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性教学

全朗高分云与广东省教育研究院联合承担了广东省基础教育信息化融合创新示范培育推广项目《基于学习数据的适应性教学模式在薄弱学校的应用研究》。学习数据的东西讲了不少，适应性教学本身也很关键。昨天正好看到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2018年发过一篇综述，回顾了近40年（1975-2014年）的研究。（Parsons, S. A., Vaughn, M., Scales, R. Q., Gallagher, M. A., Parsons, A. W., Davis, S. G., … Allen, M. (2018). Teachers’ Instructional Adaptations: A Research Synthesis.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88(2), 205–242. https://doi.org/10.3102/0034654317743198）

适应性教学相关的概念很多很杂。虽然出现了很多术语，但是讲的都是同一个东西。作者梳理之后发现，“决策”（decision making）几十年来都很常用。适应性教学和支架（scaffolding）从2000年后，越来越常见。

每个十年术语的变换，基本暗合了当时主流的研究范式：

• 1975-1984，是认知革命期，研究的关注点是教师决策。

• 1985-1994，开始出现社会文化转向，研究开始关注教师角色以及情境变量如何影响教学决策。

• 1995-2004，进入问责时代（Age of Accountability），这个时期开始关注通过高风险的考试达成测量目的，相应开始考察教学期间的教学决策。

• 2005-2014，更多关注学生的多元需求，以及教学如何针对性地解决需求，提升成绩。

• 研究方法也从最初主流的量化研究和刺激回忆研究（stimulated recall research）向案例研究和质性研究转变。

几十年下来，对适应的基本理解仍然是：回应异常（stimulus），回应具体的学生需求。

作者画了一个模型图，说明适应性教学发生在复杂的课堂情境下，受到学生、老师社会历史经验的影响。肯反思或者关注元认知的老师时刻关注课堂进程，观察学生学习、动机和行为，这会刺激老师做出改变。看到某些刺激/异常，比如有学生一脸懵，TA就要确定要不要回应。如果需要回应，信念、知识和思维这些因素就会影响到反思、元认知。而这些因素又会受到学生评价、教学情境和专业发展的影响。教学情境既可能促进教师的适应性教学（如果给教师自主权），也可能妨碍它（如果关注标准或者考试）。当老师决定回应并且调整教学的时候，他们就会通过提问、评价等方式。教师的适应性教学行为又会促进学生的学习、动机和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