坤鹏论：亚里士多德将修辞从“学”道带入“术”途
哲学是爱智慧，既然一切皆有智慧，哲学家的首要也是唯一的目的应该是从一切存在中寻找智慧，而非批判和打倒谁。
——坤鹏论
是啊！
所有话语都是思想的产物，我们所说的正确、高明、睿智都指的是内容，而非形式，比如：包容内容的学科就是形式。
事情只要有人涉入其中，总会沾染上人气，爱智慧的哲学也不例外，最后往往会沦为形式大于内容，比如：就算再荒谬的观念只要挂上哲学的羊头，也会让人觉得神圣不可侵犯，信就是了。
于是，“哲学”泛滥成灾，成了最不需要智慧、可以拿来包装一切的形容词。
坤鹏论承认一切皆有学问，一切皆有智慧，但是，哲学是名词、更是动词，从来就不是形容词，没有深刻思考、没有严谨论证、没有不断实践，就算再高喊XX哲学，也还是耍流氓。
正是通过对一直与哲学对着干的修辞学的学习和分享，坤鹏论发现认知与眼界提升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反着学。
正所谓，最了解你的人不是你的朋友，而是你的敌人。
确实，人生在世，想要成功，很多时候关键在于堵住自己最短的那块木板。
而人偏偏最没有自知之明，总以为自己的优秀程度远远超过了人类的平均水平。
想想看，自己、身边的人，哪一个不是常常指点江山、挥斥方遒，似乎让我（他）来管理地球，早就实现世界和平了。
坤鹏论在极其简陋、极其表面地学习了修辞学后，对哲学的理解再次有了深刻的提升。
这两天我就在前面修辞学的简明历史基础之下，分享自己的一些感悟，以及现代的新修辞学解说。
一、为什么柏拉图如此痛恨修辞学？
我们常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更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柏拉图一直旗帜鲜明地反修辞学也是有渊源的。
对母邦兴衰抱有一腔热血和伟大政治抱负的柏拉图，在青少年时代亲眼目睹了雅典如何在巧舌如簧的政客的唆教下深陷于战争泥沼不可自拔，一座好端端的城市因此而不断衰朽没落下去。
部分出于这一原因，他对修辞采取了非常严厉的批判态度，在多篇对话录中，借苏格拉底之口对这门当时举世热衷的学科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
三国时期的曹丕在其《典论·论文》中曾写道：“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其实真不止自古，而是古今中外无不如此。
一心想在政治舞台施展抱负偏偏又不得志的柏拉图内心中有没有羡慕嫉妒恨呢？
坤鹏论相信，一定会有的，因为他也是人，不是神。
哲学是爱智慧，既然一切皆有智慧，哲学家的首要也是唯一的目的应该是从一切存在中寻找智慧，而非批判和打倒谁。
当然，坤鹏论这样的评论同样也是一种低层次的聒噪。
到此，配合以前对概率的理解，我才慢慢有些领悟老子所说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真正的大智慧者，只观不言；
真正的大智慧者，籍籍无名；
真正的大智慧者，只领不教；
真正的大智慧者，只展不评。
正如富豪榜上有名的都不是最富有的人，因为人缺什么才会追求什么，上榜的他们说明他们还在为（名）利所累，远没有达到不把（名）利当回事儿的境界。
智慧比之现实的财富尤甚，更是相同的道理。
从表现上看，就像西塞罗所说的，柏拉图“在取笑演说家时听起来自己活脱就是一个炉火纯青的演说家。”
首先，当时整个希腊社会对修辞几乎是一边倒的崇拜与狂热。
那个时代从事修辞的专业实践者——即通过口头或书面的修辞手段达到某一预定修辞目的的各种说客和讼师，被称为修辞师，是当时的文化英雄，受崇拜程度丝毫不亚于科学家在我们所处时代所得到的仰慕。
柏拉图以反潮流的精神引进某些与常规见解完全对立的负面视角，其实，这本身就是在践行修辞学中的“双向言说”或“对言”。
按照普罗泰戈拉的见解——“针对一切事物都存在着两种相反（又都讲得通）的说法”，针对修辞理所当然也会存在着两种针锋相对却又都不无道理的说法。
其次，柏拉图对修辞的批判恰恰是通过娴熟地运用修辞手段而得到实现的。
比如：他刻意回避了“意见”既可能错误也完全可能正确的这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将“意见”和“真理”对立起来，使它与“谬误”或“虚假”同义，造成人们根本无法通过基于“意见”的修辞推理得出正确结论的深刻印象。
再比如：他通过巧妙地树立起各种二元对立，偷梁换柱，将“什么是知识”、“什么是真理”当作已有明确答案而完全不成问题的问题。
这样，人们往往就会忽略另外一个重要事实，即“知识”、“真理”、“正义”等其实是一些动态概念，有关它们在任何特定历史文化条件下所具有的内涵和外延从来都是有争议的。
而这些争议恰恰只有通过相关“意见”的不断交锋——也就是，通过修辞的不断应用——理不辨不明，才可望得到某种暂时的解决。
因此，柏拉图对修辞的攻击本身就是古希腊修辞应用的一个特例和范例。
或者说，柏拉图的“反修辞”归根结底还是修辞的一种曲折隐晦的表现形式。
不过，也正是他的攻击，对修辞方式和技巧的无情“揭发”，提醒人们：
第一，注意修辞本身往往讳莫如深的工作机制，引向“修辞效果究竟是怎么产生的”这个关键问题；
第二，不管修辞的结论听起来多么雄辩有力、不容置疑，但这些结论终究只不过是未经确证的“意见”，总是存在着可质疑的空间；
第三，认真考虑演说者的资格和动机，用“真实”、“正义”等标准要求、衡量和约束一切修辞活动。
最后，世间万物相克相生，柏拉图的批判并没有对当时蓬勃发展的修辞学产生负面冲击，反而因为批判中提出的“知识与意见”、“真实与表象”、“教导与劝说”等一系列二元对立，带领人们对修辞实践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思辨水平。
而且，他的批判一直是修辞学的如芒刺背，一代一代不停地鞭策着修辞学大师，使他们不断地努力完善修辞学。
比如：柏拉图在《高尔吉亚篇》说，演说家既然对于自己言论涉及的主题不具备专门知识，就只能通过言辞讨好、取悦受众以赢得他们的信服。
于是，之后的西塞罗、昆体良都明确表示，优秀的演说家必须具有多方面的知识，而理想的演说家由于全知，所以完美（至少是在有关事务上）。
后来，公元前4世纪出现的两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系统修辞论著，即亚里士多德和阿那克西米尼的《修辞学》，他们都是站在柏拉图的肩膀之上成书。
阿那克西米尼与亚里士多德年龄相仿，是当时的修辞学家和历史学家。
他的书的全称是《献给亚历山大大帝的修辞学》，曾长期被误认为是亚里士多德的作品。
亚里士多德和阿那克西米尼不约而同并且大致在同一段时间（大约在公元前335年~公元前322年间）分别创作了两部《修辞学》，而且，他们都在当时流行的各种手段和其他表述的基础上，对修辞提出了空前全面、系统而详尽的论述。
不过，两部著作不管在观念基础的确定、体系的构建、视角的选择，还是对具体问题的处理上都存在重大差别。
显然，它们证明了当时不仅存在着不同修辞学说，而且存在着不同学说可以并行发展的广阔空间。
这一空间广阔到甚至对修辞学批判到一无是处的反修辞观点也予以包容。
比如：柏拉图以哲学家身份和真理的名义对基于或然性的修辞思想痛加解构和批判，将其定位成一种采取鱼目混珠的手段，极具误导性的巧言，呼吁人们用基于真知灼见的某种哲理性话语取而代之。
二、亚里士多德将修辞从“学”道带入“术”途
不得不承认，2000多年来，瞧不上修辞学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师徒三代对修辞学却一直起着近乎决定性的作用。
或者说，他们对于修辞学的思考已经达到人类思想的深度极限，后来者很难再有更深的探究。
所以，坤鹏论一直坚持认为，别瞧不起古人，现代人可能知识比古人丰富，但是，在思想方面，被工业化教育批量塑造出来的我们的思想却差得远。
他们三人对于修辞学的决定性作用主要表现在：
首先，《高尔吉亚篇》一直是修辞学的心病，后世的修辞学大师们都在有意无意地或反驳或改进其中对修辞学的批评。
其次，前面也讲到了柏拉图本身也是一位高超的修辞学大师。
再次，亚里士多德更是直接将修辞定为一门需要学习、必不可少的术，并写了被后世修辞学视为开山著作兼教材的《修辞学》。
因此，美国修辞学家科比特曾宣称过，现代西方修辞学就其精华而言仍然是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的东西。
坤鹏论认为，在老师柏拉图强大思想的影响下，亚里士多德虽然不是全盘否定修辞学，但从根本上还是接受了老师的观念——“烹饪术的对应物”，也就是说，它是修辞术，而不算修辞学。
术是什么？
术，是技术，是技艺，是功能，是手段。
他还直接定义称：修辞术、是辩证法的一个分支，也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
亚里士多德这样写道：“必要的、尽管是第二等的技艺”，而且对于说服那些“未受教化的或不可教化的听众”甚至是一种主要的技艺。
所以，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常常也翻译为《修辞术》。
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思想直接奠定了整个西方修辞学的发展基础，其后的两位著名古典修辞学家西塞罗和昆体良也不过是在他的修辞理论上进行修修补补。
但是，也正是亚里士多德的缘由，修辞学在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里丢掉了高尔吉亚、伊索克拉底对于“修辞学最重要的是思考”的谆谆教诲，忘掉了“只有会思考的灵魂才懂得如何应用语言进行表达。”渐渐钻进到了术的范畴，追求表面，追逐结果，沦落为工具，忘掉了自己的初心，忘掉了自己曾与哲学分庭抗礼、比肩前行，甚至曾得到过所有学科之女王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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