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thijs Bogaards：民主化的案例研究 | 政观编译
文献来源：Matthijs Bogaards, “Case-Based Research on Democratization,” Democratization, Vol. 26, No. 1, 2019, pp. 61-77.
作者简介：Matthijs Bogaards，匈牙利中欧大学政治学系客座教授，立足比较的视野发表了许多涉及政党和选举制度、民主测量、分裂社会中的民主等方面的文章，他目前主要关注恐怖主义的成因、全球视野下的民主回潮以及混合政体等问题。
研究民主化最常见的方法是什么？是大样本的统计分析、形式模型（formal modelling）、嵌套研究设计（nested research designs）、定性比较分析（QCA）、实验法、小样本比较还是个案研究？大多数政治学者可能回答：案例研究（case studies）。本文聚焦民主化的案例研究，主要关注两个问题：这些研究的案例选择和研究设计是否明确？这些研究是否使用了案例研究的方法论文献？答案源于对Pelke和Friesen（2018）的民主化文章数据集的分析。该数据集包含1990年至2016年主流的比较政治和民主化研究期刊上的3724篇文章。分析表明，许多案例研究的案例选择过程和研究设计并不明确，对于相关的方法论文献的引用较少。但是，纯粹描述性的文章也很少，大部分案例研究都寻求对理论建构做出贡献。
案例研究
近来，有关案例研究的出版物越来越多。从各种精巧的案例研究设计中寻找灵感，学习如何进行案例研究和小样本比较，这是前所未有的好时机。
案例研究往往根据研究目标分类。描述性案例研究和解释性案例研究寻求增进对于特定案例的理解。理论生成和理论检验的案例研究则试图进行理论建构。理论检验的案例研究具有不同的形式，如关键案例（crucial case）、异常案例（deviant case）和典型案例（typical cases）等。关键案例也可具体表现为最大可能和最小可能案例（most-likely and least-likely cases）。小样本的比较则受到密尔的求同法和求异法的指引。Gerring（2008）提出了多变案例的方法（diverse-cases method），选择多个案例来体现自变量、因变量或二者关系的多种类型。
民主化的个案研究
根据Pelke和Friesen的数据集，1991个关于民主转型和巩固的经验研究中有907个是单案例研究，其中85%的研究包含了因果说明，只有15%的是纯粹描述性的。不到四分之一的研究解释了为什么选择这个案例，不到十分之一的研究试图进行普遍化。其中编码为关键案例、最大可能和最小可能案例的只有31篇文章。
其中只有1篇文章是明确的关键案例研究。Jung（2012）选取了波黑作为关键案例以研究冷战结束后权力分享和民主之间的关系。根据作者对于以谈判协议结束内战的国家的编码，其中波黑拥有最大程度的权力分享，这使它成为内战后最可能实现民主化的国家。但是，权力分享将战时的分裂变成了战后的政治结构，作者强调了波黑制度功能失调的特点，并将该国目前的大多数问题归咎于和平协议。因此，长远来看，权力分享可能成为建立民主的制度障碍。
另一项研究明确采用了最大可能/最小可能的研究设计。Haddad（2010）认为，对于以社会经济发展和制度为中心的理论而言，日本是最有可能、甚至不可避免实现民主化的案例；而对于政治文化理论而言，日本是最小可能甚至不可能实现民主化的案例。然而，作者的兴趣并非检验这些理论，而是发展一种新的理论。她提供了一个理论建构的案例研究，重点考察日本的公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Pelke和Friesen的关键案例列表中也包含了部分异常案例和典型案例。在异常案例研究中，McMillan（2008）对印度的分析较好地说明了异常案例研究如何有助于修正既有的现代化理论。他提出了解释印度民主转型的两个关键因素：印度民族主义运动意识形态与组织和英国殖民者建立的行政和代议框架。在典型案例研究中，Le Van（2011）将尼日利亚作为一个“有用的案例”（useful case），希望利用一个典型案例中的信息，阐明托克维尔关于公民社会的见解对非洲民主化的普遍意义。但该文总体上是在假设而非证明尼日利亚发生的事情对于非洲其他国家具有代表性。如果该研究能够更加关注案例的选择，那么它将更有说服力。
不幸的是，Pelke和Friesen数据集里编码为关键案例的大多数研究难以确定作者所考虑的案例研究类型。这种方法论意识的缺失无疑削弱了作者的发现并限制了理论相关性。与此同时，只有4项经验研究涉及个案研究的方法论文献，只有1篇文章涉及到过程跟踪，只有三分之一的案例研究尝试普遍化。值得注意的是，关注民主化异常案例的文章显示了案例研究的理论建构潜力。
民主化的比较案例研究
Pelke和Friesen列举了418项关于民主转型和巩固的比较案例研究。几乎所有的研究（93%）都作出了因果说明，但只有248项研究（59%）解释了为什么选择了所研究的案例，83项（20%）明确遵循了密尔的方法。在求异法的运用中，直接引用或明确提及密尔法的研究很少，大多数的作者改写密尔的逻辑，列举案例之间的相似性作为案例选择的理由。例如，Renwick（2006）在其文章开头强调了匈牙利和波兰转型时的共同特征，之后重点关注导致两国不同发展轨迹的差异性。在求同法的运用中，Field和Siavelis（2011）研究的是政党选择初次选举候选人的方式。作者首先解释了为什么定性案例研究是合适的方法，然后解释为什么选择最大差异性研究设计和选择智利和西班牙，并引用了相关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文献。这一比较使他们从理论和经验上将两国政党共同的候选人选举策略和两国共同的政体不确定性联系起来。
一些研究暗含着多样的案例选择策略。Heper（1992）通过比较德国和土耳其来展示国家性的差异对于民主巩固具有显著的不同影响。奥斯曼-土耳其和普鲁士-德意志的案例是作为极端类型（polar types）而选择的。Collier（1993）感兴趣的是1940年代拉丁美洲劳工政策和政体变迁的关系。在讨论密尔法的局限之后，作者同时考察了该关系的两个视角：内部轨迹和外部影响。为此，她选择了四个极端类型（巴西、智利、墨西哥、委内瑞拉）。她没有对案例的选择作出详细说明，只是把它们在分析过程中显现出来。
Villalón（2010）展示了异常案例在跨案例研究中的可能性。他选择的案例是马里、尼日尔和塞内加尔，认为无论是主流的民主理论还是穆斯林社会的政治理论，都难以解释这些位于穆斯林世界西南边缘的异常案例。他的兴趣在于民主和宗教如何相互作用和影响，其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田野调查得出的，可能会让人感到惊讶：在这三个西非国家中，宗教在公共领域的作用显著扩大，这种公开性存在反过来又导致了宗教领域的民主化。
Sandbakken（2006）展示了如何对多个案例进行一致性分析（congruence analysis）。她比较了非洲的三个食利国家（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和尼日利亚），三者除了对石油的依赖外并无共同之处。“资源诅咒”论假定石油财富与民主化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这也正是Sandbakken的发现。但她的研究设计比简单地确认一个既有理论更有雄心，其主要兴趣在于识别偶然性机制（casual mechanism）。为此，她提出并检验了旨在解释资源财富和民主缺席之间的联系。换句话说，作者用非洲的三个案例检验了同一理论的三个变体。她发现，“总体而言，案例表明食利国家理论确实适用于非洲的食利者国家……但是，理论的不同部分对不同案例的适用性存在差异”。
总之，密尔的方法为民主化的比较研究提供了指引，尽管很大程度上是隐性的。既有成果对案例研究的方法论文献的引用很少。这并不是因为缺乏抱负：几乎所有的研究都以理论建构为目标，其中有一半明确地试图进行普遍化。为了让小样本比较充分发挥潜力，研究者应该明确比较和案例选择的逻辑，并参考政治学方法论的相关文献来支持他们的选择。
总结
对于本文回顾的绝大多数研究而言，案例选择和研究设计往往没有明确的说明，相关的方法论文献也引用较少。纯粹的描述性文章是罕见的，大多数基于案例的研究寻求对理论建构作出贡献。当研究者明确自己的研究设计和案例选择时，从事案例研究和小样本比较的学者更有可能实现他们的研究目标。民主化的案例研究揭示了方法论研究者和经验研究者之间的脱节。
除了不断增强方法论自觉之外，案例研究的方法论文献至少可以为研究民主化的学者提供灵感来源（做什么）、行动指南（如何做）和评判标准（如何做得更好）：方法论研究既可以激发经验研究者的创作灵感，也能够为他们的研究提供了规则和说明，同时还可以为这些研究进一步改进提供指引。换句话说，方法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的持续互动会带来更多意想不到的收益。
编译：何家丞 审校：释启鹏 编辑：郭静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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