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系特务在孝义县的罪恶活动（上）
梁化之是阎锡山的亲信，特务头子。梁化之（1906年12月16日—1949年4月24日），名敦厚，字化之，山西定襄人。出生于1906年12月16日，毕业于山西大学文学系。其父梁世爵是阎锡山的姨表兄。毕业不久担任阎锡山的机要秘书。抗战时被誉为山西的青年领袖，阎锡山视为接班人。
1936年任自强救国同志会总干事，同年9月任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总干事，坚决主张抗日，在山西掌管党政。1948年任特警处中将处长，1949年任山西省代主席，1949年4月24日太原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城破之际，梁化之在省政府服毒自杀。
梁系特务在孝义县的罪恶活动（上）
孝义是阎锡山梁系特务开展“肃伪”工作的重点县之一。早在1943年冬，同志会流工队就在孝义县设置了流工组，驻兑九峪镇。次年，特务头子梁化之和张亦山派其嫡系冯奇（隰县人）担任孝义县的“肃伪”专委，统一领导全县的“肃伪”工作。流工组按照梁系独创的“有关系交关系，没有关系找关系，找上关系交关系，交了关系没关系，不交关系有关系”的工作方法，竭力开展特务活动，曾在全县扣捕了大量嫌疑分子，其中包括一部分地下革命工作人员，破坏了中共部分地下组织。1944年7月，张亦山派其秘书侯中彦前往孝义协助审理“肃伪”案件时，看守所里被囚的政治犯中“制造”了一批“自首”人员，分别加以管制或任用。同年8月，流工队副主任智力展偕北区真理辨正处主任大特务王静庐率领一批人，亲临孝义一带扣捕了一批地下革命工作人员，被捕者不仅有孝义本县的，也有邻近之隰县、灵石、介休，汾阳等县的地下革命工作人员。孝义县监狱一时大有人满之患。日本宣布投降之后，流工组奉命改名为“宣慰组”，继续从事反共特务活动。过了一年多时间，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攻打并解放孝义县城，“宣慰组”特务悉数由人民捉拿归案。1947年5月，阎锡山为了配合胡宗南部进攻延安，乘解放军西进的空隙，派兵向孝义进犯，又抢占了孝义，重新部署“开展”政权。梁系特务组织特警处于此时在孝义县城重建特警组。孝义县特警组共有5人均系特警处直接委派的。少校组长孔定德，隰县人，通过交假关系进入流工队，因反共积极得到信任，负责组内全盘特务工作。组员杨绪铎，五台县建安村人，专管组内上下公文。刘福安，五台县河边村人，专责审讯政治犯。田育生，又名田满喜，崞县阎庄村人，系民大第五期毕业生，为梁化之嫡系干部，负责管教.联系“自首”人员兼搜集情报。李光福，襄汾人，协助审讯、管教等工作。流工组所指的叛徒，是流工队定案的叛徒，不尽是确有中共政治背景的人。孝义虽是梁系“肃伪”工作素有基础的县，但因流工组特务早已悉数被俘，他们在被俘前已将特务档案资料全部销毁，因而特警组只得从头做起。
阎锡山在十二月事变以后就极端强调加强“肃伪”工作。孝义县也和阎统区其他县份一样，除了特警组、政卫团等专职特务组织外，各系统各部门都有“肃清伪装”的责任和义务。当时各编村同志会特派员经常将政治嫌疑犯送回县里“明确”。特警组接受任务后即将入犯扣押于县警察局禁闭室，由特警组人员随时提审。另外，由于孝义当时是晋西南各阎统区去太原的通路，特警组人员就在由晋西南各县去太原的过路人中，扣留可疑者。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被捕的政治嫌疑分子约有二三百人。警察局的禁闭室里经常有二三十名政治犯。禁闭室是一间大屋，犯人拥挤，起卧不便，卫生条件极差，犯人伙食以发霉玉茭面糊糊及恶谷米饭为主。
特警组特务对政治犯的审讯是极其残酷的，他们审讯政治犯，几乎全部动刑。这种残忍的做法，不仅为特务头子梁化之所默许，而且是由他本人带头采用的。1943年3月，梁以特务起家之初，梁化之和张亦山亲自审讯中共隰县地下党成员梁子芹、兆寿二人，遭到对方抗拒时，当场即令宪兵对他们施以压杠子的酷刑，从而开创了梁系特务滥施刑讯的恶劣先例。刑罚有压杠子坐板凳、钉竹签、吊打、夹手指…等等，最常用的是“坐板凳”特务刘福安和李光福，当初没交关系时，曾在流工队尝过“坐板凳”的滋味，以后变节事敌，就照样施用此类刑罚来对付不幸被捕的革命进步人士人。
经过残酷审讯，除了少数坚持革命立场的真正共产党员，坚贞不屈，拒绝交代外，大部分被捕者都承认和共产党有“关系”，并交了“关系”。所谓有“关系”并不是有实际的中共地下组织关系，而是过去参加过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参加过决死队新军及人民武装自卫队、游击队等人民抗日武装的，以及参加过牺盟会及农、青、妇救会和儿童团的会员与团员，都是“关系”，即政治问题。在所有交了“关系”的人当中，有一部分确有中共地下组织关系或地下工作关系，由于革命意志不坚定，贪生怕死，经不住酷刑的考验而变节:有相当一部分人则是交的假“关系”交假“关系”在当时梁系特务活动中已经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它是“自首、宽大、不杀人”的处理原则与逼供、信的审讯方式相结合的产物。所有被捕的“政治犯”都懂得“不交关系有关系”的严重后果，他们通过平时观察梁系推进“自首政策”的实况，一般也都相信“交了关系没关系”。由于交假“关系”已不是个别现象，渐渐就有一些人掌握了交假“关系”的常识和办法。例如，懂得了中共地下组织成员及边区区村干部的身份有县委书记、区委书记、支部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文教委员、敌工部部长、武装部部长、武委会主任、财粮委员、交通员……；其活动方式为“单线联系”；地下活动原则是“长期隐蔽，待机而动，积蓄力量，准备反攻”等等。这样，同命运的因徒就可彼此串通一气，捏造一个中共地下组织系统，自造口供，交假“关系”，借以“过关”。特警组的特务即使发现破绽，也不向对方揭破，而只作为内部掌握，因为多一些“自首”人员，就意味着工作成绩优异，“肃伪有方”，就会成为向上级争功邀赏的本钱，且能迎合特务头子梁化之好大喜功的思想。当然，交假“关系”者的目的和动机也不尽相同，有些人一开始就冒充“伪装分子”故意被捕，以逃避“兵农合一”暴政下的苛捐杂税；也有极少数人是为了通过交假“关系”后担任“肃伪”工作领取特务津贴，以追求升官发财。这种交假“关系”的情形，前段孝义流工组的特务活动中，尤为严重。有一个原先向“流工组”交了“关系”，后来受特警组联系、管教的“自首”人员，渐渐与组内特工熟悉了，一次在闲聊中向组内特工表露说:“我是花了两匹洋布买下个“共产党”。原来他曾以政治嫌疑被流工队扣押，不得获释，家人焦急之余托朋友向流工队特务求情送礼，私下言妥收洋布两匹，但暗示其家属转告“犯人”在受审时要注意顺着特务的问话接应，承认自己有“中共关系”。就这样，他变为“自首”分子而被迫接受管理教育。类似此种情形的在梁系特务机构内不胜枚举。既穷凶极恶，又自欺欺人，是梁系特务的一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