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书治要》与《资治通鉴》：中国圣贤政治的理论与实践

在中国历史上，先后产生过很多资政类著作。编撰这些著作的人，基本都是当时的政治精英。但是，真正通过历史实践，对我国政治产生长远影响的，以唐代的《群书治要》和宋代的《资治通鉴》为最。

《群书治要》作为唐代魏征、萧德言等人编纂的一部资政类的著作，这部书的编撰初衷就是为政治服务的，希望唐太宗以此为龟鉴，开创盛世之治。后来的实践证明，《群书治要》确实对唐代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起到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由此可见此书的巨大价值。《群书治要》在中国类书中开创了一个先河，就是根据经、史、子的分类法来编辑，后来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就是由此而来的。可以说，《群书治要》是唐代的一部小型的“四库全书”。也是现存最早的类书著作。由于历史的原因，《群书治要》自宋代失传，直到清朝中后期才传回国内，所以一直不为人所关注。

《资治通鉴》由宋代司马光等人编撰，和魏征一样，司马光同样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用19年的时间重新编写了战国到五代的的历史，时间跨度达1362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是我国的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历史上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历代帝王、大臣没有不读这部书的。有的皇帝不仅读，还留下了御批，比如清代的康熙、乾隆，就留下不少评论。据说，毛主席曾经读了十七遍《资治通鉴》。

《群书治要》和《资治通鉴》可谓分别代表了中国古代两个巅峰时代的政治文化经典。唐有《群书治要》，宋有《资治通鉴》，这是中国传统资政著作的两座高峰。可以说，这两部书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两面，一部代表经，一部代表史；一部代表理论，一部代表实践；一部代表原则，一部代表通变。

《群书治要》选录自经、史、子的精华，从内容上来说，基本涵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哲学，那就是王道政治，也可以说是圣贤政治。《群书治要》的内容，基本以“修齐治平”的原理原则为主，即便是选录的五朝史书部分，也基本以奏疏为主，对于历史事件的发展则关注较少。例如《史记》，《治要》节录仅两卷，原因就是《史记》以写人物命运为主，议论朝政的奏疏较少。而在《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当中，《治要》节录的内容，2/3的文字都是奏疏。在子部著作中，所选内容也都以治国理政为核心。因此，从整体的结构来看，《群书治要》的核心论的是“道”，是修齐治平的原理、原则，是以理论为中心的。这是《群书治要》的主要特点。可以说，了解中国文化对于修齐治平和核心价值，读《群书治要》这部书就可以基本了解了。

和《群书治要》不同，《资治通鉴》所记录的是史，而且是以编年体的形式体现的。中国的史书主要有两大类别：一是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之后历代的官修史书都以《史记》为范本，采用这种体裁。纪传体的史书主要代表就是历代的官修史书。“二十四史”“二十六史”，都是采用纪传体。纪传体的最大特点，就是以人物为中心，很多大事件都分散在不同人物的传当中。当然，在纪传当中，也是以时间为线的，尤其是很多帝王的本纪，又体现了编年体的特色。和纪传体不同，中国还有另外一种史书体裁，就是编年体。编年体史书的特点，就是以时间为中心，按照年月日来记录史事。它以时间为经，以史事为纬，比较容易反映出同一时期各个历史事件的联系。比如，《春秋》就是用编年体形式记录的鲁国的史书。《左传》是对《春秋》的注解，也是编年体。而《资治通鉴》则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司马光也和司马迁并称“史学两司马”。

《群书治要》和《资治通鉴》虽然内容不同，体裁互异，篇幅大小不一，但编撰者和理念和初衷是完全相同的，其所阐述的治国大道也是完全相通的。这两部书都是由大臣编撰，希望统治者尤其是帝王，作为治国镜鉴的。这两部书所阐述的治国大道，其根本都是中国传统的王道政治思想，也可以说是圣贤政治思想。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强调以人为核心。正如《中庸》上所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圣贤政治，重点在以人为本。也就是要由圣贤人来主持政事，那么政事就能得到治理，国家就能够兴盛。这一点和现代西方民主政治注重选举制度有所不同。但是，我们不要认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注重人的因素，不注重制度建设。相反，在中国历朝的政治实践中，是非常注重制度建设的。比如从周朝的分封制到秦朝的郡县制，从汉代的察举制到隋唐的科举制，这些制度都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而且很好的保证了中华民族长期保持着大一统的局面，这和我们传统的政治文化是密不可分的。

一般我们谈到封建专制，都以为中国古代社会是黑暗的君主专制统治，实际上并非如此。在中国历史上，尤其在明以前，君权和相权是有着明确分工的，而且互相平衡，两者之间互相博弈。虽然君主是世袭的，但是大臣不是，大臣是从读书人中来的，这个阶层叫做士。实际是皇帝和读书人一起治理天下。

专制统治达到巅峰，是从明代以后，明太祖朱元璋因为宰相胡惟庸谋反，取消“宰相”制度，演变为“内阁制”，加强皇权，皇帝做了宰相的事情，宰相做错了要负责，但是皇帝做错了，不用负责，区别在这里。但是，明朝也有皇帝不怎么上朝的，由内阁首辅来主持政事。到了清代，效法明代，也不设宰相。由于是部族统治，满清毕竟人数少，还是要用汉人，但是怕汉人掌握大权，所以每个部门都是一个满臣、一个汉臣，汉臣的地位在满臣之下。到了后期，满臣无法维持统治了，才重用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这是说到政治制度的方面。

但是，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里面，人比制度更加重要。我们读中国各种经典，无论《周易》《尚书》《礼记》，都可以看出这一点。《礼记》讲“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这就是强调君德和民德；《周易》将蒙卦放在第四的位置，也是体现了这种教育为先的思想，这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以人为本的特点。

正是这种以人为本的政治哲学，才形成了中国人传统的家国思想，由此而产生了有中国特色的传统伦理道德——以五伦八德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人文精神。

中国文化中将一个成功的政治家称作为“圣王”，中国上古时期的尧舜禹汤，都是这样的典型。对百姓而言，他们往往扮演三种角色——“君、亲、师”，这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对领导者的要求。而“圣王”推行的“王道”政治，又以人的教育为核心。早在尧舜时期，就推行“五伦”的教育。（《淮南子》曰：尧之治天下也，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大田师，奚仲为工。）“五伦”教育也成为中国传统人文教育的根本。

在中国人的“五伦”关系当中，夫妇、父子、兄弟主要强调人的家庭属性，而君臣、朋友则强调人的社会属性。一个人在社会中的行为，往往和其在家庭中的行为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大学》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叫“外王”的显现；要实现这些，需要内在的功夫，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这是“内圣”的功夫。所以，中国文化，要求每个人从修身开始做起，这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点所在，从以人为本出发，从要求自我出发。这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原点。

《群书治要》和《资治通鉴》作为两部资政著作，其核心在于阐述中国文化中的为君、为臣之道。这两部书，尽管篇幅巨大，但是离不开这个核心思想，就是为君之道、为臣之学。实际上，一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问都包含在其中了。

在中国文化中，君和臣的角色都代表其广泛的社会性。也就是，你不再是为个人和小家谋取利益，而是来为天下人办政治。中国人办政治，就是一心为公，为全天下人谋取利益，不是为自己，也不是为某一家，某个群体，某个族群，而是全天下人，这就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天下为公”的思想。

《群书治要》和《资治通鉴》两部书的核心，就是阐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为君之道和为臣之学。我们读《群书治要》，魏征在序言中就指出，这本书讲的是为君之道和为臣之学。《资治通鉴》更是如此，这部书之前有另一个名字，叫做《历代君臣事迹》，完全就是记录历朝君主和臣子的事迹的。这两部书，可以说是相辅相成，前者是理论、法则，后者是实践、案例。因此，要了解中国传统政治的思想和实践，当认真读此二书，不可偏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