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诗词（曲）名词术语解释（三）

【雅词】宋代词人张炎《词源·杂论》中批评辛弃疾等豪放派词，“非雅词也”；同时，他又认为柳永、周邦彦等的词，是“软媚”“靡曼”，也不是雅正之作。他推崇姜夔词，“不惟清空，又且骚雅。”所以说，他提出的“雅词”是对“婉约”派词的一个发展。他主要是从诗教角度来论词，用风、雅来判评词作，既反对豪放派的粗犷（从内容到形式），又反对专门言情的“艳词”，开创“雅词”的新风。

【清空】宋代词人张炎在《词源》中说：“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他标举“清空”和“质实”这样相互对立的审美范畴，并不单纯是词的语言风格问题。他在评论姜夔词时，对清空的特点比喻作“野云孤飞，去留无迹”。这和严羽论姜夔词所提出的“羚羊挂角”是一脉相承的。可见，他是就词的整体艺术特性着眼，特别着重于词的审美角度。

【质实】它是和“清空”相对立的审美范畴。词论家显然不是在探讨词的内容有无以及多少、正确错误等问题，而是在于揭示诗人表达主观思想感受时的艺术能力问题。这自然不单是语言问题，而是和诗人的秉赋、才能，修养等都有关系。这方面修养差，必然造成作品的艺术因素的低下，不能给读者高度的美的享受。这就是张炎提出的“质实”的关键所在。

【豪放】这是和“婉约”相对立的词风。所谓“豪放”，词论家虽单从气象着眼，但根本上是在于词的思想内容的不同，是由于词人内心感情的激越所决定；为了适应内容情感的需要，必然打破唐五代以来词风，另创音律，独辟艺术境地，形成“豪放”词风。

【婉约】后人对宋词的流派，有各种分法。明代张綖首先提出了“婉约”和“豪放”的两分法。他说：“词体大略有二，一婉约，一豪放。盖词情蕴藉，气象恢宏之谓耳”。后来徐镌也说：“词体大约有二，大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调蕴籍，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这里，对于婉约和豪放两者的区分，看法是一致的。所谓“婉约”是指“蕴藉”（不论“词情”“词调”）、也就是说，从思想内容、音乐节律到艺术手法乃至抒情的审美特性等等，到要达到含而不露，包括深层次的意念、情感、而不是直露、粗线的情感宣泻。从唐五代以来，从“花间”遗风到南宋姜、张等，在这方面，越益进展，艺术上境界日益高妙，蕴藉之完美，至于极境。

【情寡词工】明代诗人李梦阳在《诗集自序》中提出的对于当时诗歌创作倾向的批评。它主要是指出当时诗歌创作专门拟摹古代，没有思想感情，只在字句上刻意求工。这样的创作态度和方法，是没有发展前途的。

【真诗在民间】明代诗坛拟古模仿之风极盛，有“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之说。对于这种风气，有些诗论家就着眼于民间创作。他们提出“真诗在民间”的口号。这也是对于过去历来推崇《诗经》国风、汉代乐府民歌的传统的发展。

【以筏喻诗】明代诗人何景明提出的诗歌创作的途径。他主张，作诗开始要学古人成法，学到手就要舍成法而进行独创。这正如乘符渡河一般。这种主张，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掌握“舍筏”的火候并不容易。有些诗人终身无法摆脱前人的规范。

【诗有造物】明代论诗家谢榛在《四溟诗话》中提出的诗歌创作的方法。“诗有造物，一句不工，则篇不纯，是造物不完也。造物之妙，悟者得之”。它是指诗歌创作时总要形成一个完整的客体。这个客体既可以一字一句来看，但更主要是一个整体所表现的气势神韵，而要达到这个目的，那就要依靠诗人对客观事物的“悟”的能力。

【意随笔生】明代诗论家谢榛在《四溟诗话》中提出的一种诗歌创作的理论。他认为优秀的诗歌创作是在诗人创作过程中，遂渐明确主题，形成格局，乃至完成全诗。反对先立主意，构思谋篇，再下笔创作。“意随笔生，不假布置”。这种理论，在摆脱复古模拟的弊病，反对“主题先行”等方面有一定作用，但它与创作实际往往不符合。有极大局限性。

【自然为上】明代诗论家谢榛在《四溟诗话》中提出的诗歌创作原则。“自然妙者为上，精工者次之。”它强调诗歌创作原则。“自然妙者为上，精工者次之。”它强调诗歌创作要天然自成，反对过份的雕琢加工，这和他所主张的“意随笔生”等观点相统一。但是，艺术创作是一个艰苦的、独创性劳动，单纯一味主张“自然为上”，显然有着一定的片面性。

【情词易工】明代戏曲家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提出的理论。他认为文艺作品中描写感情的语言，容易获得良好的效果。这里是指两个方面。从作家来说，抒发主观感情是切身之事，容易取得完善的表达语言、形式等；从诗者角度看，抒写情感的语言，有强烈的感人力量，直接感应读者的感情。

【激越·慷慨】明代戏曲理论家的出的戏曲两种风格。王骥德《曲律》中引康海的话说：“南词主激越”“北曲主慷慨”。对于它们的解释，各家意见并不一致。大致上，这是就戏曲的整体审美角度评述南、北曲的分界。它是各种因素所构成。

【诗有虚实】明代诗人屠隆提出的诗歌创作理论。“顾诗有虚，有实，有虚虚，有实实，有虚而实，有实而虚，并行错出，何可端倪。”他所指的“虚”大致是指“虚构”，“实”就是“实情”。诗歌创作中虚、实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形成了诗歌的复杂多样的艺术性。他的这种说法，和我们所理解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并不相同，不能混淆。

【意·趣·神·色】明代戏剧家汤显祖提出的评论文艺作品的标准。他认为“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这四者，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作品的总的倾向和特色。意，是主意；趣，是风趣；神，精神，亦即贯穿全篇的气质；色，色彩，作品所具有的艺术风格。这四者缺一不可，互为因果、表里。

【性灵】明代袁宏道提出的诗歌创作理论的中心观点。他主张“独抒性灵”。所谓“性灵”，是指个人在生活实践中，长期形成的本质特性。它具有鲜明的主观性，但它也有着不可摆脱的社会、时代的因素。明代诗论家，乃至清代标举“性灵说”的袁枚等，往往只着重于性灵的前一中特性，无视时代、社会的约束性，必然形成他们理论的片面性。

【真趣】明代袁宏道提出的诗歌创作理论。这是从“性灵”说的基础上，阐发的一种论点。他说道：“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童年时代“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可见，他所说的“趣”是专指一种自然形成的感受，也只有这种趣，才是“真趣”。诗歌中有了它，就能感动读者，给予心灵上的美的享受。

【家数】戏曲创作中的体制流派的特定名称。首先是明代戏曲理论家王德骥在《曲律》中提出的。他认为戏曲有“本色”和“文词”两家。他虽比较推崇“本色”，但也指出两者各有利弊。“纯用本色，易觉寂寥；纯用文词，复伤雕镂。”

【曲中工巧】明代戏曲理论家沈璟提出的评论戏曲的一种标准。他认为填曲，首先要协音律，获得表演上美感的效果；虽然有损文词也无关紧要。这种现象称之为“曲中工巧”。

【作曲三难】明代戏剧家臧懋循提出的戏曲创作中的三种现象。一种“情词”之难，就是指主题的确立、题材的选取和风格的创立；第二种“关闩”之难，就是“戏剧冲突”的建立安排问题；最后的是“音律”之难，是指音乐性的完美问题。

【情与景会】明代诗人袁宏道首先提出的诗歌创作的艺术特性。他指出“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魂”。这是说的诗歌创作中“意境”的创立问题，也就是创作过程中主观认识和客观世界之间的辩证的形象反映问题，“情”和“景”，既有生发，观照的一面，又相互通会的际遭。诗人就要把握并能完美的表达这种关系，构成诗篇的动人的艺术魅力。

【幽情单绪】明代竟陵派诗人钟惺等倡导的一种诗歌创作风格。他认为“真诗者，精神所为也。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渲染之中，而乃以其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他的这种主张，体现了没落知识分子的孤独感和不适应感。这种单纯从诗人主观精神创造艺术风格的主张，有一定的局限性。

【景语·情语】清代诗论家王夫之提出的诗歌理论用语。所谓景语，就是指诗歌中单纯描摹景色的诗句，情语,是指“以写景之心理言情”的诗句，亦就是“情”“景”交融的句子。可见，“景语”是浅层次的，“情语”才是内外交融，饱含情感的诗句。在这基础上构成名篇佳作。

【神韵】清代诗人、诗论家王士祯提出的诗歌理论用语。它的中心思想是要求诗歌创作具有深邃的思想感情和蕴籍丰富的审美意义；外在形式，却又是冲淡、超然的。它主要是发展了司空图、严羽的理论，在诗歌创作的审美作用方面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但是，文艺创作是由多种要素综合构成的，不能片面强调某一方面。

【格调】清代诗人沈德潜提出的诗歌创作现论。它主要是强调诗歌创作中的“格”和“调”。前者是指诗歌的格式，也就是表达思想、感情所必须具有的与之相适应的格局，决不是漫无格式、任意而为的；后者强调诗歌的音律格调。这种主张具有明显的形式主义倾向。

【肌理】清代诗论家翁方纲得出的诗歌创作理论。这种主张既反对袁枚、王士祯的“性灵”“神韵”，也不满于沈德潜的“格调”，它主张诗歌创作必需惯彻“理”，“诗必研诸肌理”。这里的“理”，既是指诗歌的思想内容的“道理”，也体理着创作规律的“文理”。

【人外无诗】清代诗人龚自珍提出的诗歌创作理论。“诗与人为人，人外无诗，其面目也完”。这种主张表明诗论家已看到诗人的思想感情和作品的中所体现出来的是一致的、统一的。可见，什么品质诗人就只能创作出同样品质的篇章。这种“同一”观，也不能推之极端，否则又将陷于矛盾之中。

【哀乐中节】清代诗论家刘熙载在《艺概》中提出的诗歌创作理论。他认为诗歌创作是抒情的，这里就有一个“度量”问题。“发乎情，未必即礼义，故诗要哀乐中节”。这里的“中节”就是要合乎一定的礼义规范。

【诗眼·词眼】这里指诗、词中的重要关节处。有的评论家着重于一句中的某些关键词语；有的则从整篇的布局、高潮等着眼。例如：清代刘熙载就是着重后一方面的论述，提出“通体之眼”的说法。

【妙在衬跌】清代评论家刘熙载在《艺概》中提出的诗词创作中的一种手法。衬，是指衬托；跌，是指跌宕变化，形成一个有机的多资的整体。他指出诗词创作中必须具有层次和变化，形成一个有机的多姿的整体。这样才能具有动人的艺术性。（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