并推荐给电视观众，可见当时《艺坛》在老一代学者心中的分量与地位。如今《艺坛》在停刊数载后终于“修成正果”，怎不令人欣喜和感慨？在《艺坛》第1 卷《百年聚焦》栏目中刊发了张颂甲先生的《梅兰芳先生蒙“难”记》，后附刊发于1949年《进步日报》的两篇重要历史文献，最后则是吴小如教授的论文《试论“移步不换形”——关于京剧表演艺术的规律问题》，可以说这是《艺坛》将岁月沉淀的“时代烙印”经过半个世纪的洗刷，在21 世纪之初又回归艺术规律探讨上的一组分量很重的文章，编者的一片良苦用心，天地可鉴，但这组文章在当时京剧界也引发了不小的论争……
由于《艺坛》知名度的不断提升，并在文化学者王元化先生的推动下，《艺坛》从第3卷开始走出湖北，同上海教育出版社合作。从第4 卷起，又与上海书店出版社合作，直至《艺坛》第6 卷出版。这期间我还把它推荐给身边喜欢京剧的朋友们，那些年《艺坛》与我的相互陪伴给我留下了很多快乐而美好的回忆。
与蒋先生神交已久，真正见面却在2007 年。这年5 月蒋先生同马明捷先生等京剧学者一道应邀赴京参加傅谨教授主持的第2 届京剧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因一同参会，得与蒋先生在马老师的房间首次见面，坐间还有久仰大名的常立胜、穆凡中两位先生。现实中的蒋先生谦逊低调，没有想象中的“西服革履，风度翩翩”，相反着装很随意，以至我清楚地记得他去北京开会穿的竟是一双圆口布鞋。
2009 年5 月，研究京剧的前辈们再次齐聚京华参加第3 届京剧学研讨会，我也于2007 年年底考入辽宁省艺术研究所做戏曲研究工作，终于圆了自己学生时代的梦想。报到当天友人来访，送朋友时可巧在大堂碰见去医院探视徐城北先生归来的穆、马、蒋3位先生，当时友人为我们在大堂拍下一张合影。会议期间，我从蒋先生口中证实了之前的传闻——此时他患上了抑郁症，但此时萦绕在他心头的一件大事还是同《艺坛》合作出版方出现的问题，这让已退休的蒋先生甚是惆怅……此后蒋先生便再未出席京剧学研讨会。
2011 年11 月，第6 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在武汉举行。我随单位赴武汉观摩，其间与蒋先生两次通话表示要去看他，但他一再推辞，并说“你能打电话来，我就已经感激涕零了……”考虑到病人需要休养，未征得同意不好贸然打扰，我便未再坚持。事后想来很是后悔，然这已成为不可弥补的遗憾……
2012年年底，蒋夫人刘明明老师寄来先生新作《京剧思辨录》，书中所录是蒋先生从事戏曲艺术研究以来，陆续发表在报刊上的理论、评论文章的总辑，可谓“一卷在手，尽收眼中”。在感念蒋、刘两位老师美意的同时，我更爱读蒋先生这部书里的文章。“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在蒋先生的文章中既无“风派”又无应酬，更不空谈。篇幅所限，仅此引录蒋先生涉及京剧研究的3 个不同方面的主要观点，以点带面地展示先生的理论主张。
在面对京剧流派的创新与发展时，蒋先生通过逆向思维另辟蹊径，以假设为题，发表了《假如张君秋是在中国京剧院……》，他在对比当时中国京剧院和北京京剧团的演出生产机制时指出：
所谓演出生产机制，要点在于个性和整体之关系。深一步说，便是演出生产中所确立的机制及其体制问题；具体讲，一个是“名角制”，一个是“集体制”。……两院团的这种不同倾向的产生，更与相关制度的建立及其保证程度有关，这个制度，就是大半个世纪以来，逐步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导演制以及作曲制。要知，这两种制度所以产生，即是以遏制甚至破除名角制为己任，并由此而达到整体性效应的加强。正是在这一制度的建立上，以及发挥其效应方面，中国京剧院的优势是明显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以至保证了中国京剧院整体性风格的有机形成，反之，北京京剧团则因这种制度建立得不够坚挺，遂使他们的“角儿”在创演中有着更多一些的自由度，从而突显出个人风格。……
流派形成的前提，说到底是“角儿中心”。要想产生流派，不但不能忌讳之，而且还要倡导之、发扬之。“角儿中心”的思想基础，则是演员的主体意识，表现为对编、导、音、美等方面的着意参与，当然就更不要说其自身的表演了。那种脚本靠编剧，排练靠导演，唱腔靠作曲，装扮靠舞美的演员，是不可能创造流派的。
又如在一个时期里，整个戏曲界在“大制作”观念推进下，新编剧目舞美设计之风甚嚣尘上，蒋先生则在《该提出“贫困戏剧”了》中严肃提出：
有一种观点，说是中国戏曲没有像西方那样走上写实的道路，是因为物资的匮乏，从而带来舞台的贫困，而造成写意云云。且不说这种认识似是而非，那么，外国写实剧最初的舞台条件也很简陋，怎么就未走向写意一途呢？实际上，写意也好，写实也好，其根本系于不同文化的指向，是由文化的不同决定的。问题更在于，这种观点的成立，便给今天的京剧写实化找到了一个理论根据，因为今天的物质条件比过去好得多……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靠着“物欲”来刺激消费的新戏，多半不曾留下来，倒留下一大堆器（弃）物。何以如此？如果说先前的物资匮乏激发了表演者的创造，从而带来戏曲表演的“富庶”，那么今天，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则正是物资的奢侈将不断销蚀表演者的创作欲望，从而带来表演的日益“贫困”，一个表演“贫困”而靠着包装支撑的京剧新戏，如何能不命短呢？长此以往，岂止是一个戏的夭折，最终致命的是整个京剧艺术。
论及京剧艺术的历史与文化定位时，蒋先生则把京剧纳入“古典艺术”范畴，他在《古典京剧的现在存在价值》中提出：
京剧的价值就在于它的古典性，不在于它的现代性，没有了京剧，丝毫无碍于现代艺术的发展、繁荣，然而却失去了一份古典的精粹、巨大的遗产。…… 如果说，现代艺术主要满足的是人们前瞻式的心理要求，那么，京剧一类古典艺术便可以满足人们回顾式的精神渴望。由此而看，京剧虽然跟不上时代，难以与现代工业文明的节奏合拍，却也未必就完全是时代的“弃儿”；既然能够提供现代人以“回忆”“怀旧”的消费，作为农业文明产物的古典艺术便也有了一定的价值。……作为古典艺术，京剧在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有补现代艺术之不足的功用。也许这种功用不大，但有总比无强。原是不必转化而加入现代艺术中去的。
《京剧思辨录》收录的每篇文章都闪烁着蒋先生睿智深刻的思想亮点，同时也倾注了他的心血，作为从事戏曲研究工作的后辈，似乎无须再对他的观点加以不必要的拓展与阐述，作为京剧研究者——蒋先生的风骨、理论功底、学术品格、远见卓识、职业使命感均尽在他的文论之中，再无须赘言。
2014年9月2日，我接到刘明明老师打来的电话，告知蒋先生于当日凌晨因肺部感染病逝，推算蒋先生仅66 岁便弃世远行，令人惋惜。平心而论，于京剧研究这一领域来说，如果不身处京、津、沪这样京剧发展的重要码头，坦率地说，一名京剧理论工作者若想干出一番成就并走上全国京剧研究领域的平台，其实是有相当难度的。这其中固然有勤奋、天赋等主观因素的制约，但像视野、平台和机遇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同样也不能忽视，而想要在“地方”杀出一条血路走进“国家”研究领域的视野，必然要付出常人所没有付出的艰辛与努力，蒋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凭借自身的刻苦钻研，成就了一番自己的理论建树，最终走上全国京剧研究平台的“地方”理论研究者，此中的甘苦得失，只有他自己知道。
蒋先生幼年即入梨园工京剧花脸，对京剧表演艺术有着深入的理解与实践，坐科经历使他深谙戏曲舞台上的表演艺术规律。“文革”后，蒋先生从剧团转入文化部门工作，他又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也是多年来他与叶秀山先生惺惺相惜、志同道合的缘故。蒋先生学戏的经历，使他能够轻易地“走进”京剧舞台形态的内部，而哲学角度的思考使他又能“走出”京剧并运用哲学的思维和文化的视角，从更高的维度对京剧艺术加以审视。每每读先生的文章都会有种感受，在他的文章中少有“本本主义”，讲的更多的则是“戏班”里具有专业舞台思维的内行话，同时更有站在更高的文化视角对于民族传统艺术的精彩论析。在蒋先生看来，京剧艺术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的文化属性，这样的属性也决定了京剧具有“古典主义”的品格，因而蒋先生在京剧研究的理论主张上属于“保守派”，但他自己并不介意别人这样评价他，他甚至还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抱守居”，盖取自嘲抱残守缺之意，还请叶秀山先生题写横额，悬挂于书斋。在我看来，蒋先生最为可贵之处就在于他秉持一生的“抱”和“守”，他所抱的“残”和守的“缺”恰恰是京剧艺术在继承创新中坚固本体发展所应坚守的品格，而要“抱残守缺”地坚守住这一底线，正是为了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变迁中的延续与发扬。从这个角度来说，蒋先生无疑是一位有追求、有思想、有良知、有操守的京剧研究家，只是病痛的困扰使他在后期再无力写出往日那空灵悠远而又富于思辨思想的文章，每想至此，无限的感伤便涌上心头……
2017 年9 月，武汉市艺术创作研究中心举办了戏剧理论家蒋锡武京剧学术成就研讨会，因公务在身，未能亲往，当时我做了首题为《锡武先生京剧学术研讨会在汉举行，因公未克躬逢盛会，俚句遥怀蒋公》的绝句发往武汉，既表示自己不能参会的歉意，借此也缅怀我所敬重的锡武先生：“幼步氍毹习净行，情思抱守著宫商。雕章邃美留芳迹，弦断余音响绕梁。”更希望蒋先生对京剧艺术不与时同、不与人同的文论，能在京剧乃至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中发挥其不应忽视的作用，倘真如此，锡武先生亦当含笑九泉了。
（作者系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艺术研究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