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禄堂由国术研究馆到江苏省国术馆实录
文／北京市武术运动协会孙氏太极拳专业委员会
关于孙禄堂如何受聘于国术研究馆（后改称中央国术馆，笔者注，下同）以及如何又转任江苏省国术馆，坊间传说纷纭。理清这段历史，对于我们研究、了解近代国术运动初期的历史环境，尤其是深入探究近代国术运动发展脉络形成的深层原因是有益的。为此我们根据史实以及相关史料的记载，对孙禄堂因何辞去国术研究馆任职以及为何去江苏省国术馆任职这个过程进行了梳理，呈现这一历史事件的真实原因。
1928年3月24日国术研究馆成立，决定聘请孙禄堂担任该馆的教务主任兼武当门门长，因馆方没有孙禄堂新的联系地址，故委托陈微明帮助联系。
4月初，孙禄堂接到陈微明转来的国术研究馆聘请函，陈微明邀请孙禄堂先途经上海见面，再由上海去南京。孙禄堂于4月中下旬乘火车去天津，由天津乘船去上海，途中遇台风，在海上停泊一周，至4月底到达上海。
《申报》1928年4月29日
孙禄堂到达上海后受到上海武术界各方的隆重欢迎，期间孙禄堂受邀表演了几次武艺，震惊上海武术界，中华体育会、上海法科大学、俭德储蓄会、精武体育会等多家机构力邀孙禄堂留在上海任教，教授其武学。
←
《民国日报》
1928年4月30日
→
《申报》
1928年5月5日
5月6日，国术研究馆再次给陈微明来函，请陈微明转呈孙禄堂，邀请孙禄堂来国术研究馆任教。于是孙禄堂于5月7日乘火车由上海到南京，5月11日中央国术研究馆举行欢迎大会暨开课典礼。典礼过后，孙禄堂得知有针对自己的匿名信，不知何人所为，信中皆是捏造的毁谤之言。孙禄堂见此环境，对张、李二人讲：“我这次南来主要是来看看李督办等故交，并非为馆中任职而来。”当即提出辞职，退还聘书，拂袖而去。
张之江、李景林见此，极力挽留，李景林请陈微明转告孙禄堂：“若不愿意住在国术馆中，即在我处住可也。高兴时去看看，不必拘泥。”孙禄堂见此，勉强同意暂留，孙禄堂说：“即如此说，我暂承乏，请督办（指李景林，笔者注）速物色人才。”
《民国日报》1928年5月7日
但此后孙禄堂又接连收到匿名毁谤信，且在教学内容及课程安排上孙禄堂与张之江意见不同，孙禄堂随即挂冠而去。
斯时中华体育会（上海）、上海法科大学、上海俭德储蓄会、精武体育会等多家机构皆下聘书邀请孙禄堂去讲学。
《中央日报》1928年5月12日
鉴于孙禄堂武功卓绝，在国术界内外影响巨大，李烈钧、张之江、李景林等意欲请孙禄堂留在国术馆体系内，见孙禄堂虽然平日待人态度谦和，但做事时极刚强果决，故与江苏省省主席钮永建商议，决定立即成立江苏省国术分馆（后改称江苏省国术馆，下同），由钮永建兼任馆长，由孙禄堂担任教务主任主理馆中教务等一切事项。同时，李景林请托孙禄堂推荐接替武当门门长的人选，孙禄堂先后推荐数人，如靳云亭等，却因多种原因皆未能赴任，最后找来了高振东代理武当门门长。高振东到任后月余，发生少林、武当两门门长比武事件。此后中央国术馆取消武当、少林两门的设置，改设教务处负责教务。李景林邀请陈微明担任教务处长。陈微明以致柔拳社走不开为由婉拒。
上述内容见1928年4月27日至5月12日的《申报》《民国日报》《中央日版》的相关报道、中央国术馆与江苏省国术馆的课程设置及课程表以及1947年8月21日陈微明发表在《小日报》的回忆文章《近代武术闻见录》等。
以上就是孙禄堂辞去国术研究馆的情况以及整个过程，期间并没有发生2000年后出笼的“尘封了八十年之久的武林逸事（即《记武当门长高振东》）”以及《天生我材必有用——高振东先生回忆录》两文中捏造的王子平挑战孙禄堂之事。
对孙禄堂因何来国术研究馆又因何挂冠辞职这个过程，深度参与的陈微明在1934年8月《国术统一月刊》发表的《孙禄堂先生传》中“以忌之者众，不合辞去”，概括性地记载这个事件，此后陈微明又在《近代武术闻见录》中对此事作了如上所述的翔实记载，即孙禄堂是因国术研究馆中有人针对自己频频发送匿名毁谤信，而提出辞职，挂冠而去。
分析一个历史事件背后的原因，第一要以确定的史实及史料记载为基础；第二要在这个基础上，通过对相关史料进行甄别、辨析，依据逻辑，分析其原因，判断其真伪。
一、相关史实及史料记载如下
史实一
国术研究馆于1928年3月24日成立，筹备两个月后，于1928年5月11日举办开课典礼暨欢迎该馆主任孙禄堂。孙禄堂于1928年5月中旬即挂冠而去，国术研究馆于5月下旬与江苏省政府商议筹备成立江苏省国术分馆,并由江苏省政府委员会议决定成立江苏省国术分馆，于1928年5月27日宣告成立，推定钮永建为馆长，钱佐伊为副馆长，陈和铣、张之江、何玉书、茅祖权、张乃燕、孙少江为董事组织董事会；于6月29日开第一次董事会议，通过章程，着手组织本馆分教务、事务二部，聘请孙禄堂为教务主任，孙少江为事务主任。江苏省国术分馆开始成立时，其地址设在南京道署街江苏水陆公安管理处旧址。
史料证据：
1、《中央国术馆汇刊·纪要》《本馆筹备会纪事》一文（1928年7月出版）。
《中央国术馆汇刊》
2、《中央日报》1928年5月12日报道“国术研究馆已开课并欢迎主任孙禄堂”。
3、《小日报》1947年8月21日《近代武术闻见录》。
4、《江苏省国术馆年刊》《本馆大事记》（中华民国18年7月编印）。
史实二
孙禄堂与张之江在武术思想上高度趋同，在国术教学宗旨上也多有相同之处，都认为国术教学在精不在多，但当落实在具体课程安排上，两人意见不一。
孙剑云讲：“先父从上海到南京不久，李烈钧、张之江、钮永建、李景林等设宴欢迎先父，席间张之江讲：'都知道老先生是万能手，我不敢让您留下千手万手，每期留下个百八十手就行了。’先父讲：'一年下来能把三手学明白就不错啦。’张之江问：'哪三手？’先父讲：'无极式、三体式和劈拳。’张之江听先父这么讲，就不说话了，露出不满之色。以后传出先父保守国术秘密的说法。先父察人甚明，感觉与张之江不容易合作，就提出辞职。张之江多次挽留，请李烈钧、李景林来做说客，但先父去意已决。后来钮永建来，说要成立江苏省国术馆，请先父去，钮永建说：'教什么怎么教都听您的。’这样先父就答应去了江苏省国术馆。”
孙剑云这个说法是否可靠呢？
这从中央国术馆与江苏省国术馆的课程安排上，可以清晰地发现二者在课程安排上的标准不同。
按照国民政府的要求，中央国术馆及各省市国术分馆的课程比例是术科（即国术）最多只能占总课时的60%，学科占40%，这个术科与学科的分配比例是不能变的。学科包括党义、军事训练和文化三部分，其中党义含（国耻课）占20%也是硬性规定，军事训练与文化课比例可以自行安排，基本各占10%。所以，真正用来国术教学的课时只有总课时的60%，而且师范班要求一年一期毕业，民众班半年一期毕业。那么在一年总课时60%的时间里教什么、学什么才合乎国术研究馆这个名号，就反映主管者对国术的不同认识。
比如，孙禄堂主持的江苏省国术馆的术科内容只有三门课程：形意拳、太极拳和少林拳。而中央国术馆的术科内容包括八门课程：形意拳、八卦拳、太极拳、翻子拳、戳脚、搏击（拳击）、摔跤、长短兵。而且在术科中摔跤所占比例最大。
在同样的教学时间内，江苏国术馆只开设三门课程，而中央国术馆开设八门课程。由此就清晰地反映出孙剑云所讲的，他父亲孙禄堂与张之江在国术的教学内容与科目安排上的分歧。所以，尽管二人都提倡国术修身、术德并重这一宏观宗旨，甚至张之江也提倡“练习国术在精不在多”（见张之江在中央国术馆成立后第二次讲演），但在如何落实上，在何谓多、何谓精的具体体现与取舍上，二人的观点不同、意见相左。张之江为馆长，馆中教师不少人附和张之江的意见，这也是孙禄堂辞职的原因之一。同时，也是导致“忌之者众，不合辞去”的根子。
因为孙禄堂“极简”的教学思想势必要导致一批中央国术馆的拳师下岗，必然会引起众人之忌。但师范班一年一期毕业，不如此，则不能保证教学效果，所以这又是孙禄堂所坚持的。显然张之江那种“适度”的在精不在多的思路更容易得到众人拥护。故孙禄堂因不合辞去。
史料证据：
1 江苏省国术馆师范班课程安排
2 中央国术馆师范班课程安排安排
史实三
中央国术馆首届国术国考时，评判长之一的马良突然要考试点录人员宣称要受邀前来参观的嘉宾孙禄堂参加考试，引发孙禄堂走到场中高声质问：“今日考试乃是国家大典，为何不照考试规则，我不是报考人员，为何妄传，如果本次考试改为打擂，我即上场比试。”斯时国府常务委员、评判委员长之一的李烈钧及其他人员都下到场中，缓解气氛，并请孙禄堂去主席台就坐。这时台上观众大喊“马良评判不公，赶快退席！”马良不得已，下台而去。
史料证据：《小日报》1947年8月29日刊登《近代武术闻见录》，陈微明撰写。
史实四
1929年11月浙江举办国术游艺大会，被后人称为“千古一会”，全国知名的武术家能汇聚一堂，在此前的历史上也是闻所未闻。当时浙江省政府有浙江财团的支持，借西湖博览大会的势头，办此空前盛举。大会出钱、出路费并免费食宿招待，把全国各地知名拳师请来。这既是盛事，但也有很大的麻烦，麻烦不仅是招待，更要紧的是每位拳师的座次如何排才能使来者气顺诚服，花钱办事，才能得到好的效果。因此，排座次就是件非常慎重的事。从当年各类报刊的报道上看，大会办的很成功，举办者达到了目的。因此，上海又紧跟着办了上海国术大赛，基本班底就是浙江国术游艺大会这些人。
浙江国术游艺大会聘请了布衣出身的孙禄堂担任评判副委员长，与国府委员兼国府军事委员李景林上将等一同作为本次大会的号召性人物主持本次大会，并且聘请孙存周担任首席检查委员。上海国术大赛又聘请孙禄堂担任评判主任。
《浙江国术游艺大会汇刊》1930年3月出版
史料证据：
1、《浙江国术游艺大会汇刊》浙江省国术馆1930年3月出版。
2、《民国日报》（上海）1929年12月19日（沪讯）《上海国术比赛大会开幕》，内中报道“评判主任孙禄堂，与张兆东、姚馥春、吴鉴泉、刘百川、佟忠义、陈微明、李星阶……”
史实五
中央国术馆《国术周刊》刊登《国术史》中对孙禄堂的评价：“禄堂先生之为人，其技击因已炉火纯青，其道德之高尚，尤非沽名作伪者所可同日而语，术与道通，若先生者，可谓合道术二字而一炉共冶者也，世有挟技凌人者，应以先生为千秋金鉴。”
史料证据：中央国术馆《国术周刊》152～153合刊“国术史（续18）孙禄堂”。
史实六
江苏省国术分馆成立后，该馆最高行政实际由孙禄堂统领，馆长钮永建全面放权。这是孙禄堂接受江苏省国术分馆聘任的原因。而且这从孙禄堂到任后的实际管理中得到了证实。
史料依据：《大亚画报》1932年12月10日刊登《一龙二虎记》，内中记载道：“溯江苏省国术馆，初开办时，钮永建氏，适任第三届省政府主席，乃自兼任该馆馆长一职。河北老拳师孙禄堂氏，则以教务长名义，绾领馆中最高行政，规划一切，颇见周祥，钮氏畀依尤殷，事无掣肘，是以该馆虽在建设初期，而气象严整，凡百俱见蒸蒸日上也。……”
史实七
根据费隐涛在其《我的武术生涯》（发表在《人物春秋》）中自述，他13岁拜王子平为师习武，三年后王子平带他去镇江向孙禄堂学习形意拳。由该自述亦可旁证当年不可能发生王子平挑战孙禄堂一事，因此孙禄堂辞去中央国术馆的职务一事与王子平没有关系。
史料证据：费隐涛口述的《我的武术生涯》发表在《人物春秋》上，发表时费隐涛还健在，且发表后无人提出质疑，故可作为口述史。
史实八
在当年诸多史料中，对孙禄堂在当时国术界享有极高声誉、其武功有口皆碑，相关记载甚多，在此不一一枚举。
二、孙禄堂辞职的原因
根据上述史实及相关的史料记载可知，孙禄堂辞去国术研究馆的原因有二。
其一，孙禄堂刚到国术研究馆赴任，即得知有针对自己的匿名毁谤信。因此，孙禄堂不满意国术研究馆的人事环境，加之此前上海法科大学、中华体育会、俭德储蓄会等多家武术机构力邀孙禄堂去任职。
其二，在国术研究馆的具体课程安排上，孙禄堂与馆长张之江的意见不统一。孙禄堂感到这里不能按照自己的教学思想进行教学。
鉴于上述这两个原因，孙禄堂挂冠而去。
另外根据上述史实及相关史料记载可知，孙禄堂在国术研究馆期间，不可能发生当今社会上讹传的王子平挑战孙禄堂之事，此外，从当年已经发生的诸项史实上看，也不可能发生孙禄堂因有拳师挑战，去找高振东替自己比武，而自己却借此辞职之事。
首先根据史料记载看以下史实发生的时间：
5月11日国术研究馆召开欢迎主任孙禄堂的仪式暨开课典礼。随即孙禄堂因为匿名毁谤信，即提出辞职（史料证据，史实一中史料2、史料3）。
5月27日国术研究馆与江苏省政府达成一致，筹备成立江苏省国术分馆（史实一中史料4）。
6月29日聘请孙禄堂担任江苏省国术分馆教务主任，全面主持馆务（史实一中史料4）。
其次，倘若孙禄堂是因为遇到比武挑战，需要找人替自己比武，而自己却因此辞职逃避，那么，当年孙禄堂在武术界的名誉必然扫地，江苏省国术分馆的董事会会请这样一个在国术界没有号召力的人来当教务主任、主持馆务吗？如果让一个刚刚从同一个城市的国术研究馆因躲避比武挑战而辞职的人来这里担任教务主任，有谁会来这里学习武术呢？
再者，张之江是筹备江苏省国术分馆董事会的董事。倘若孙禄堂是因为躲避比武挑战而辞去国术研究馆任职的，如果再有谁挑战孙禄堂，孙禄堂再因此辞职怎么办？那真成了刚成立的江苏省国术分馆一个天大的笑话，这不是张之江及董事会的这些人故意给自己埋个雷、找麻烦吗？
事实上，当时张之江的国术研究馆（后更名中央国术馆）刚开课，还没有走入正轨，如果匆忙成立的这个江苏省国术分馆又闹出这样一个笑话，这是张之江也是其他董事们承受不起的。
因此说，倘若孙禄堂遇到比武挑战，需要找他人替自己比武，并为了躲避比武挑战而辞去国术研究馆的任职，那么，新成立的江苏省国术分馆就不可能聘请孙禄堂担任江苏省国术分馆的教务主任，去主持那里的教务。而且此后杭州、上海举办的二次全国擂台赛，李景林也不会请孙禄堂作为一位有号召力的人物先后担任杭州、上海这两次全国擂台赛的副评判委员长和评判主任。所以，这些史实已经无可辩驳地说明，当年不可能发生孙禄堂找高振东替自己比武，并为了躲避比武挑战而辞去国术研究馆任职这类事。
此外，也不可能发生王子平挑战孙禄堂这件事。根据王子平的弟子费隐涛的自述，他是在跟王子平拜师学艺三年后，即1931年，由王子平亲自带他去江苏省国术馆跟孙禄堂学习形意拳（见史实七，史料证据：费隐涛口述《我的武术生涯》，发表在《人物春秋》，发表时费隐涛还健在，且发表后无人提出质疑）。
如果当年在国术研究馆发生过王子平挑战孙禄堂，并由此导致孙禄堂辞职，那么王子平会将他的徒弟送到被他“吓跑”的人那里去学拳吗？所以，当年不可能发生王子平挑战孙禄堂这回事。
而且当年孙禄堂在国术界始终享有很高声誉，例如中央国术馆《国术周刊》（152～153期合刊）刊登的《国术史》中评价孙禄堂“其技击因已炉火纯青，其道德之高尚，尤非沽名作伪者所可同日而语，术与道通，若先生者，可谓合道术二字而一炉共冶者也，世有挟技凌人者，应以先生为千秋金鉴。”
这是一个在中央国术馆因遇到比武挑战，需要找他人替自己比武，而自己却被吓跑辞职的拳师能够在中央国术馆编篡的《国术史》中获得的评价吗？
我们研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要以史实及相关的史料记载为依据，在全面辨析的基础上，揭示真相，只有如此才有利于正确地认识武术历史。
责任编辑 龚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