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观原创 | 阴谋论何以流行?

在人类有记载的历史中,阴谋论似乎从未缺席。当代社会,真正起效的阴谋屈指可数,但人们讨论阴谋论的热情却从未减退。在“9·11”事件发生后,“美国自导自演”或“政府内部间谍”等阴谋论一度甚嚣尘上。而在戴安娜王妃车祸罹难后,公众舆论的矛头长期聚焦于英国军情五处。还有一些更为广泛和深远的阴谋论几乎传遍了世界每个角落。譬如“共济会统治世界”、“转基因灭绝人类”的故事时不时还会登上微博热搜。

虽然大多数知识分子对于阴谋论不屑一顾,但阴谋论确实深刻地影响了世界政治的进程。纳粹和第三帝国的崛起无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一战结束后,德国民众普遍不愿接受战败的客观事实,而是将愤怒发泄到各种所谓的“叛徒”身上。作为颇为成功的少数族群,犹太人很快吸引了大量的仇恨。而纳粹的宣传部门则积极地推波助澜,通过复制、传播《锡安长老会纪要》等伪书,大力宣扬犹太人秘密勾结外国乃至统治世界的阴谋。二战后期,同盟国意图肢解德国的“摩根索”计划曝光,戈培尔领导下的宣传部门再次将其渲染为犹太人的阴谋。这一阴谋论强烈地支撑了纳粹后期的反犹暴行。

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和科学家开始对这一重要现象展开梳理和研究。时至今日,对于阴谋论的神秘面纱已经被逐步揭开。

被称为阴谋论的故事基本都有一个固定的模板,即一小撮有权势的人通过密谋合作来实现某种邪恶的目的。大部分阴谋论都和既有的科学证据冲突,但也存在一些非常经典的例外。比如“水门事件”起初只是坊间的奇谈怪论,但人们随后在这个阴谋论的故事中发现了真实存在的阴谋。因此,阴谋论对人类社会的直接作用并不一定是负面的。

但阴谋论的危害确实不容忽视。最大的问题不在于阴谋论对某些对象的直接抹黑,而在于阴谋论几乎是无法证伪的。在与阴谋论不符的证据面前,阴谋论的支持者往往不惜编出新的阴谋论来自圆其说,也不愿彻底放弃自己所迷信的故事。这无疑对于科学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困扰障碍。

一些学者认为,阴谋论是人类演化产生的“适应器”。在人类的早期社会,小团体的阴谋比现在频繁得多,因此人们不得不小心谨慎地应对各种可能的阴谋。在这种情况下,忽视阴谋的风险远远大于过度反应的风险:前者很可能使个体直接殒命,而后者无非是造成一些生活上的不便。因此,无论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还是拉马克的“用进废退”,都使得人类对于阴谋的敏感程度一代比一代强。这也就很好地解释了阴谋论的长盛不衰:那些对阴谋不敏感的个体和他们携带的基因、观念很可能都已经被真实的阴谋所埋葬。

此外,阴谋论还有一些更为具体的功能。一方面,阴谋论对于某些令人费解的现象给出了表面上逻辑自洽的解释,这满足了人类认知闭合的需求。毕竟相比于偶然和意外,人类总是更喜欢明确的因果关系。另一方面,阴谋论满足了一些个体的社会认同需求,阴谋论无疑使得某些群体变得更加团结和紧密。而在自媒体兴起的当代,阴谋论者已然结成了大大小小的网络社群和亚文化圈子。

另一些学者则更为关心什么因素影响了阴谋论的传播效果。其中,大量的研究着眼于个体之间的内在差异。有学者注意到,执着于某个阴谋论的个体很可能也会相信其他的阴谋论,哪怕他们彼此并不相关。甚至还有研究表明,部分个体宁愿相信自相矛盾的阴谋论,也不肯承认官方或专家给出的解释。譬如有些个体认为戴安娜王妃很可能伪造死亡避世隐居,但他/她同时也相信军情五处暗杀了戴妃。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本拉登死亡事件上,有些个体认为“本·拉登还活着”和“本·拉登早就死亡”都是有可能的,但偏偏不相信美国政府公布的结论。

因此,这些群体被认为拥有某种独特的“高阶信仰”(比如天然不信任政府)来支撑各种阴谋论交织的世界观。换言之,阴谋论的信众对于权威的道德非常敏感。当然,也有不少学者认为阴谋论的坚定支持者多多少少有点“不正常”。心理学临床实验表明对阴谋论的信服可能与个体的幻觉和认知失调有关。此外,还有学者认为阴谋论的传播和人类的思维方式有关。人类大脑中很可能存在“经验直觉”和“分析理性”这两种独立的思维系统。阴谋论在严格的逻辑推理下是很难站得住脚的。但问题在于,人们很少会认真思考。分析性地思考可以很明显地降低阴谋论的可信度,但大多数人仍然依靠直觉来建构自己的世界观。

当然,阴谋论传播过程中的社会情境因素也不容忽视。很多学者认为,阴谋论类似于大众传播中的谣言,其根源仍然在于信息的不透明和不对称。当某些严重而诡异的事件发生后,愤怒的公众无法在第一时间得到准确而令人信服的解释,便只能转投阴谋论的怀抱。随后已经有先入为主效应的个体开始自我绝缘,不再理会随后的官方信息。小群体内部的讨论使得阴谋论越来越极端,而阴谋论则通过级联效应不断扩散,持续污染着信息市场。

阴谋论的扩散无疑会侵蚀政治信任和社会资本,最终导致人人自危的局面。很多人认为,反击阴谋论的最好办法就是明确将这些故事贴上“阴谋论”的标签。但实验表明这种做法的效果并不理想。也许,人们只会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与此同时,让官方和专家对所有阴谋论见招拆招也有明显的副作用。也许某些阴谋论的信众本来不多,但官方辟谣却给了它们更高的热度和更大的市场。

因此,阴谋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并不会远去,政府和学者只能努力去促进信息健康流动和提高民众认知能力,进而缓解和稀释阴谋论的危害。

注:特别鸣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传播与政治心理读书会”

参考文献:

Sunstein, C. R., & Vermeule, A. (2009). Conspiracy theories: Causes and cures.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17(2), 202-227.

Van Prooijen, J. W., & Van Vugt, M. (2018). Conspiracy theories: Evolved functions and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3(6), 770-788.

Wood, M. J., Douglas, K. M., & Sutton, R. M. (2012). Dead and alive: Beliefs in contradictory conspiracy theories.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3(6), 767-773.

Dagnall, N., Drinkwater, K., Parker, A., Denovan, A., & Parton, M. (2015). Conspiracy theory and cognitive style: a worldview.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6, 206.

Wood, M. J. (2016). Some dare call it conspiracy: Labeling something a conspiracy theory does not reduce belief in it. Political Psychology, 37(5), 695-705.

Swami, V., Voracek, M., Stieger, S., Tran, U. S., & Furnham, A. (2014). Analytic thinking reduces belief in conspiracy theories. Cognition, 133(3), 572-585.

Douglas, K. M., Sutton, R. M., & Cichocka, A. (2017). The psychology of conspiracy theorie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6(6), 538-542.

Van Prooijen, J. W., & Jostmann, N. B. (2013). Belief in conspiracy theories: The influence of uncertainty and perceived morality.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3(1), 109-115.

Clarke, S. (2002). Conspiracy theories and conspiracy theorizing.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32(2), 131-150.

Fay, B. (2019). The Nazi Conspiracy Theory: German Fantasies and Jewish Power in the Third Reich. Library & Information History, 35(2), 75-97.

马得勇. (2018). “匹配效应”:政治谣言的心理及意识形态根源. 政治学研究, 142(5), 54-66.

撰文:陆屹洲

审读:杨端程

编辑:康张城

在看政观么

(0)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