庇护制与非洲的政治稳定
文献来源：Leonardo R . Arriola (2009). "Patronage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in Afric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2(10), pp.1339-1362
作者简介：Leonardo R . Arriola，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系副教授，非洲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发展中国家中的治理挑战，以及民主化和制度改革。其个人网站为：http://www.leonardoarriola.com
通常认为非洲领导人用分发好处来购买政治支持的庇护制是非洲政治不稳定的重要原因。暴力冲突要么源于庇护体系内部精英想要占有更多资源，要么源于庇护体制外部的精英也想要占有和掌控资源。相反，也有人用庇护制度来解释一些非洲政权的存续。诸如科特迪瓦、塞内加尔和肯尼亚等国家的领导人都曾用分发好处的方式维持着政权内部精英的相安无事，从而维持了政权的稳定。尽管很多人用庇护制度来解释非洲的政治结果，但实际上关于庇护制度对政治稳定的作用程度，我们知之甚少。
对政治不稳定的原因分析
政治不稳定的形式是多样的，其中包括群体暴力事件、乡村暴动、城市骚乱、政变和内战。这篇文章主要关注的是由精英的不满所引发的两种政治不稳定形式——政变和内战。在1960-1999年间，非洲国家的180次领导人更替中，发生了101次政变。在48个非洲国家中，其中有41个国家在独立以来至少发生过一次政变，其中至少有30个国家至少发生了一次成功的政变，其中20个国家自独立以来至少经历过一次内战。有人提出，非洲90年代以来的民主化改革削弱了通过暴力夺权的需要，但这并没有消除政变对政治稳定的威胁。在1990年到2000年间，在非洲地区有15次领导人更迭是通过选举完成的，但却有25次领导人更迭是通过政变产生的。
在政变（Johnson,Slater, & McGowan, 1984; Londreagan & Poole, 1990; O’Kane, 1993），内战（Collier & Hoeffler, 2000; Fearon & Laitin, 2003; Miguel et al., 2004）方面的研究通过跨国分析提出了关于经济和政治稳定之间的一般关系。贫困、经济萧条、对初级资源出口的经济依赖都和政治不稳定之间有着强烈的关系。
国家能力对冲突发生可能性的作用机制也是通过诸如人均GDP这样的经济变量来传导的。贫穷国家的政府往往难以给军队足够的资源让军人们安分守己（McGowan & Johnson, 1984 ）或者让军人们能够镇压地方的叛乱（Fearon & Laitin, 2003）。尽管学者们通过经济变量的传导探讨了国家能力对于政治不稳定的作用，但是却没有探讨政治策略和政治制度对于精英冲突的直接作用。Londreagan和Poole（1990）的研究认为经济变量比政治变量对政治不稳定有着更强大的影响。但选举却是他们研究中政治变量里唯一的制度变量。在其他的相关研究中则直接缺乏明确的政治或者制度变量（Collier & Hoeffler, 2000，2002）。
精英庇护制度的影响
庇护关系被认为是规管非洲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首要机制（Bratton & Van de walle, 1997）在庇护关系下，庇护者用资源交换被庇护者的忠诚，被庇护者由此能够获得在脆弱的正式的经济体系下无法获得的东西。非洲的庇护制度被认为与频繁的内战相关（Worldbank, 2000），并且阻碍了民主化(Diamond & Plattner)。还有一些非洲研究者认为庇护制度有维持政权稳定的作用。Bayart(1993)认为，庇护制让族群代表、官僚和商业精英在攫取国家资源的共同利益下聚合起来，有利于维持一个更有内聚力的精英团体。
作者认为，在缺乏其他制度机制的情况下，领导人只能依靠高层次的政府任命来向他所庇护的精英做出可信承诺。一般认为，一个想要积聚财富和权力的理性领导人会打造一个最小的致胜联盟（winning coalition），从而只去收买那些必要的政治家来维持自己的权位。但在政治不确定性很强的情况下，也就是说自己政治同盟的忠诚并不十分可靠的情况下，他就需要扩大自己联盟的规模从而避免对某一同盟者忠诚程度的依赖。
由此我们可以直接提出一个假设：一个领导人是否可以通过扩大庇护体系的方式最小化自己被通过非常方式推翻的风险。在此我们面临的一个难题是，没有一个对非洲庇护体制的测量方法。在此，作者利用van de walle内阁规模（cabinet size）的数据来测量庇护体制。在非洲，内阁中的一个部长被认为是一种“超级代表”。部长不仅可以决定在哪里分配公共资源（通常是他的家乡），还可以利用手里的合同和工作来充实自己的收入或者换取其他的好处。因此van de walle的内阁规模（cabinet size）数据本是用来测量非洲政治高层的消费情况。下图为非洲内阁规模和政变频率的趋势图。
不过在这里可能会面临一个内生性的问题，因为某一年份的政体规模可能是受统治者对政治稳定性感知的影响。为了避免这个问题，作者下面将对影响内阁规模的的变量进行分析。
数据和方法
为了测量庇护制和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作者分为两步来进行。首先是利用组间回归模型(between-groups model)，减少变量构建一个普通最小二乘估计。从而发现哪些变量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内阁规模。
接下来，作者使用比例风险回归模型（proportional hazards model）来估计政权的存续。样本是国家-年份为分析单位的。因变量是本年度是否发生了内战或政变事件的二分变量。通过这个比例风险回归模型，作者能够得出一个领导人在特定年份被推翻的可能性。
内阁规模分析
表中第一列到第三列的经济和人口方面的变量完全相同，只有政治上的变量不同，即用不同的数据来测量政体类型。表一说明了，非洲国家政体规模的变化大概可以被归为四个原因：政体类型、资源约束、族群碎片化和总人口。第四列只涉及了前三列都显著的变量。
表一能够解释国家间内阁规模的变化，但是却不能解释内阁规模的同比变化。表二基于固定效应模型(fixed effects model)做出了估计。第一列到第四列囊括的都是在跨国分析中显著的变量，除了族群碎片化，因为这一变量随着时间变化是一个恒定值。作者还把滞后的内阁规模数据纳入到分析中。不同的关于政治不稳定的指标也被纳入到这个模型分析，以避免出现前述的内生性问题。也正如表二的数据所显示的。内阁规模并不受这些政治事件的影响。
政权存续分析
表三中所显示的数据是风险率而不是系数。如果风险率超过1，说明内战和政变的风险增加了，如果风险率不足1，说明内战和政变的风险减少了。第一列至第三列包括了内阁规模、内阁规模的平方，和一系列政治、经济、人口上的控制变量。只有对政体的测量在不同列之间有所变化。可以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内阁中额外增加一名成员，可以将内战和政变的风险降低23%-25%。在内阁中增加一名部长比提高百分之一的经济增长率更能降低政权遭遇政变和内战的风险。
不过内阁规模所带来的这种效应是有一定阈值的。通过表三可以发现，将内阁规模平方处理后，该变量反而对政变和内战风险呈正相关。也就是说内阁规模如果超出了一个国家经济、人口、种族等因素下所适应的规模范围，那么扩大庇护网络反而会动摇政权的稳定。
结语
通过对非洲庇护制与政治稳定之间关系的探究，作者希望自己所得到的结论能在对拉美、中东、东南亚这些庇护政治同样盛行的区域得到检验。作者也提醒其他研究者，不仅应当关注庇护体系在政治中央所起到的作用，还应探究庇护体系在中心区域与边缘区域发生作用的机制。最后作者呼吁，需要大家探索出一个更为系统和精准的方式来对庇护制度进行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