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曹全碑》看东汉碑隶石刻刚柔两大风格体系
作者：赵大军
（四川大学艺术学院）
摘要
文章通过对《曹全碑》的分析，说明东汉碑隶石刻刚柔两种风格并存的现象和原因，及其对后世书风的影响。
关键词
曹全碑、东汉碑隶石刻、刚柔
正文
《曹全碑》全称《汉郃阳令曹全碑》, 又因曹全字景完， 也叫《曹景完碑》。东汉灵帝中平二年 (公元185年) 立。碑中记载曹全略历， 说他号景完， 灵帝光和六年 (公元183年) 举孝廉， 除郎中， 因为地方骚乱， 曹全转任郃阳令， 乃收拾流散， 纠集残余， 使乡里安定。时人很感激他， 其部下属官王敞等。乃为之刻石记功。明万历陕西郃阳县旧城出土， 现藏西安碑林。
清代万经评其碑说：“秀美飞动， 不束缚， 不驰骤， 洵神品也”。 孙退谷评其书说：“字法遒秀逸致， 翩翩与《礼器碑》前后辉映， 汉石中至宝也。” 杨守敬跋此碑曰：“前人多称其分法之佳， 至以之比《韩敕》、《娄寿》、恐其非伦。尝以质之孺初， 孺初曰：'分书之有《曹全》犹真， 行之有赵、董；’可谓知言”。
朱履贞指出：“惟碑阴五十余行， 拓本既少， 笔意俱存。虽当时记名、记数之书， 不及碑文之整饬， 而潇散自适， 别具风格， 非后人所能仿佛于万一。此盖汉人真面目， 壁坼、屋漏， 尽在是矣。” 《曹全碑》对隶法的施展与发挥十分纯熟， 结体纵横聚散最富于节律美， 而点画用笔舒展流畅， 充分表现出弹性的韵致， 就如同悠扬抒情的小夜曲。
《曹全碑》的书体平扁匀整， 用笔方圆兼备， 而以圆笔为主， 流利婉畅， 美妙多姿。体现出飘逸委婉， 圆润秀丽的隶书风格特征。这使其在以宽博苍浑、方拙朴素， 豪放野逸见长的东汉碑隶石刻中别具情致， 也是对隶书在汉朝形成其发展鼎盛期， 而呈现风格体貌各异现象的有力佐证。
东汉碑隶石刻体现出了一种成熟的隶书。而隶书， 在我国文字和书法的发展史中， 占据了绝为重要的地位， 从文字发展史来看， 早期的甲骨文、古文、大小二篆基本上都符合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六义。隶书的出现突破了最初时所遵循的六义， 变成了不象形的象形字。从书法发展史来看， 篆书的用笔比较单纯， 粗细匀一， 纡回盘屈。而隶书用笔则复杂多变， 轻重错落， 粗细有别。这种笔法的多变性， 书体风格的多样性为以后草、行、楷各种字体的笔法变化和风格类型的形成奏响了不息的序曲。
不可否认， 东汉碑隶石刻的总体风貌呈现出深沉雄大的特征是于整个时代精神密切关联的。两汉时期， 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等得到很大的发展和提高， 人民生活相对比较安定， 全社会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
在思想学术方面， 自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之后， 上行下效， 蔚为风气， 使儒家思想被奉为意识领域里的正宗。文艺也逐渐成为统治者“成教化， 助人伦” 宣扬封建礼教和儒家思想的工具。与此相适应， 书画多集中体现在宣扬封建礼教， 儒家观念的题材和炫耀统治者奢侈享乐生活的大型建筑、大型雕塑、大型壁画等中。
这些诸如瓦当、陵墓砖上拙朴的文字， 壁画上的题字， 铜器上铭文和在东汉时期， 尤其是在桓帝、灵帝时期为歌功颂德而碑碣云起所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沉雄大气的时代风尚。如《开退褒斜道刻石》的奇伟浑朴、《 阁颂》的雄强壮伟、《平山君碑》的方正凝重。更有《鲜于璜碑》的沉重峻奇、《衡方碑》的苍浑厚实、《张迁碑》的端壮雄强。这此碑刻或经岁月风化剥蚀， 或为人为蓄意残损， 而愈显苍桑古朴的金石之貌。
然而， 沉雄大气的时代主旋律并不排斥灵秀飞动的曲婉小调。与以厚重取胜的东汉碑隶石刻同时并存的《曹全碑》、《扬震碑》、《乙瑛碑》等似乎以另一种风貌阐释着汉王朝的博大和包容。
众所周知， 汉朝的主要领导者和基本队伍是从楚国来的。位于南方的楚国一带的自然条件比北方好得多， 自然产物和劳动比北方更多样化， 人民不需过分劳苦即可以生活。这就使得楚国贫富的分化不如北方那么迅速和剧烈。整个社会更长时间停留在原始民族社会的阶梯上。楚国之所以能产生比北方丰富很多的种种美丽的神话， 而且人神的差别很小， 富于艺术的意味， 其生存环境的相对和谐优美起了重要作用， 也正因为楚国生活在一个比较和谐优美的大自然的怀抱中， 所以富于无拘无束的浪漫幻想和崇尚雅丽婉畅的诗意抒情。这与北方民族那种在大自然和各个部族的严酷斗争中所形成的富于严肃求实的理性精神拉开了距离。
汉王朝的建立无疑把楚文化带到了北方， 给北方文化注入了还保存着楚文化中的那种与原始巫术、神话传说和诗意抒情相联系的热烈的浪漫精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如果以《衡方碑》、《校官碑》、《张迁碑》、《景君碑》、《石门颂》、《孔宙碑》等为代表的东汉碑隶石刻主要体现出儒家礼教的现实主义风格的话， 那么以《曹全碑》、《扬震碑》、《乙瑛碑》等为代表的汉碑则更多地表现出一种更趋于缘情， 也更接近于艺术本质的一种情感自觉的浪漫主义风格。
东汉碑隶石刻刚柔两种风格的形成还体现在中国古人的哲学思想中。中国文字很早以来就被认为是“观象于天”、“观法于地”、“依类象形”的产物， 体现着天地自然的法则。这种看法颇为神秘的说法， 在实际上指出了中国文字的创造包含着对自然各种形象构成的认识， 其中也包含着对表观在自然物之中的美的认识。而所有整个自然万物的产生及其构成和运动的规律， 自《周易》以来即被认为是根源于乾坤阴阳的运动变化的。
所以， 文字的构成也体现了乾坤阴阳的运动变化的道理。即“书乾坤之阴阳” 的重要意义。这种把书法艺术同《周易》所说的宇宙的根本规律相联系的思想， 指出了书法的美同乾坤阴阳的变化运动、和谐统一的不可分离。即把阴阳、刚柔、动静、方圆、疾徐……等等对立统一看作是求得书法美的最根本的原则。《曹全碑》等的柔美风格和《衡方碑》等的刚劲形貌恰恰体现出了这种书法美的乾坤阴阳的运动变化。
此外， 东汉碑隶石刻的刚柔面目的出现还受到同时代其他形式的书法艺术的影响。
1973年在河北定县出土的《定县汉简》笔势稳健， 结体平正， 用笔轻快， 柔中寓刚， 笔法以圆笔为主， 波磔及挑笔流畅饱满。《曹全碑》书风与之相合。
而1957年在甘肃武威出土的《武威礼仪简》则表现为刚中见柔的气象， 似用弹性很强的硬毫笔所书， 其点画用笔顿挫强烈， 提按鲜明， 收笔出锋尖锐， 形体结实， 在平正大势中有丰富变化， 通篇看来， 有刚健豪爽的力度和气派。这一刚一柔两种风格汉简的出土， 证明了东汉碑隶石刻风格形成的渊源。
由此可见， 以《曹全碑》为代表的作品在厚重雄强的东汉碑隶石刻中尽流美婉畅之能， 与“方拙朴茂”、“豪放粗逸”等类型形成强烈对比。但正因为其笔法灵活、风格俊秀， 对魏晋及至唐宋书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也正是这一风格类型在书法史上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