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诸子百家看《君主论》治国理念：不同的世界，同样的帝王心术
在人类思想史上，还没有哪一位思想家及其著作像马基雅维利和他的《君主论》一样，一面受着无情的诋毁和禁忌，另一方面却收获了空前的荣誉。《君主论》刚出版，即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批判，甚至称马基雅维利为“邪恶教父”、“魔鬼”，称其书为“强盗手册”；到了17世纪，人们对马基雅维利及其《君主论》的评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本书被认为是治国御下的良策。
一方面，在莎士比亚的笔下马基雅维利变成了一个阴险狡诈、口是心非、背信弃义的小人，《君主论》更是被称为“邪恶的圣经”；另一方面，这本拿破仑的枕边书，被欧洲历代君主奉为经典，被列为与《圣经》、《资本论》等相提并论的著作之一。
马基雅维利生活时期的意大利，正是处在“危急存亡之秋”，外有法、德、西班牙强敌环伺，内有各个城邦、教皇国之间无休止的内战。从中世纪晚期以后，意大利的城邦政治就处在崩坏的状态，为了避免它沦落到更坏的局面，马基雅维利写下这本充满帝王心术的治国方针《君主论》。他从军队，民心，盟友，机运和德行等几个方面论述了君主如何统御一个国家，他认为君主在利益面前，道德表现不过是一种工具，所谓慷慨、吝啬、仁慈或者残暴都是为了达到目的而采取的手段。
马基雅维利如此赤裸裸地将帝王权术、治国方针在《君主论》一书中表达出来，甚至教导君主要抛弃美德和信义，用雷霆方式让臣民们畏惧，也要用伪善手段让人民爱戴，这些理论在当时的西方引起了轩然大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西方权谋研究、帝王心术起源于《君主论》。
意大利佛罗伦萨
无独有偶，与此差不多时期的东方大陆上，中国正处于君权高度集中的封建王朝明王朝，而此时的帝王嘉靖皇帝更是一个玩弄权术的高手。在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中，嘉靖皇帝用一句话点破了他的帝王权术：“古人称长江为江，黄河为河，长江水清，黄河水浊，长江在流黄河也在流，圣人说黄河清，可是黄河的水什么时候清过？长江的水灌溉了两岸数省的田地，黄河之水也灌溉了两岸数省的田地。不能只因水清而偏用，也不能只因水浊而偏废。”
这段话概括了嘉靖一生的用人之道，贪官能臣比作黄河，清流忠臣比作长江。在嘉靖面前，忠佞二字格局太小，在他眼里只要是能臣，贪墨一些也无可厚非。这就是帝王心术里面最核心的一点：制衡。它指帝王通过权利的分配与调和，达到统治范围内各要素的“均制” ，从而保证国计民生的稳定与发展，继而实现统治的长久性与可延续性。仔细看，这种制衡之术与《君主论》中所说，“给人民的恩惠应该一点点赐予，让人民能够更好的品尝恩惠的滋味。”对民众的均衡与制约有着诸多的相似。
所谓帝王学，并无统一标准定义，一般认为是帝王治国理政，统御政治之学问。在中国绵延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帝王术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完善。中国古代的帝王术主要学的是六个字：道、术、法、形、势、权，这是帝王认知世界的六把尺，六者相辅相成。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学说，其实都是在向诸侯王国兜售“帝王心术”。或许同样是为巩固权力、加强统治而提出的理论，即使隔着遥远的时空，我们依旧会发现，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中很多的治国观点和帝王心术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学说不谋而合。
①“以民为本”的“儒家思想”以及“性恶论”
马基雅维利认为，一个君主要维护好自己的统治必然要依靠人民的力量。《君主论》中提出：“一个人依靠贵族的帮助而获得君权，比依靠人民的帮助而获得君权更难于继续保持其地位。因为人民的目的比贵族的目的来得公正。” 这一观点有点像中国古代儒家“以人为本”的思想。
儒家将君主和人民的关系看作舟和水的关系，荀子在《荀子·哀公篇》里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意思是老百姓犹如江河之水，君主犹如水上之舟，江河之水可以载舟而行，也可以使舟船覆没。这个比喻形象而深刻地阐述了君主与人民的关系，得民心则得天下，民心是执政者合法性的基础。
同时马基雅维利认为：“关于人类，一般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对于臣民的变心和背叛行为，马基雅维利把它归结于“人类的劣根性”，因此他提醒君主时刻警惕和防范臣民的变心和背叛。在他看来，“人性本恶”，人都是自私，追逐利益而行的，所以他建议君主执政时在表面上的仁慈和正义下，不能忘记残酷的镇压手段。
这个“性恶论”的观点与战国时期儒家荀子的“人之出，性本恶”的说法是一致的。荀子在《性恶》篇中明确提出：“人之性，恶”，意思是人人都有贪图享乐，追逐名利的原始本性，要把人性恶引向人性善，必须依靠礼仪制度的力量和道德的规范。然而，荀子提出这个观点是劝诫人们要通过学习以弥补自身的“恶”，马基雅维利却是从人性的角度去剖析君主应该如何控制自己的子民，使他们臣服，从而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
荀子
②君主集权、以法治国的“法家思想”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看似是以儒治国，实则是“外儒内法”。春秋五霸的齐国，战国初期崛起的魏国，最后平六国统一天下的秦国，就是依靠管仲、李悝、商鞅这些杰出法家代表的变革。法家思想涵盖的理论很多，其中最显著的两点就是君主集权和以法治国。在中国，权力从来都由君主牢牢把握的。
马基雅维利将君主国的统治分为两类，一类为君臣型，另一类为君主诸侯型，他认为君臣型的统治方式，要比君主诸侯型的统治方式更为稳固，这其实就反映出法家君主集权的政治理念。自古以来，权力一旦被一个人或一个团体所掌握，就再不容他人致喙，正如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所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马基雅维利所说的土耳其皇帝治下的君臣统治型，如同中国的君主专制统治方式；而法兰西国王的君主诸侯型，类似东周时期的周天子与天下诸侯共治的统治方式。这种天子诸侯式的统治，自秦灭六国统一中国之后，除了西汉和朱元璋建明的初期，分封了各地的诸侯，就很少再有君王采取这种统治方式治理天下，因为君权的分散极易引起诸侯纷争，威胁到皇权。法家认为依赖圣明贤能的君主来治理天下是不可靠的，因此他们主张绝对的君主专制。
法家重法制，他们认为只要国家拥有一套完善的法治体系，即便没有圣主，国家机器也可以运行良好。法家的韩非子在他的书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坏小子，父母骂他，他也不改；乡亲们批评他，他也不为所动；师长教育他，他却依旧故我，没有任何变化，谁都拿这个无赖没有办法。可等到官府知道了，带着士兵和法律来抓捕他时，他就马上学好了。韩非子认为仁义道德在面对具体问题时是苍白无力的，就像故事中的那个坏小子，父母、乡亲和师长都不能感化他，可是一旦采取法律措施，这个问题马上就迎刃而解了，而且这个过程是可控制的，其结果是可预期的。所以，法治最高效、最为可控可靠的一种治国手段。
马基雅维利也提到，“一位君主必须学会这个世界上的两种斗争方法：运用法律和依靠武力。”通过这两种方式，对内可以将人民管得规规矩矩、服服帖帖，对外可以取胜争霸。法家是诸子百家最为务实的一个学派，这一点与《君主论》的思想核心，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极其相似。
韩非子
③注重军队和武装力量的“兵家思想”
“有良好的军队才有良好的法律”，马基雅维利将军队作为国家安全的前提。他把军队分为三种即自己的军队、雇佣军和援军，并且强调了自己的军队的重要性。
他认为“雇佣军各怀鬼胎，野心勃勃，无视纪律，不讲信用，在和平时期君主会受他们劫掠，在战争时期又会受敌人侵夺。”雇佣军只是为了军饷，对君主和人民毫无责任感。援军虽然赶走了敌人，却也会成为新的忧患，这无异于引狼入室，是比雇佣军更加危险的军队。只有自己的军队才是最可靠的，君主必须进行常规的军事训练，需要掌握战略和指挥，了解作战。一个国家是否有能力自己组织的军队，决战疆场，是衡量一个君主国实力的重要指标。
兵家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的一个重要学派，以研究作战、用兵为其主要宗旨，如何从宏观上把握战争，是兵法的关键。兵家认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关系到一国一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其研究理论兵法也可以看成是一部如何领兵打仗，制定战争战略与治国策略的实用手册。
孙武是兵家代表人物之一，曾以《兵法》十三篇见吴王阖闾，经伍子胥的推荐，被任命为将，率吴军攻破楚国。他认为：兵者，国之大事。这是兵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与马基雅维利的军队和武力是君主统治国家重要手段的思想非常类似。然而，兵家的理论不拘泥于这一点，它的内容更加包罗万象：有治兵经验的总结，有战略战术原则，甚至还有丰富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以及治兵作战的哲学。
孙子
④马基雅维利的“命运理论”
马基雅维利强调命运有强大的力量，但也只能主宰一半的人生的成败，“命运就像一条泛滥肆虐的河流，但只有在那些没有做好防护抵御的人面前才显现出了她的威力来，而对于有准备的人来说并不可怕。她是一个女子，需要去征服，她更喜欢做事勇猛果敢的人。”
他指出只有人的做法符合时代对他要求，他才能战胜命运，否则就会被命运所打败，他这种人生观和历史价值观对后世有着巨大的影响。
马基雅维利
有时候，历史就是如此惊人的相似：《君主论》写于马基雅维利被贬的时候，他白天在农民当中劳动和生活，黑夜单独“与古人晤对”，探索治国之道。而中国的司马迁，也是在牢狱之中完成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千古历史著作《史记》。同时，《君主论》的许多治国理念和中国诸子百家以及后世的帝王心术更是不谋而合，颇有些英雄之间惺惺相惜的感觉。
两个原本在此之前毫无交集的文明，能产生如此相近的思想，大概这就是人类文明的有趣之处，从中也能看出人类本质的普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