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小时候的那些事》 陈久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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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狼要吃我

　　我小时候住在农村，我家就在村子里高高的山梁上，在那山梁上有六眼土窑洞，土窑洞的后面便是荒凉的野外，再往后边就是很深很深的黄土沟了。那年头，狼很多，经常在村前村后出没，有时候人们坐在了街畔吃饭也能看见村子下面的沟里狼跑来跑去。有时候看见的是孤狼，就是那种独行狼，有时候会是三五成群。它们进了村不是逮羊，就是逮鸡，或者是逮猪儿子吃。狼一进村，全村的狗就负起责任了，狗认真地狂吠，甚至跑到狼群中撵狼。这个年代，狼经常会把大人也吃掉，所以人们便在村子中央建立了山神庙。据说，山神就是管理狼的神，所以小时候对山神爷很尊敬，就怕惹怒山神被狼吃掉。

　　我五岁那年，至今回忆起来，也是记忆犹新。春天的时候，我的父亲母亲都到地里干农活去了，家里就剩下了祖母和我两个人。年已古稀的祖母照看着我在院子里不玩耍。停了一会儿，一位邻居的老婆婆来和祖母聊天，我们这里是说坐炕。我见有了空闲，就独自一人出了大门外去玩，在大门外的街坡上一个弄土玩耍。祖母看见了我不在院子里，喊了几声也听不见回应，就赶出了街上，见我独自一人，就把我带回去。我回家刚坐在了炕上，祖母从灶膛中给我取出了烧熟的山药蛋用笤帚扫干净上面的灰和烧焦的皮，准备让我吃。正在这时，突然院子里翻天覆地，各种院里的牲畜大动起来，所有鸡飞天扬地，瓜瓜瓜叫唤不停，有的鸡已飞到了大榆树上了。所有羊羔都是满院狂奔，却似受惊逃跑的状态，大花狗狠命地狂吠，整个院子里惊天动地，一片恐慌。祖母也顾不得给我吃烧山药了，掀开门一看，一只大灰狼在院子里已含住了一只小羊羔，正在叨上羊羔往墙上冲。我被惊呆了，爬在了窗子上去看。小羊羔被一只狼含在嘴里冲出院墙了。

　　祖母见狼逮上羊羔跑了，才感到后怕。如果祖母迟叫我一步，我便变成了替罪羊，狼就不回院子里来了。后来，村里的一位婶子告诉我母亲，说她在对面早就看见那只狼了，她以为是狗，在我的背后虎视眈眈地盯着我。她总觉得是狗，没有想到是狼。我后来回想起这件事来，总是心有余悸。如果我那次命运不佳，不就早已变成了《祝福》中祥林嫂的阿毛了吗？假如那年月在野外的草丛中只能找到一只鞋的时候，我还会有今天吗？

　　我唏嘘。

　　我惊叹。

　　2.黄土治好了我腿上的镰疮

　　我七岁那年的夏天，祖母去世了。不知什么原因，我的腿上长起了镰疮。先是左腿，初起时在小腿上长起了铜钱大的一个疮疤，痒得很厉害，用手抓破了就是流黄水，一天一天慢慢往开扩散，整个小腿都变成了疮。紧接着，我的右腿也是大片大片的疮疤。两条腿全是疮，我走路也成了拐子。村上的老人们说是镰疮，也有的人说这是一种黄水疮。就是这样两条小腿大面积的是疮，疼痛难忍，大人们也没有带我去医院治疗的想法，只是用些老百姓中流传的偏方来治疗。这是1951年，正是我国缺医少药时期，乡村还没有医院。

　　村上来了一名神秘的游医，手腕上挂着响环。父亲听到后把那游医招入家中。看了我的腿，告了父亲一个偏方，说是用死人的脑瓜壳，在火上焙成粉，撒在疮上就能治好。家里还给游医吃了几顿好饭，游医走后，父亲去了一处乱葬的坟墓中找了一个多年的死人脑壳，捣烂用了半个，在灶膛中焙成焦黄，研成细面，第天给我撒在疮上。撒了几个月也是一点效果也没有。

　　后来，来了一个亲戚，他似乎很有经验，侃侃介绍说，这种疮用一种化学品涂上就能一定治好。这种化学品叫铜绿。父亲好容易找一个纸匠师傅讨要些这种铜绿给我涂上。结果这一次几乎把我疼得要了命。我受些折磨，再也不敢让折腾了，不能让别人作试验了。

　　到了冬天，家里来了父亲的一个朋友，看了我的腿，又告了一个治疗办法。他说：先取那种又绵又细的真正的干净黄土，放在灶火的火上烧红，把变红以后的黄土研成细面，最好是过箩筛网筛过。然后取豆腐一块，把豆腐切成一公分厚的片，长度和疮面一样长，三四寸宽的条，把切好的豆腐片放在蒸笼上蒸二十分钟左右。取出豆腐，把热黄土撒在豆腐上，把撒有黄土的豆腐紧紧贴在疮上，然后用布包裹好，并要捆绑牢。这种黄土豆腐贴在了疮上，两三天后变成了又干又硬的腐干，成了瓦状片，这时就可以取掉了。然后再重新按上面的办法再贴一次，这样贴了三四次，疮面发生变化，疮上黄水没有了，疮的创面也变新了，也不痒了，皮肤也被那干黄土吸收干净了。就这样重复着贴了一个多月，我的腿上的疮奇迹般好了，皮肤也恢复了原状。

　　至今，我的腿上还有疮痕，手指大的几处疮疤仍是那个时候的记录。如今回忆起来，我也惊奇，天下的病都有好治疗办法，只是人们平时找不到秘方，黄土也能治疗好镰疮。这样可怕的两腿镰疮，也只花了几条豆腐的钱。

　　3.睡在了崖畔上的危险

　　我家的院子里全是土窑洞，窑洞的单位有的地方是说一孔两孔，我们那地方是说眼，院子里有三眼正窑，三眼是西窑，全是用土坯券得拱形窑洞。院子是个梯形状，上院有些窄，下院有些宽，大门就在下院。正窑的前面有个花台，花台上长着一株又高又大的大榆树。榆树的外边就是院畔。院畔的外边是绝壁千仞的悬崖，是那种陡峭的黄土崖，下面又是我家的老院。

　　祖母去世后，看家的重担就落在了我身上，父亲和母亲经营着家里的三十多垧耕地，天天很忙，每天天还不亮就早早上地劳动去了。我那年八岁，村里没有学校。我除了看门就是玩耍，的确是很自由。早饭过后把羊群撵出去交给放羊的人，把毛驴赶出去让别人给放去。家里就剩我一个人了。家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可以任意玩耍。

　　那一日，我坐在了大榆树下纳凉，大榆树的主杆不高，树冠却很大，犹如一把大伞，在这大榆树下的院畔上，真是眼界宽，一是可以把全村一目了然，我们在梁顶上，全村的人家都在我的眼底；二是可以看到周围十几里以外的环山，一望无际，远到天边。我上了院畔的土台上，把那土台打扫的干干净净，坐着坐着，就有点儿瞌睡了，我就舒舒服服睡在了那上边，睡下了觉得非常惬意，因为那土台上凉爽的很啊。

　　父亲和母亲中午锄完了地回来了，一推大门，大门紧闭，根本推不开。在外面叫我的名字，院子里没有人答应。二位大人站在了大门外回不了家。父亲攀在墙头上，向院子里四处张望，发现我睡在了院畔的危险地方，睡得是正甜正香。父亲把情况告诉了母亲，母亲顿时觉得非常可怕，她觉得那崖畔很窄，睡在上面如果要翻身，一不小心就会滚落到崖下去的，那可就大势不妙了。母亲让父亲赶紧回院子里救人，再不敢大声惊动了。事不宜迟，要立即行动，一旦要翻身就会出大乱了。据母亲给我讲，我在家中应该是排行老四，前边我是有三个哥哥的，可我一个也没有见上他们，他们早早就夭折了。我是家中唯一活命的儿子，不能让出事。

　　父亲蹑手蹑脚从墙头上翻墙进去，悄悄走到我的跟前，紧紧把我抱起来。并把紧紧关着的大门闩拉开，把我抱回了屋子里去，这样动劲大我也没有醒来。直到母亲做好了中午饭，才把我叫醒。

　　这次惊险是后来母亲告诉我的，说这一次可把她吓坏了。

　　假如我那时从院畔一翻身掉下去，还不是早已粉身碎骨了。

　　我听了也总是觉得后怕。

　　4.我也感染了结核

　　老家有一个哥，说起来也不是我的亲哥，他是我三爷爷的大儿子的大儿子，算是堂兄吧。他高高的个子，长长的脸，因为他的父亲早已去世，他的母亲也早早改嫁了，他就和我那三爷爷、三娘妨经常生活在了一起。1954年村里成立了农业社，哥哥便成了农业社的社员，当年的他也正值风华正茂，是农业社里的强壮劳力，农业社的累活重活都是他的。春天，农业社的社员们给牲畜切草切草的操作那切草刀那可是重活啊。这些重活就是这些年轻人的的，切了几天草，他就觉得身体不舒服，呼吸也有些困难，咳嗽时有了血丝，后来就发展到大口大口的吐血，一次能吐一大瓷盆。吐出的血溅得到处都是。他住的地方和我住得地方紧紧相连。他那时病得非常严重，已经不能劳动了，有时候就躺在我家的炕上休息。他躺在炕上又是咳嗽，又是吐痰，从来都不回避。从丰润镇上请来了一位老中医，名字叫吕月英，在当地是有名的医生。经过诊断，说他得的是痨症，给留下了些药，我记得是维磷补汁、雷米封之类的，让他好服药。后来吐血是慢慢止住了，而咳血总是不止。

　　他不能劳动了，天天就蹲在了街上和那些半瞎子，还有拐腿的坐在了一起下棋，大事小事不能做了。他也没有钱去治病，就等到三娘娘做好了饭回家吃饭。整天在村子里摇来摆去，无所事事，他们连基本的口粮钱也是挣不够，还是农业每年给些救济，将究着糊口度日。

　　那时候落后的农村，我们也不懂他得的是传染病肺结核，也不知道什么是传染病，更不懂隔离和防疫。之后，我就开始了接二连三的起瘰疬，长瘤子。先是额上长出了瘤子，起初感觉有杏核那样大小，慢慢长成鸡蛋那样大，村里人们提供了许多偏方，先是用墨汁在那瘤上写上了散字，后来是涂上了碘酒，有一天来了一个乡医，给留下了两颗黄连上清丸，两颗收了两角钱，吃上一点作用也没有，后来也就越长越大了，长成掌头大了，先是本色肉皮，慢慢肉皮也变红了，疼了几天，时面变软了，按上去和皮球一样。村里有经验的人说，这瘤子熟透了，能开刀放脓了，放了脓就会好了。父亲带上我来了岚县的县城东村镇，住在了一个亲戚家里，就到了东街上的县人民医院里，医院的外科医生给我瘤子上割了一刀，里面填了许多纱布，就让我回到了家里。第二天母亲给我从那伤口里拉出了许多纱布，可是这瘤子一直好不了。实在没有办法了，父亲把我带到了静乐县城的医院里，我们那年代住不起医院，就住在了西关的车马大店里，睡在了大店里的一盘大炕上，父亲每天带我去医院。医院的大夫名叫韩拴劳，是本县下静游村的，他看了我的病说是骨结核，是要用链霉素的，苏联产的每针2.5元。每次给我注射半针，就在瘤子上注射，口服雷米封和葡萄糖酸钙。

　　看病没有钱，农业社分红很低。父亲没有办法，但见那车马大店中每天住得骡马很多，那些骡马天天都要吃草，每斤草能卖五分钱，一天如果能割一百斤草就能卖五元人民币，父亲去了铁匠铺打了一把镰刀，开始了在外边割草卖钱。静乐县城西边有一处很宽阔的树林，人们称西林子，里边的树木沙棘和各种草长得很茂盛，父亲每天带我到医院处置完，就独自去割草。父亲瘦削的身体，体质并不好，每天回来时背着比他身体都重的嫩草，有的时候一天要出去背两次，能卖十几块钱，这样对维持我的看病还是大有帮助的。父亲每天去割草，衣服被染成了草绿色，每天晚上坐在了煤油灯下，拿来一根针，让我给他挑刺。树林中的沙棘针不小心就会扎入手指中，疼的很。父亲忍着痛苦，一把一把的用镰刀割着草，满手的黑刺让我一针一针往出挑，看到父亲的两只粗糙全是黑刺的手，我落下了沉痛的眼泪。

　　这种瘰疬从额头上转移到了耳朵上，从耳朵上转移到了脖子上，脖子上的下去了，脚底心又长出来了。都是先起核，然后化脓，化完了脓又要经过好长时间的治疗才能慢慢的好起来。从小学到中学我基本上是带着这种可怕的结核病上学的。幸好是还没有感染到肺部。有一次动手术检查身体，医生说我得过腰椎结核，两个腰椎已融合在了一起。我回忆起，这也是那个时候的病，那几年经常腰痛，腰直不起来，背部发现了驼背的现象。可是那个年代由于是缺医少药，也没有检查化验的条件，有病也不知道是什么病。

　　现在回忆起来，他的肺结核对我传染的危害太严重了。我现在才深深懂得这种结核病的严重性，虽然没有给我造成残废，但终于也不能做重体力劳动了。我的青壮年时候就是在这样的结核病中折磨和度过的。病痛给我的学习带来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5.求医马家岩

　　这结核病，真顽固，不是这里长瘤，就是那里发病，脖子上的淋巴结核刚好，脚底心就又长起了一个瘤，正好长在了脚掌的中间，先起时杏核那么大，长在了脚底下走路也不方便了，学校也不能去了，书也不能念了。

　　过清明节，我们那地方有个挖甜甘草的习惯，说是这几天挖出为的甜甘草能治百病，又甜，又有味。我也跟上同村的孩子们去了庙儿梁上挖甘草。脚底下有病，不能快行走，只能是一拐一拐的坚持着行走。到了地里好容易找到了一株甘草，挖呀挖，由于用力有点儿大了，把脚底下的瘤给踩破了，流了许多水一样的液体。我感觉到破了，也不敢再挖甘草了。就把铁锨拄上，蹒跚着回到了家里。

　　父亲看见了我这种病也觉得发愁。人们常说：你头上长疮，脚底流脓，坏透了。我刚涉世，还没有成人，到能坏到这种程度，心里真不是滋味。父亲见我这种病不痛产痒，流的也不是纯正的脓，感觉不是一种好东西。

　　我们村里有个窑黑子，就是在马家岩煤矿挖煤的，是父亲的同龄朋友。那几天他也是回村里过清明，知道了我得的这种病。就向父亲介绍说：马家岩煤窑上有个好医生，是下静牛的，姓段，让我去那里看病。吃和他在一起。

　　父亲也是万般逼在无可奈，只好得病乱求医，跟上村里去马家岩驮煤的小毛驴。我骑在了毛驴背上，别的毛驴背上还驮了我吃得粮食。我们村离马家岩也就二十多里路。早晨上路，到上午十点多钏我就去了马家岩。马家岩是较为出名的煤窑，当时的马家岩是静乐县岚县一带的大煤矿，供应着好几个县的民用烧煤。是一道红胶泥沟，沟流着红水，驮煤的人和驴来来往往，挤满了路上和煤声，偶尔也会出现一两辆汽车来拉煤。

　　首先就去了卫生院，找到了那位医生。这位医生面目和蔼，语言明快，说话缓慢，平易近人，是一名祖传老中医。我去了，脱掉鞋袜。他给我清洗地创面，进行诊断。也没有告诉父亲是什么病，反正是施了药，进行了包扎。另外给开了些口服的药。仍然是以结核病治疗。包扎以后我就去了窑黑子那里。

　　那个年代，煤矿工人是没有宿舍的，自己在那高高的黄土崖上挖了些黄土窟窿，和窑洞也差不多。里边也不用泥，用了些木柴棍做个简单的门窗，里面是黑乎乎的，一进门有个能睡三个人的土炕。最后面有一个简易的灶台。煤窑上是不缺煤的，天天就在那里烧火做饭，饭菜也很单调，每天就是熬山药蛋和面条。晚上也是睡在这样的阴暗窑洞里，又闷又热。墙上经常挂着一个电石灯，通宵达旦。他们两个煤窑工人经常是满身油黑，赤条条光着身子睡觉，铺的盖的都是和用黑油漆刷过一样。和他们睡在了一起味道也是很难闻，说不来是什么味，大概也可以说是一种煤窑味吧。我每天吃过早饭，就去卫生所换药、打针。接受完处置以后便自由在窑场里浏览。出煤的窑场离卫生所还有一段卟，估计有200米左右。底下是潺潺流水的小溪，在上面开着一个洞口，洞口上是不整齐的红土，破破烂烂的，那些担煤的就从这洞口出出进进。洞口上放了一台称，那些担煤的穿得是破破烂烂，都是衣不遮体，光着膀子担煤，不是用肩膀，实际是用屁股担，扁担很短，有一米左右，从肩膀到屁股横放一条扁担，前边吊一个大筐，后边吊一个大筐，这样一担煤可以担出了三百多斤煤来，把煤担出窑口，上称称过，把煤倒在了煤场，就返回了窑中。煤窑很是低矮，一般人都直不起腰来，一只手还拄着一根拐才能进出。这些人都是凭担出的煤多少来挣工钱的，担得多，担得少就挣得少。看了那些煤窑担煤工的生存状态，感觉到那种地的就是幸福多了。

　　我是日复一日，过着我的治病日子。就在前边的煤矿办公室看那些公职人员优哉游哉的玩扑克下下棋。那些窑场的卖煤的更是牛气十足，趾高气扬。

　　卫生所在一个高高的土台上，是三间瓦房，一间是人住的，两间是药房，走着一个门。我每天不间断在那里施药，换药，就这样在那煤矿卫生所里治疗了四十多天，我的脚底的疮才算治好了。钱也没有多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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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简  介:　陈久平，中国楹联学会会员，岚县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西岚县老区建设促进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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