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关节点的应用与误用
什么是历史关节点？
核心行为人对结果影响的可能性发生实质性的提升的一个较短时间段。（Capoccia and Kelemen 2007）这一定义很好的阐明了历史关节点固有特征，即形式上的“节点”（较短时间）、内容上的“关键”（对结果产生实质影响），同时在运作过程行为人通过“权力”对进程发挥影响——是权力让制度具有了路径依赖的特征。（Pierson 2015）
历史关节点为什么重要？
这些时刻之所以被冠之以“关键”是因为一旦某一特定选项被选取出来，想要回到最初的有许多选项可供选取的状态将变得越来越困难。（Mahoney 2000）
历史关节点具有偶然性吗？
要关注那些超越理论解释的细微事件（Arthur 1994）
因果进程中的偶然事件是路径依赖的一种可能性特征，但并非必要的（Pierson 2000）
历史关节点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偶发事件（Collier and Collier 2002）
许多重要的在政治轨迹并非由偶然事件所开启（Thelen 2004）
历史关节点与路径依赖
（path dependence）
个人认为，历史关节点是路径依赖分析范式的核心。如果路径依赖仅仅是“过去影响现在”，那么任何事件似乎都属于路径依赖的范畴。而历史关节点的意义在于“截断”对原因的无限回溯。
甚至可以说，只有在路径依赖的制度变迁模式中历史关节点才有意义；只有存在历史关节点的制度变迁模式才是路径依赖。
历史关节点之后的历史进程：
锁入（lock in）
报酬递增（increasing return）的自我强化序列（self-reinforcing sequence），路径依赖只存在报酬递增一种模式。（David 1985; Arthur 1994; Pierson 2000）
不仅存在自我强化序列，还存在反应序列（reactive sequence）。（Goldstone 1998; Mahoney 2000）
只有那些外生制度变迁的报酬递增的模式才称得上路径依赖。（Rixen 2015）
历史关节点的特征
“生成性分化”（generative cleavage）和“巨大的、深刻的、广泛的变革”（significant/swift/encompassing change）。（Hogan 2006）
历史关节点的构成
“许可性条件”（permissive condition）与“生成性条件”（productive condition）。（Soifer 2012）
许可性条件和生成性条件共同构成了历史关节点，即便“自我奋斗”与“历史行程”的结合，二者缺一不可，而前者又是后者的必要条件。许可性条件为变革提供了客观基础，而生成性条件体现了关键时刻行为人的决策或结构性的差异。例如，黑死病造成的劳动力缺乏进而动摇了封建制度的基础，这为日后包容性制度的生成提供了许可性条件，而英国最终得以实现包容性制度，与其独特的议会制度等与其他国家的细微差异有着密切关系，这些特征为制度形成提供了生成性条件。（Acemoglu 2012）
如果只有许可性条件而没有生成性条件，就会面临“错失良机”（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而只有生成性条件而没有许可性条件，历史关节点同样不会出现，制度变迁的模式往往体现为渐进变迁（Thelen的一系列研究），甚至更悲壮一下的“有力杀贼无力回天”。
关键性的测量公式：
CJy=［(Py`-Py)/(1-lnPy`)］/［ln（Tx`/Tx）］（Capoccia and Kelemen 2007）
事件发展出现变数往往是历史关节点，例如1956年开始，政府频繁颁布限制人口流动的法律法规与政策文件频发出台，其最终的结果是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颁布，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
越早的时刻往往越关键，如QWERTY键盘的使用——但不尽然，如有学者认为殖民统治是导致中美洲20世纪中叶政体差异的决定性因素，但这无法假释如萨尔瓦多与洪都拉斯，或是尼加拉瓜与哥斯达黎加这些相邻的国家政体会体现如此的差别
历史关节点导致了路径依赖何时结束？
关注序列中那些能够“制造了一个灾难性结局，然后迅速而深刻地破坏旧有的生存策略”的重大事件，如社会革命或大规模战争，这些事件会重塑历史进程。有学者在“财富逆转”（Reversal of Fortune）的分析范式下，认为日本殖民统治是导致伪满洲国边境东西两侧发展差异的原因，这其实就是无视社会主义革命与改革开放等重大变革已经让殖民主义遗产消失殆尽——这篇文章还有严重的认识问题，如作者仅仅关注了经济数据增加，而关心关系财富被谁掠夺甚至不关注当地居民的基本生活。（精巧方法包装下的西方中心主义，因此“身份意识”是何等重要，参见Mattingly 2015）
历史关节点的分析应该注意什么：
避免两种错误倾向
一是所甄选的历史关节点并不符合其严格定义（不符合“滤网”功能）。例如有学者分析马来西亚的国家元首，认为15世纪初马六甲王国的伊斯兰化、1874 年《邦咯条约》后苏丹的虚君化和1946 年马来亚联盟计划失败后马来人特权的宪法化这三个时刻，是形成当下马来西亚国家元首“选举轮任的马来伊斯兰君主立宪制”的历史关节点，但在笔者看来，这三个关键时刻的选择无疑都是错误的。以第一个历史关节点为例，根据作者描述印尼早在15世纪之前就已经出现 “伊斯兰化”的趋势，并没有出现这样一个时刻，使得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成为两种竞争性选择，因此这显然不符合历史关节点的定义。
第二种是将历史关节点看作某一进程的关键事件。人们往往将某些重大事件或者具有转折意义的时间成为“历史关节点”，如“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历史关节点”等等，其中无论是“我党历史”还是“中国命运”，都指的是一个发展进程，即某一事件是某一进程的历史关节点。但如果回顾那些历史关节点分析的经典文献就不难看出，方法论意义上的历史关节点，着重强调某一事件是造成日后特定结果（事件）的历史关节点，如“拉美国家不同的劳工吸纳模式决定了战后不同的政体结果”、“中美洲自由主义改革时期不同的改革方式决定了20世纪中叶不同的政体类型”，其中，无论是“劳工吸纳-政体结果”还是“自由主义改革-政体类型”，都是特定事件之间的对应。例如有学者分析了“韩国1997年金融危机关键节点的过程和机制”，并论证这一时期是如何体现了历史关节点中“关键性前因”“许可性条件”“生成性条件”等要素，但是作者并没有说明金融危机到底是日后哪项结果的关键节点，而仅仅说带来了“经济增长剧烈波动”、“丧失经济主权”、“客观上为韩国自由化改革扫清障碍”等语焉不详的“重大后果”。
以上两个研究还有一个通病，那就是looking backward的读史方式，通过拼凑历史来论证其理论或方法的适用性，这种使用历史材料的研究事实上是一种“反历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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