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白银货币化
中国白银货币化是从唐朝（618-906）开始的。唐朝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也是一个中华民族充满阳刚之气的时代。它最显著特点是自信、开放、包容、博大，善于接受外来的文化，善于接受外来的技术，乃至于接受外域人在唐朝为官。杜佑《通典·边防典》记述了与中国发生联系的国家或部族有189个；孙光宪《北梦琐言》言，唐朝时在华做官的外国人达三千余人之多，甚至有波斯人官拜宰相[1]。开放的唐朝是中国接受白银货币的思想文化基础。
乾陵六十一尊宾王像[2]
唐章怀太子墓壁画“东客使图”、“西客使图”[3]
唐朝善于接受一切外来好的东西。当然，丝路贸易是其最重要的途径或者说平台。尽管中国古代与外域的交往早已开始，但真正的成规模的商贸活动是从唐朝开启的。受朝廷的重视与支持，唐朝的对外贸易发展迅猛。唐中期以后，海洋交通与贸易也得到更大发展，中国与西方世界的经贸往来进一步扩大。当时经由东南沿海已能通达印度洋和波斯湾。借助海上航线，中国与南亚、中亚各国的商业活动更加密切。至唐末，在广州从事贸易活动的外国人有数十万之众。这些外国商人带着香料、药物和珠宝，换取中国的丝织品、瓷器等。来华的外商足迹几乎遍及中国水陆交通发达的所有城市[4]。
中西贸易，丝绸之路上的诸国，皆用银币，难以与中国的铜钱直接互换相通，要实现贸易交换，采用以份量计值的银锭是最便利的。唐朝的这种全方位的商贸活动，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时间久了，国人必然走向接受白银货币。当时，没有专门的国际货币，久而久之，银两自然成为了国际货币。所以，唐朝无论是墓葬出土还是窖藏出土经常有外来银币。
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波斯银币[5]
此外，考虑到唐代贸易的实际情况，我们倾向于认为，中国古代最早的银锭——唐朝的船形银锭，就源自海上大宗贸易。因为，白银作为贵金属货币，成色和重量一样重要，高度延展的船形能让人一目了然地看到银锭没有夹杂；而服务于海上贸易的银两，选取船形便是自然而然之事。船形银铤为什么两头经常翘得非常夸张，原因就在于此[6]。
馆藏唐代船形银锭
然而，有必要强调，虽然唐朝已经开启白银货币化的进程，但直至明代中叶之前，尚未取得本位货币的地位。白银的货币职能主要体现在朝贡税赋、财富贮藏及世界货币（国际贸易）方面，尚未获得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的职能[7]。
馆藏唐杨国忠进奉银铤（正、反、局部放大）
明朝嘉靖时期，政府确立了“一条鞭法”的赋税及徭役制度，并在万历九年（1581年），经由首辅张居正将其推广到了全国。
“一条鞭法”的主要内容是“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即把一切税赋和征收都合计到银两，用银两支付，并推广到全体国民。这一做法之所以能够实现，应该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海上丝绸之路，是海上丝路贸易的发展保障了明朝的白银供给。
尽管明代开国之初，朱元璋为防范沿海军阀余党与海盗滋扰，下令实施海禁，禁止中国人赴海外经商，也限制外国商人到中国进行贸易，但实际上民间海上商贸活动始终未能禁绝；明穆宗隆庆年宣布“开关”，解除海禁。由于明朝的丝织品、瓷器、茶叶、铁器等物产普遍受到周边国家的欢迎，并远销西洋，白银源源不断流入中国，而中国社会从朝廷到民间却很少购买海外商品，这使得明朝自隆庆以后逐年积存下大量的白银。尤其是万历年以后（16世纪80年代以后），葡萄牙、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经由菲律宾入华的贸易日趋繁盛。据全汉升先生的研究，1586—1643年，西班牙人每年购买丝绸等货物输入中国的白银在133万元[8]。英国学者形象地说，“中国皇帝能够用从秘鲁运来的银条建一座宫殿。”[9]
明朝入华白银还有一个重要来源，那就是日本。明季的日本国物产匮乏，对中国商品依赖性很大，姚士麟《见只编》载：“大抵日本所需皆产自中国，如室必布席，杭之长安织也；妇女须脂粉，扇、漆诸工须金银箔，悉武林造也。他如饶之瓷器，湖之丝绵，漳之纱绢，松之绵布，尤为彼国所重。”[10]但日本富产金银，与中国交易，皆用银子。日本学者笃小畑认为，“在十七世纪初，由日本人、中国人、葡萄牙人以及荷兰人的船只，从日本载运出口的白银每年可达150000到187500公斤……最终还是流到中国大陆”[11]。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梁方仲先生估算，“由万历元年到崇祯十七年（1573－1644），合计各国输入中国的银元由于贸易关系的至少远超过一万万元以上”[12]。晁中辰先生估算，“在隆庆开放后的七八十年间，通过各种渠道流入中国的白银大约1亿两左右。”[13]
因此，明代中期以后，白银在中国逐渐取得了本位货币的地位，不仅用于赋税、贮藏、国际贸易，还用于货物甚至劳动力的计价和日常支付。至此，白银货币化过程在中国基本完成。
[1] 孙光宪：《北梦琐言》卷第“令狐公密状·中书蕃人事” （中华书局，1985，丛书集成初编2841，33－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